對于新朝的未來稅賦問題，黃小剛和黃娜自然是有過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法令的制定與設計方面，也肯定不會用猜拳這種幼稚的方式來做最終的抉擇。

    畢竟，要論財務方面的理論知識，在這個時代黃娜要說自己是第二，誰敢說自己是第一？

    所以，以黃娜的雙學士學位證書做為背書，舅侄倆干脆也不再走什么租庸調(diào)、兩稅法、均稅和募役、魚鱗和一條鞭、攤丁入畝這些彎路，直接給它一步到位進入間接稅的時代！

    在未來的新朝，國家稅賦將分為幾個主要大類：農(nóng)工業(yè)資源集散時收取資源稅同時獲得精確的資源數(shù)據(jù)、農(nóng)工業(yè)產(chǎn)品加工后收取增值稅并同時獲得i指數(shù)、零售商及門店分銷時收取營業(yè)稅并同時獲得i指數(shù)、海關進出口收取關稅獲得進出口價格指數(shù)、高價值商品收取奢侈品稅市場引導及推進高消費、以及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yè)所得稅、房產(chǎn)稅、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稅、印花稅、遺產(chǎn)稅等等的行政稅。

    實際上，早在漢朝就有人對百姓與稅賦的關系作出過總結，他的概括性議論如下：“今農(nóng)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yǎng)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容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四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漢書食貨志晁錯。

    此后的董仲舒敘述秦和漢初農(nóng)民的窮困情況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到了唐的晚期，陸贄仍舊在感嘆：“富者兼地數(shù)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豪強，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于斯。”陸宣公全集卷二十二。

    即便是在后人屢屢稱道的繁華的唐貞觀時代，農(nóng)民的收入也僅夠生活費用。

    當時，寬鄉(xiāng)農(nóng)民受田百畝，如都種糧食，中常年份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diào)，有身則有庸。按律令，受田之丁，歲輸租粟二石調(diào)絹二丈，綿二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歲役二十日，不役者收庸，日絹三尺。

    調(diào)絹二丈加庸絹六丈，正好是兩匹，貞觀年間長期谷賤絹貴，一匹絹得粟十余石，兩匹絹需粟二十余石。

    此外，還要負擔戶稅、義倉地稅，戶稅納錢，數(shù)額不詳，義倉畝納粟二升，受田百畝者，年輸粟二石，以上幾項總計需二十五石左右，因此全年農(nóng)業(yè)種植收入還剩七十五石左右，作為衣食和其他生活費用。

    可別覺得這七十石就足夠多了，前面可是計算過一個擁有至少四口成丁成人的民戶，種植百畝田地每年需要的種子就需要十石，加上至少五十石的口糧，真正給能他們余下的并沒有多少。

    回頭再來說佃戶，比較起擁有公田的自耕農(nóng)而言，佃戶的劣勢是稅賦和租金較高，但優(yōu)點也是有的，那就是不會被限制數(shù)量，你公田一戶限制了可種植的田地數(shù)量，私田卻是多少不限，若是你有本事種得一千畝，按照平均每畝兩成的收獲用來交稅，以及四成的收獲用來償付租費和相關雜項來計算的話，除干打盡還能攢下個平均四成左右的純收入不是？

    此外，作為土地的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富豪們，也會想方設法的去偷稅漏稅，雖然這部分的收益最終還是會落到他們的口袋里，但有了他們在前面頂著，一旦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天災**或是自然災害，身為佃戶的百姓們多少還是會得到一定的賑濟，所以這部分被隱匿的收益更像是一種政府默許存在的社會保險。

    那么，還是回到佃租的問題上來，也即是實施公田法后，對地主們最為有利的選擇，到底是加租還是減租呢？

    當然應該減租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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