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的話，武舉才算是真正的發(fā)揚光大，因為清代武舉同文舉一樣，許多方面沿襲明朝的制度規(guī)定。

    像是清代武舉在進行鄉(xiāng)試之前，要進行資格考試和武學進學考試，即所謂的武童生考試。

    童生試報考條件是極為嚴格的，需要由本縣擔任武舉、武弁、武生的教習官將所教習的武童開明具結，并將同姓之人匯聚一起，如有作弊行為，要責罰教習官。

    同時，對在職人員的子弟，實行考試回避制度。

    清代武鄉(xiāng)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子、卯、午、酉為正科，慶典之年舉行的為恩科，直隸和奉天的舉辦地在順天府，其余各省在本省布政司。

    與明代武舉相同，考試安排在文舉鄉(xiāng)試后的十月，分三場進行：第一場馬箭；第二場步箭；第三場策論。

    清朝初年，試策二篇，論一篇。

    由于應武的人大多不善于文章，因此，嘉慶十二年停考策論，用默寫《武經(jīng)》代替，不會寫或亂涂寫的都被視作不合格。

    康熙時規(guī)定武鄉(xiāng)試錄取名額為文鄉(xiāng)試的一半，并兼顧八旗科考之人的錄取。

    武鄉(xiāng)試發(fā)榜后，考官和新科武舉要參加“鷹揚宴”，以表示新科武舉如雄鷹飛揚。

    鄉(xiāng)試后的第二年九月，各省武舉人在京城舉辦武會試。

    咸豐九年，曾一度改為八月。

    武會試以兵部侍郎為知貢舉官，以御史四人為監(jiān)視，兵部滿、漢司官各一人為提調(diào)。

    考試場次、科目與武鄉(xiāng)試相同，均為三場（馬箭、步箭、策論）。

    武會試之后，十日內(nèi)舉行武殿試，具體日期由兵部擬定之后奏請皇帝批準。

    嘉慶以后，確定武舉甲第名次以馬、步箭、石、刀、弓的水平高低為依據(jù)，一甲以及二、三甲前十名有皇帝欽定。

    所以，綜上所述，簡單一點來說的話，清代武舉考試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等級進行。

    (1)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

    (2)鄉(xiāng)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

    (3)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

    (4)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

    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堤及第”資格。

    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

    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

    需要說明，清朝武舉的殿試規(guī)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

    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并賜給武狀元盔甲。

    然后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

    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相比宋明兩朝，算是很風光了。

    不過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

    狀元自然是出盡了風頭，登第后的三天內(nèi)，可以披紅掛彩，上街夸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殿試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

    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

    當時規(guī)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

    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

    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wèi)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wèi)。

    雍正五年(1727)規(guī)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wèi)，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wèi)，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wèi)，其余全在兵部注冊授予守備等營職。

    雍正以后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為準，沒有太大區(qū)別。

    至于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shù)也有定額。

    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

    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

    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tǒng)治者效命。

    至于考試辦法的話，在此之前，像是唐朝，大概有一下幾種。

    1、長垛。

    “長垛”項目的課試方法為：“畫帛為五規(guī)，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

    “規(guī)”即“院”，如今之環(huán)靶。

    “長垛”規(guī)則規(guī)定：應試者用石弓和六錢之箭引射，三十發(fā)不出第三院為第，入中院為上，入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

    2、馬射。

    “馬射”又名“騎射”。其課試方法為：“穿土為埒，其長與垛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

    馬射法還規(guī)定：應射者于馬上持七斗力的弓，馳馬弓射，全部射中為上，或中或不全中為次上，全都不中為次。

    3、馬槍。

    “馬槍”是測試馬上用槍技能的方法。

    具體為：斷木為人，戴方版于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

    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

    “馬槍”課試法還規(guī)定，“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

    刺中三版或四版為上，二版為次上，一版及不中為次。

    4、筒射。

    《新唐書·選舉制》云：武舉課試內(nèi)容有“筒射”。“筒射之箭，長才尺余，剖筒之半，長與常弓所用箭等，留二、三寸不剖。

    為筈以傅弦，內(nèi)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為一竅，穿小繩系于腕，彀弓即發(fā)，豁筒向手，皆激矢射敵，中者洞貫，所謂筒射也”。

    5、步射。

    《新唐書·選舉制》云：“步射”為射草人，中者為上，雖中而不法者為次上，雖法而不中者為次。

    6、穿劄。

    《通典》中有“穿劄”的測試方法，即以弓射鎧甲，穿透甲片測試弓力。

    7、翹關。

    《文獻通考·選舉七》云：“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后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

