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至于茶馬互換的運作情況的話，首先，茶與馬的互換辦法是，一般為一馱茶換一匹馬。

    需要說明，這里的“茶”主要為博馬茶，賣茶場所賣的茶葉分為兩種，即博馬茶與雜賣茶。

    雜賣茶可由吐蕃商人和當地居民用現錢和貨物購買，一般名山茶專用博馬，必須“候年額足數，方許雜賣”。

    因為“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如果把名山茶“與蕃商以雜貨貿易，規取厚利”，結果會“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緣此遂不將馬入漢中賣，有害馬政”，嚴重影響戰馬的購買。

    同時，政府還利用價格因素來促進戰馬的獲得，特規定博馬茶的市價低于雜賣茶的價格。

    至于茶與馬市價的計算，則是要依據茶的優劣和馬的駿駑而定，“如馬價高茶價少，即將余數以銀，絀絹及見錢貼支。”

    “內銀，納絹并依逐處在市見賣實價紐折，不得有虧官私，其見錢仍計每匹價值，不得過十分之一。”

    “如不愿請銀絹等，只愿以余數算請零茶，亦從其便。”

    “如馬價少茶價高，即許貼錢請茶，或合并就整請領，或據錢數算請零茶。”

    職官四茶與馬的比價也受供求關系和民族關系的影響，像是北宋神宗后，馬源充足，致使馬賤茶貴。

    而到了崇寧年間，由于馬價開始上升，一般的馬需茶一百斤左右，良馬則需二百斤以上，“馬價分為九等，良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中等者二百二十斤，下等者二百斤。”

    “綱馬六等，每匹分別折茶一百七十六斤，一百六十九斤，一百六十四斤，一百五十四斤，一百四十九斤，一百三十二斤。”

    “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陜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于名山歲運二萬馱。”

    “今陜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二千匹爾，而并用陜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

    其價已十倍于從前，甚至“巖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十馱茶。”

    不過，從整體來看，茶馬比價基本保持穩定，即“一馱茶易一上駟”，還是符合價值規律的。

    而說到宋代四川榷茶法與資本主義萌芽。

    首先則是宋代四川茶業領域出現了一些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

    比如像是商品經濟的發展。

    不用說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宋代的商品經濟很繁榮，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看到店鋪林立，人來人往，一派車水馬龍的景象。

    “至門約十里余，其余坊卷院目縱橫萬數，莫如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

    “屋宇攤壯，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零售交易較普遍，商人間的交易也是很大的。

    一直到南宋時，“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

    可見貿易之繁榮。

    那么，在繁華的汴京如此，在四川的情況又如何呢

    宋代的成都“萬井云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于通逵，層樓復閣蕩摩乎半空”

    “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布市;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少，顛迷醉昏。”

    是“西蜀之會府，舟車所通，富商巨賈，四方鱗集，征人之夥，獨甲他郡。”

    商品經濟同樣非常發達，每年商稅達四十萬貫以上，可以與都城開封相比。

    北宋每年商稅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開封，成都府，興元府，這三個城市每年商稅額在北宋中期都達到四十萬貫以上。

    所以成都已成為北宋四大商業中心之一。

    在四川沿線上也是“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

    同樣，四川茶業領域也很興盛四川“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可見規模是很大的。

    由此可知，宋代四川的商品經濟已很繁榮。

    其次是貨幣經濟“交子“的出現。

    要知道交子最早就是出現在宋代四川，政府“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面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

    “益州豪民十余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木屋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

    “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

    “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每歲絲蠶麥米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

    可見，交子是由成都的富商“連保”集資，印造的。

    交子在茶業經濟領域中是很活躍的，“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

    茶業領域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從另一方面也證明宋代四川茶業經濟的確已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準備了前提條件。

    還有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存在。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生，除了需要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外，還需具備其他條件，即“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渴望由別人勞動力的購買來增殖他所占有的價值量。”

    “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勞動者，他是自身的勞動力的出賣者，從而是勞動的出賣者必須相互對立而發生接觸。”

    包括列寧也說“所謂資本主義，是指商品生產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不僅人類勞動產品是商品，而且人類勞動力本身也成了商，宋代四川茶業領域里貨幣，生產資品。”

    那么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如何呢

    由于史料不足，無法肯定回答但雇傭勞動已發展到相當規模，如四川“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又“光義等各為雇召工人，每日雇錢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

    制茶18斤，需工人4個，則200斤需44人，那么5萬斤，就需要11萬個工人，六七十萬錢。

    一萬多工人在一個大茶園里勞動，他們當然有技術分工了。

    其實，宋代四川的雇傭勞動非常普遍，“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如四川邛州的一些農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可雇其充使分擔負也。”

    怪不得宋人這樣說“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余，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

    茶業經濟領域雇傭勞動者的身份問題，由于史料問題，不太好確定，不妨來看一看鹽業領域的情況，且看北宋四川陵州知州文同的上奏“井研縣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成泉，粥煉鹽色。”

    “后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遂與宮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奸，恣用鐫琢，廣青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

    “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所謂卓筒井者，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

