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公元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機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后，此后，南下中原一直是耶律阿保機的夢想，是耶律德光父子始終不渝的基本國策。

    在具體實施上，分兩步走，其一“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以建立幽云藩屬。

    其二“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貽后世無疆之福。”

    由此，耶律阿保機時期的中原政策早在取代遙輦氏成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之前，耶律阿保機就已經(jīng)敏銳地意識到河東在契丹南下中原中的重要意義。

    但由于當時阿保機羽翼未滿，實力尚弱，還需要中原勢力的支持。

    因此，阿保機采取攜手河東，遠交后梁，首先經(jīng)營幽燕的策略，但“仁恭嘯傲薊門”的局面對契丹南下極為不利，而晉王李克用在與后梁爭戰(zhàn)不利的情況下，決定北聯(lián)契丹，這為契丹南下提供了契機。

    到了天韋占二年十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云州，約為兄弟。”

    阿保機方與河東相約“今冬共擊梁”，但“歸而背盟，更附于梁”相約“共滅沙陀”，對河東玩弄了兩面手法。

    又到乾化三年，李存勖兵滅仁恭父子，將幽州收入囊中。

    阿保機利用河東勢力，為順利南下開辟了道路，但也意味著此后在逐鹿中原上與河東直接對抗。

    幽州人晉后，周德威為盧龍節(jié)度使，他“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guān)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

    此后神冊二年，阿保機利用李存勖與后梁相攻之機，在盧文進的引導下舉國南下，包圍幽州，迫使李存勖抽調(diào)前方主要將領(lǐng)李嗣源等率步騎七萬前去營救

    后一直至阿保機末年和德光初年，幽州雖地屬李氏，但契丹一直沒有放棄對幽燕的爭奪。

    在晉初之時，終歸于契丹，阿保機先與李克用結(jié)盟，使自己迂回到幽燕西北，這不僅利于阿保機對幽燕的包抄和控制西南邊陲，而且與此間占領(lǐng)的營，平二州互成犄角之勢，既確定了今后進攻中原的基本模式，同時，為討平渤海，消除南下的后顧之憂提供了安全保障。

    梁末唐初，阿保機為全力南下，決定先去除渤海在背后的威脅。

    他一方面舉其眾討渤海，令托諾，盧文進據(jù)營，平等州，騷擾燕薊;另一方面，又恐后唐乘虛襲之，派梅老鞋里修好于唐，制造體兵通好假象。

    在天顯元年正月，平渤海，返回途中，阿保機接見后唐告哀使，供奉官姚坤。

    對于會見的具體經(jīng)過，資治通鑒卷275有如下記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日“我朝定兒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日“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飾說，毋多談”

    又日“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zhàn)急，于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馀，復召之，日“河北恐難得，得鎮(zhèn)，定，幽州亦可也。”

    于是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通過上述史料，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機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干涉唐政，未遂。

    從最終未殺姚坤看，此時身在遼東的阿保機還不能力敵中原，他決定“先禮后兵”試圖抓住對中原局勢的主動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

    第二，阿保機以軍事相威脅，以結(jié)盟為誘餌，索要鎮(zhèn)，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監(jiān)督統(tǒng)領(lǐng)”下的“藩輔。”

    第三，“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才是阿保機的最終目的。

    可見，遼太祖阿保機南下中原的策略并非一成不變，既有遠交后梁以攻幽州，又有從幽州東西兩翼之營，平和云，朔，以致其西南，東南形成南下中原包抄幽州的鉗形攻勢，還有與后唐外事交往中的競爭和討價還價。

    還有就是耶律德光時期的中原政策。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從時間上看，契丹中原政策的實施大致經(jīng)過了前后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自天顯二年至天顯九年為第一階段，天顯九年至會同六年為第二階段，會同七年至大同元年為第三階段。

    天顯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后屢屢南下，但遭到后唐反擊，損失慘重。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述律太后為首的草原本位主張的掣肘，另一方面由于后唐悍將王晏球，杜重威勇猛善戰(zhàn)于是德光改變策略，“數(shù)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