    “翹關”是一種舉重力課試方法，要求手持門關之一端舉之。

    8、負重。

    《文獻通考·選舉七》云：“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

    “負重”是一種測試負重力和耐力的課試方法。

    9、材貌。

    “材貌”是身體素質(zhì)外型挑選。以身高六尺以上，“軀干雄偉”者為次上，以下為次。

    10、言語。

    要求在課試提問中“應對詳明，并有神采，堪統(tǒng)領者為上，無者為次”。

    總之，作者菌能查到的大概就是這些了，因為唐朝創(chuàng)立的武舉制度，在中國武術史上是一件大事。

    武舉內(nèi)容的確立，實際上是對武術精煉化、規(guī)范化研究發(fā)展的結果。

    另外，武舉的創(chuàng)立，實際上又是對武術本身的推廣。

    仕宦之誘，無疑能激發(fā)更多的人的習武熱情。

    武舉制的影響和意義不可低估，這種面向社會各階層選拔武勇之才的方法，為此后歷朝歷代所沿襲。

    可是很遺憾，到了后面的宋朝開始，古代中國文人重文輕武，因此對于武舉的記載就極少。

    《新唐書·選舉制》認為“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這使得我們今天沒有更多的資料一窺唐代武舉的全貌，殊為可惜。

    《文獻通考·選舉七》按云：“然郭子儀大勛盛德，身系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眾，獨軼武舉，亦一欠事。”

    一直到了清朝，因為離得我們比較近，所以才又有了一些關于武舉的零星記載，其實清朝差不多與明代一樣，武舉也是分為一、二、三場進行。

    一、二場試了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策論武經(jīng)，稱“內(nèi)場”。

    一場試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fā)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

    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

    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fā)三中為合格，所謂“技勇”，實際上主要測膂力，一共三項。

    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

    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二項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閱刀過頂、前后胸舞花等動作。

    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第三項是拿石碩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型，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

    考場還備有三百斤以上的出號石碩。

    石號應試者自選，要求將石磺提至胸腹之間，再借助腹力將石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獻印”，一次完成為合格。

    凡應試者，弓刀石三項必須有兩項為頭號和二號成績，三號成績未超過兩項者為不合格，取消三場考試資格。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nèi)場”，相當于文化課考試。

    內(nèi)場考試對大多數(shù)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

    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于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

    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

    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

    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

    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jīng)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于內(nèi)場，于是干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jīng)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

    這樣一味遷就，使內(nèi)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罷了。

    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極盛，經(jīng)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粗魯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也正是因為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zhèn)淙瞬牡膯栴}，所以清朝的康熙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tǒng)界限，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

    這是由于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

    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

    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試制度培養(yǎng)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亦文亦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壇上出將人相之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頻繁的御侮戰(zhàn)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zhàn)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zhì)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guī)，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xù)下去。

    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主張各省創(chuàng)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yǎng)新式軍人。

    遺憾的是，榮祿的倡議并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朝臣的響應，一拖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武會試。

    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了起來，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于被宣布廢止。

    可惜這已經(jīng)太晚了，僅僅十年后，大清帝國便宜告滅。

    當然，不管怎么說，武舉還是有其特俗的歷史地位的，畢竟也算是為武人打開了一條出路。

    像是古代科場的最高榮譽是“獨占三元”。

    即一個人得了三個第一名：鄉(xiāng)試第一解元，會試第一會元，殿試第一狀元。

    大家知道的較多的，可能只有文舉的連中三元，其實武舉也有連中三元的說法，像是清朝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

    說來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獨占“四元”。

    他本來是明朝崇禎十二年(1639)浙江武鄉(xiāng)試的解元。

    入清以后，又參加新王朝的武舉，獲順治八年(1651)武鄉(xiāng)試解元，接著順治九年武會試獲會元，殿試又得狀元，是名符其實的“連捷三元”。

    王玉體貌偉岸，武力絕倫，甚得順治賞識，曾任天津鎮(zhèn)總兵等職。

    包括后來的武狀元馬全，原名馬瓊，山西陽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進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擊。

    可是他因與同僚某人語言失歡，發(fā)生斗毆。

    某人敵不住馬全，由衙門逃到城門外，馬全騎馬追到城濠的橋上，兩人再次奮拳搏斗，后來竟一起落人城濠。

    因為這件事，他被參劾罷官，只好流落北京。

    過了幾年，他改名馬全，重新參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鄉(xiāng)試，取得武舉人資格。

    第二年(庚辰科)參加武會試、殿試，居然以優(yōu)異成績獲取一甲一名武狀元。

    殿試外場的時候，乾隆認出了這位技勇出眾新科狀元馬全，其實就是幾年前的武探花馬瑔。

    馬全不勝惶恐，乾隆愛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馬全重新獲得為國效力的機會。

    后來，他參加了平定金川叛亂的戰(zhàn)爭，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職。

    馬全的經(jīng)歷成為清代武科膾炙人口的佳話，也算是值得欽佩吧，大家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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