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普通的商品可以賭博外，到了鼎盛時期，甚至出現了許多奇特的賭博玩法，比如跟官位有關的升官圖。

    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個“官本位”的社會�！笆�、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

    “讀書萬卷，致君堯舜”，自來便是中國士大夫們的最高標榜。

    士人們的理想道路，便是寒窗苦讀到金榜題名、金殿臚唱，然后從州縣“風塵俗吏”做起，宦海浮沉，最后九轉丹成，出將入相，建牙開府，起居八座，富貴尊榮，光宗耀祖。

    然而，理想歸理想，自古來人稱宦海風波，仕途險惡，能順利地爬到頂點的不過是極少數“福星高照”的幸運兒，大部分是蹭蹬終身，有的人甚至身敗名裂。

    可盡管如此，因為讀書做官幾乎是古代學子們惟一的人生出路，所以這條路上始終擁擠著艱苦的跋涉者，通過仕途上的一級級階梯和一個個關隘，便是他們人生的最大追求。

    于是，有人便將這循序漸進的眾多官階官位和升降辦法匯編一處，制成一種博戲，這就是“升官圖”的由來。

    此戲一出，立即引來無數知音，千余年來風行于世，至今余韻未絕。

    畢竟許多人都說，仕宦本就如同一場賭博，那么用仕途來賭博自然是順理成章的。

    正如前人詠“樗蒲”詩所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

    升官圖最早產生于唐代，當時叫做“彩選格”，據說唐代賀州刺史李郃發明的，宋人高承的事物紀原云：

    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恥路斷。李賀州郃譏之，恥當時職任用投子之數，均班爵賞，謂之彩選。言其無實，惟彩勝而已。

    所謂“彩”，就是骰子的點數，“選”是選官授任之意，“彩選”就是以骰子之彩來決定官職升降，因此又叫“骰子選格”。

    據宋人錢易的南部新書記載，李郃曾撰有骰子選格，可惜今天已經失傳。

    而傳世的骰子選格是唐人房千里所撰，載說郛宛委山堂本，房氏在序言中說，他于開成三年在洞庭湖避風時看到有人玩彩選之戲。

    由此看來，這種博戲產生至今已有十二個世紀了。

    根據房千里所述，骰子選格的道具是一棋局，上面繪有由賤至貴的六十八個官職，最低為縣尉，最高至侍中。

    玩時用六枚骰子，合成種種之彩，大抵“豐貴而約賤”，依此在局中行進。

    局終，“坐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爾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由此看來，彩選完全是由骰子之彩來決定的，這種規則與今天流行的各種兒童游戲棋如“飛行棋”、“旅行棋”等比較相似，屬于骰子類博戲。

    骰子選格問世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興趣，因此從宋代開始不時有人撰制不同的升官圖，如宋代有劉攽的漢官儀、趙景昭的進士彩選，到了明代也有倪元璐的百官鐸、佚名的忠佞升官圖，至于清代，升官圖的花樣更多，有專列京外百官的，專列在京百官。

    有專選文官制的，也有**武職官的。

    還有一種“狀元籌”，專列科舉制各種名銜，由童生、秀才始，至探花、榜眼、狀元止。

    清稗類鈔賭博類記述道：有曰“擲狀元籌”者，用籌馬，以緋多者為勝。

    別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馬軍、四序等名，次第俱得勝彩。

    最大者曰狀元，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遞至秀才，最小者僅一柱。局畢計籌，以分勝負。

    別有一籌曰“場譜”，開載得失高下之數，以杜爭競。

    狀元籌的玩法別具一格，升官圖的玩法與此不同。

    它一般是以某一朝代的官制為依據，在一紙局上列從卑到尊的各種官吏名號，低自縣吏、高至宰相。

    清代以后一般用四粒骰子擲彩，參加者可容二至數人，輪流擲骰，依彩由自職位最卑的官職逐漸升遷或降黜，先至官職最尊處者為勝。

    終局后，職位最卑者按事先約定向勝者納錢若干，稱為“見面錢”或“倒盆錢”。

    擲升官圖的骰彩有多種名號，最基本的四種是依照古代考察官吏的四種“考績”等級即“德、才、功、贓”。

    用四粒骰子擲彩，擲出有兩個四為德，兩個六為才。

    兩個二、三、五算功，兩個幺算贓。

    德才功都可以升級，贓則要降黜。

    除此之外，其他骰彩還有穿花、全色、分相等賞彩和出局、軍臺、革留、交部、休致等處罰的名色，完全采用了清代吏制的各種術語。

    李正躬先生的談升官圖介紹了清代乾隆年間的一張升官圖，“可以說是升官圖中最復雜的了。

    也是用四顆骰子擲，共分德、才、功、良、由、贓六等，變化也格外得多。

    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漢員、滿員，更有捐官、贖罪，以及遇到了所屬上司還得送見禮等等，將清朝官場的規律表現得一點也不遺漏。

    而且還將清朝官場的陋習，像捐官、贖罪等也都表現出來，真可說是一張清代官場的縮影�！�

    確實，升官圖可以說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戲中的投影。

    升官圖具有濃厚的游戲色彩，其內容對熱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強的吸引力，同時又是一種賭博手段，這三種因素決定了它自產生以后一直能夠廣泛流行，幼自兒童，長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愛好者。