    該階段，德光曾12次遣使中原，從通使內(nèi)容看，契丹呈現(xiàn)劣勢。

    不過，通過對后唐的物質(zhì)求索，契丹也獲得不少利益。

    這一時期，契丹成為中原的主要貿(mào)易伙伴，在中國南北方貿(mào)易額大幅增加的同時，互市范圍也從云州，幽州進一步擴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從珂即位后，河東節(jié)度使石敬塘急于尋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后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愿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與此同時，耶律德光也說服述律太后，同意舉兵助晉滅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駐扎在云，應(yīng)以北的幾十萬大軍突入雁門關(guān)，迅速解除太原之圍，石敬瑭即皇帝位。

    這樣，利用中原內(nèi)部矛盾，耶律德光輕取幽云十六州，此后至天福八年以前，對后晉實施了“高座監(jiān)督下的傀儡”統(tǒng)治。

    到了會同七年，德光開始實施滅晉計劃，滅晉前，他一方面加強與南唐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利用漢將趙延壽欲稱帝中國的野心，許諾他得中原后，立其為帝。

    趙延壽“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原之策”引，成為南下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主要謀劃和實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懷異志，為促降，德光稱“趙延壽威望索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

    于是，杜重威二十萬晉軍主力釋甲投降。

    同時，對南唐主李璩稱“晉少主逆命背約，字貽廢黜，吾主欲與南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其實皆戲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遠交近攻戰(zhàn)略，一面又將隋，唐朝以來，中原政權(quán)曾對北方游牧民族采取過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漢攻漢”，“以漢制漢”，“以漢治漢。”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駕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

    對征服后的中原，遼太宗充滿了驕傲，樂觀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zhàn)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現(xiàn)實并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將倒戈與百姓揭竿抗擊的浪潮之中，劉知遠更是趁機在太原稱帝，更有可能將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軍與草原攔腰切斷，于是迫不得已之下，遼太宗決定北返草原，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新占領(lǐng)區(qū)的統(tǒng)治方略。

    隨著遼太宗病死欒城，其一統(tǒng)天下的理想也最終成為泡影。

    此后，遼世宗繼續(xù)太宗時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漢，牽制打擊后周。

    但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爭后的契丹遼朝，廣泛存在厭戰(zhàn)情緒，諸部叛附不定，遼世宗皇權(quán)不穩(wěn)又醉心南下，終于招來殺身之禍。

    至于耶律瑕時期的中原政策的話，遼穆宗耶律璨統(tǒng)治時期，契丹對中原的政策發(fā)生重大調(diào)整。

    穆宗即位后，契丹遼朝中卵翼北漢以牽制后周，緩和與中原關(guān)系，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開始占據(jù)主導地位，將底線定在了幽州。

    后周廣順年間，后蜀不斷聯(lián)絡(luò)北漢，南唐夾擊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會生產(chǎn)得到恢復和發(fā)展，政局穩(wěn)定，有效防止了來自包括遼朝在內(nèi)的周邊勢力的圍攻。

    不過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即位似乎給契丹，北漢帶來再次覬覦中原的機會，保大十二年，遼穆宗“遣其舅來南唐，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

    也就是這樣，自后晉以來契丹與南唐建立起來的交聘關(guān)系，就此斷絕。

    此后，遼穆宗對中原政策的調(diào)整突出體現(xiàn)在其對南唐的態(tài)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間，在后周打擊下，南唐形勢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攜蠟丸至遼朝求救，寄希望遼朝從北方牽制中原，但遼穆宗卻托辭敷衍。

    應(yīng)歷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shù)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陳處堯竟卒于契丹。

    然而，當周世宗準備攻打幽州時，穆宗親臨南京，并將主力陳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遼高粱河一戰(zhàn)，再次顯示了契丹實力。

    可見，幽州才是契丹遼朝的最后底線。

    從總體上看，遠交近攻是遼太祖，太宗時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貫政策。

    阿保機欲得幽州，先是遠交河東晉王，近攻燕王劉仁恭;接著，遠交后梁，近攻河東之幽燕，為耶律德光盡有幽云打下了基礎(chǔ)。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繼續(xù)采用遠交近攻政策，遠交南唐等江南政權(quán)，近攻中原，實踐混一天下。