    “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來此俯身賃力。”

    “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奸盜，靡所不至，已后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切緣井戶各負借人驅使，雖知其如此橫滑，實亦無術可制。”

    可見鹽業領域的雇傭勞動也非常普遍，每一家需役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還比不上大多數茶園戶所雇的工人數。

    這些勞動者是從他州別縣跑來出賣勞動力的，是自由的勞動者，乃“浮浪無根著之徒。”

    平時，他們“俯伏低折“地給雇主勞作;不如意時，就會“遞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直，偃蹇求去”，甚至跳槽，轉到另一家去干，成為家常便飯。

    “已后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雇主對此也無可奈何，“實亦無術可制”，可見，這些勞動者是很自由的。

    還有就是包買商經濟預付款的出現。

    也就是在宋代四川的茶葉生產中，已經出現了了商人向茶園戶預付本錢的情況，一般情形下，商業資本只在流通領域內運作，不參與生產過程，商業資本轉向生產過程時，表明包買主開始控制生產者，“包買主專門從事銷售產品和收購原料的商業業務，并且通常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使小手工業者從屬于自己。”

    這樣，商業資本開始向產業資本轉化，這也表明商業資本已發展到一定水平，而“商業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

    和社會觀念的更新。

    宋代對待商業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政府在開國初期，就發布了一些“恤商“的詔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筐搜索。”

    “榜商稅則例于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神宗時，又規定“減免汴京國門商稅數十種，稅錢不滿三十文的免征，運貨至邊易轉勿稅，石炭至京不征“為了保證詔令的實施，嚴防官吏欺壓商賈，特規定“滯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不僅如此，而且在服飾，科舉方面也較漢代有重大改變，如“今后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卷，“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明確規定商人可以騎高頭。

    而且商人中的“奇才異行者，還可以應舉，這些政策對商人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從而也促進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乃至于我們再來看一看宋代士大夫對商人及商業的看法。

    陳耆卿說“古有四民，日士，日農，日工，日商。”

    “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藝，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

    以及南宋葉適則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他們都認為商業與士農工一樣也是“本業”，不應加以抑制。

    黃震說得更好“國家四民，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認為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平等。

    因此宋代四川從事商業的人也很多，其中茶商最多，“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

    甚至曾以“君子不言利”自詡的士人也在經商了，如四川士子在科舉時總是遲到，原來是因經商所誤，“蜀士嗜利，多引商貨押船，致留滯關津。”

    此外，一首詩也形象地表明了宋代士人販茶的情況。

    “山園茶盛四五月，江南竊販如豺狼。”

    “頑兇少壯冒嶺險，夜行作隊如刀槍。”

    “浮浪書生亦貪利，史笥經箱為盜囊。”

    “津頭吏卒雖捕獲，官吏直惜儒衣裳。”

    “卻來城中談孔孟，言語便欲非堯湯。”

    “三日夏雨刺昏墊，五日炎熱譏旱傷。”

    “百端得錢事酒灸，屋里餓婦無糇糧。”

    “一身溝壑乃自取，將相賢科何爾當”

    可見，宋人已將義，利統一起來了，蘇洵說“義利，利義相為用”。

    王安石也說“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

    甚至連婚姻也不論門第而論財了，“進士登科娶妻論財”，由此，宋人對商業的癡迷可見一斑，怪不得連士人都要經商了。

    最后就是宋代四川茶業領域未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因了。

    雖然宋代四川出現了一些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但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如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交子“的出現;雇傭勞動的普遍存在;包買商經濟預付款的出現，都是在四川實施通商法時，發展得較好，可通商法并未貫穿兩宋四川的始終，后來被茶馬法，茶引法所取代，這些有利因素的發展趨勢就不那么樂觀了。

    宋初在四川實施通商法時，商人可以與茶園戶自由交易，商人積極投入茶葉貿易中，因這一領域獲利很多，“商于海者，不寶珠寶，則寶犀瑁;商于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銘”。

    以致出現了商人向茶園戶預付貨款的現象。

    可自從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政府實施茶馬法后，政府禁止商人與茶園戶直接交易，政府直接收購茶園戶的茶葉，商人只能從政府手中購買茶葉，預付款這種信用形式被由政府給茶園戶的茶本所代替，“茶官又于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強表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依，仍令出息二分”。

    “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錢，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

    可見，表面上為茶本，實際上卻破壞了茶園戶的生產條件，“是官于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

    “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由于商人與政府之間的分利關系，當商人在茶業領域獲利不多時，就會把商業資本從茶葉貿易中拿出來，“自茶法榷行以后，商旅更不興販，所收稅錢絕少”，又“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

    現在茶業流通領域出現了障礙，當然會對茶業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而商業資本天生就喜歡追求利潤，當其從茶業領域退出后，就會轉向他處。

    土地被認為是風險系數最小的財產，又能源源不斷地生息。

    因此，許多商人把資本用來購買土地，即“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如四川的一位商人發達后，就曾大量購買土地，“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澤之利，不過數年遂為富家翁，是昔之十頃田，五畝宅，革而為百，革而為千，以至于億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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