    宋人趙必盙的沁園春詞就有：“看做官來，只似兒時，擲選官圖”的句子，正表現了人們對此的心理和這一社會現實。

    并且從宋代開始，骰子選格嬗變出一些形式不盡相同而實質又很相似的博戲，大抵分為兩類。

    一類是將升官圖“超升”為神仙的“選仙圖”。

    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卷三十三云：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失為散仙，次為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幺，凡有過者，謫作彩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可見，選仙圖只是把升官圖的各級官名改為各種名號的神仙，連升遷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樣。

    選仙圖的流行更為廣泛，連皇宮中都有線索可尋。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時，又將其重加增訂，再繪新圖，并將其與銀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賜給大臣，以博戲取樂。

    至于民間坊刻的各種選仙圖，更是五花八門，天津楊柳青、蘇州王榮興、四川綿竹等地年畫坊都曾刻印過選仙圖以及與之相類似的圖譜，供人博戲，甚至本世紀四十年代，仍在民間流傳，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另一類與升官圖相似的是“攬勝圖”，最早見于記載的這類博戲叫“消夜圖”，其內容是游歷，易官名為地名。

    宋人王珪有宮詞云：

    盡日窗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

    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可見，無論升官圖還是選仙圖，它們的主要功能都是賭博，即使在深宮內院，也不例外。

    所以這種玩法在宋朝特別受歡迎，文人士大夫尤其喜愛。

    因為文人士大夫賭博的風氣由來已久，比如魏晉時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處于統治地位，他們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祿，并且有廣大的莊園作為其雄厚的經濟后盾，所以好賭博。

    不過，稍微不同的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不言錢利，所以在賭博中也多不以錢財為目的。

    而是希圖在自由、活躍、緊張的賭場上尋求精神上的超脫和享受，在放蕩不羈的行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獲取一個通脫曠達的名聲，尋求一種對名士風范的認同感。

    比如西晉大名士王衍，與彭城王司馬權賭射，贏了司馬權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

    司馬權對王衍說：“你如果想把它作為坐騎，我無話可說，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頭牛來換它。既不耽誤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愛之物�！�

    但王衍視寶物尤如糞土，二十頭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會司馬權的請求，毫不猶豫地“遂殺噉”。

    其人揮金如土，放誕豪侈的風度可謂驚世駭俗。

    東晉一流名士、宰相謝安，在決定東晉存亡的淝水大戰前夕，為了安定人心，也意態閑適地與謝玄以圍棋賭別墅。

    平時謝玄總是占上風，但此日謝玄因大敵當前而心神不定，竟輸給了謝安。

    謝安隨即回頭對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曇道：“這座別墅就送給你了。”

    這場賭賽與王衍賭牛同樣可謂豪賭，也同樣地不以所賭珍物為意，雖然后者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但二者前后相隨，互相認同的心跡仍歷然可尋。

    在這樣一種風氣影響之下，所以當時的士大夫無論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參與到賭博潮流之中。

    少數有識之士如陶侃、庾翼雖大聲疾呼反對賭博，但在這股潮流之中顯得微弱而蒼白。

    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在當時被認為是稀罕的事，竟被記入正史的本傳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賭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賭博之廣泛也不遜于魏晉，僅就知名度較高的唐代詩人而言，參賭或嗜賭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溫庭筠以“詩酒輕狂”、放浪形骸而聞名于世的固不必論，就連自稱“每飯不忘君”的“詩圣”杜甫和人稱“百代文宗”的韓愈也不諱言喜歡賭博，其他如陳子昂、王翰、崔顥、高適、岑參、李益、白居易、劉禹錫、元稹、張籍等人，都可在其詩文、傳記中不時看到本人或他人賭博的記敘和描寫、議論，如李白寫的：

    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

    以及高適的：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

    連杜甫青年時代，都曾寫過一首今夕行，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士大夫賭博風氣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愿，家無儋石輸百萬。

    就連韓愈和白居易，一個提倡“文以載道”，以續周孔道統自任一個主張“詩以采風”，自稱“十首秦吟近正聲”，以諷喻詩為民請命，在歷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這樣強調仁義道德的人，同樣毫無顧忌地追求聲色貨利，“好博盨之戲”。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代表了唐朝后期以來士大夫整體的社會傾向。

    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為己任一方面經濟條件改善，著意追求人生享受，聲色犬馬，無所諱言。

    而且這樣一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宋代，因為趙宋王朝號稱“與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在這個時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優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經濟條件之優裕，就整體而言，是歷朝所無法比擬的。

    正由于此，因為經濟待遇及其優厚，所以這時的士大夫們更是喜歡賭博，但又頗有魏晉逸風，并非著眼于錢財，而是更在于娛樂和刺激本身。

    像是淵鑒類函記載了如下一則軼事，頗能說明此意。

    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

    也就是說一個晚上輸錢達三十萬之多，不可不謂巨，但仍然安臥如常。

    贏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連封條都懶得打開來清點一下，他日又原璧輸還。

    連著名的愛國詩人陸游也特別喜歡飲酒和博戲，在當時頗引人注目的。

    包括此時盛行于城市之中的關撲，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參加，夷堅志和元好問的續夷堅志中都有士大夫關撲的軼事。

    當然，這類賭博對于士大夫來說根本是廉價的消遣游戲，錢物的輸贏完全不在意下，更注重在這里面尋求刺激，而更多的是尋求刺激，圖個樂子而已。

    所以，李小魚他們一幫武舉生和文舉生約定比試寫詞的事情轟動全城時，也引發了一場場的滔天賭局，引得無數多的文人士大夫紛紛參加，大手筆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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