    在具體運行上，則“覘國勢而為去來”，又靈活機動執(zhí)行。

    世宗繼續(xù)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則實行保境睦鄰的對外政策。

    可見，南下是契丹遼朝根本國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體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等為代表，主張遠交河東而近攻幽燕，遠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薊，積極南下，通過軍事征服中原，實現(xiàn)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后為代表的一，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派認為，草原有“羊馬之富遠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張“以三千騎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過數(shù)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

    對述律后的主張，阿保機表面認可，但隨后即在盧文進導引下，親率30萬契丹大軍進圍幽州達200余日，直接影響了河東滅梁進程。

    前者的政策主張占據(jù)了主導地位，阿保機病逝后，述律后曾一度攝政，她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以契丹傳統(tǒng)的殉葬制度為借口，向曾跟隨阿保機進行激烈軍事擴張的貴族開刀，大殺功臣。

    而德光繼位后，不僅沒能按照述律后的意圖發(fā)展，而且將阿保機“把捉”鎮(zhèn)，定，幽州的計劃發(fā)展為“混一天下”，圖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從而使二者的分歧進一步表現(xiàn)為南下的目標上，但由于當時一切國事皆由述律后參決其間，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顯二年，為應(yīng)援王都，契丹軍在定州，曲陽之戰(zhàn)中慘遭后唐悍將王晏球和趙德鈞打擊，全軍覆沒。

    南下受挫后，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后更加謹小慎微，“應(yīng)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而視之，輒惺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直至天顯十一年，石敬瑭派趙瑩等傳信于契丹西南路招討使盧不姑求救，德光請求述律后出兵討伐李從珂，均遭否決。

    無奈，遼太宗只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來說服述律后“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助，你須去。”

    時值趙德鈞遣使至契丹，表示歸附;河東石敬瑭又派桑維翰來告急，愿以燕云十六州之地和三十萬歲幣換取契丹援兵。

    在這種情況下，述律后遂許興師，雙方的分歧暫時調(diào)和。

    援晉滅唐的成效遠遠超出了太祖阿保機的原有計劃和設(shè)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躊躇滿志，謀圖稱霸中原對此，述律后頗不以為然“使?jié)h人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后日“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日“石氏負恩，不可容。”

    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日“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幽云十六州歸屬契丹后，契丹國家實力迅速增長，述律后的阻攔也變得蒼白無力。

    此后直至出兵滅晉，積極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張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遼太祖之后，契丹內(nèi)外各種矛盾爆發(fā)出來，漢將趙延壽自稱權(quán)知南朝軍國事，公然表示自己對中原統(tǒng)屬問題的不滿，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于北歸，東京留守蕭翰也離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晉末陷于契丹的州縣，皆歸后漢所有，幽州等邊界的漢人也因北方饑荒，時有歸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同時，以述律后為代表則主張由阿保機三子太叔李胡繼統(tǒng)，皇位爭奪使契丹內(nèi)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在耶律屋質(zhì)等大臣的斡旋下，雖然避免了大規(guī)模內(nèi)戰(zhàn)的發(fā)生，但交織于其間，契丹統(tǒng)治階層在中原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卻更為明朗。

    遼世宗耶律阮即位時，經(jīng)過連年大規(guī)模南伐的契丹國家人民疲敝，財政深受影響，國人不附，諸部數(shù)叛，改變大規(guī)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遼世宗并無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祿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會之北漢，與酋長議于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

    此后，在對中原政策問題上，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終于取得了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契丹內(nèi)部有關(guān)南下中原政策爭論的主要內(nèi)容有三要不要占領(lǐng)幽州采取怎樣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體表現(xiàn)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奪草原必須的物資，財產(chǎn)，人口還是占領(lǐng)鎮(zhèn)，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馬之富還是征服中原是和漢還是混一天下

    對此，述律后等的主張和對農(nóng)耕文化的認識雖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于契丹接受先進文化和促進草原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

    但事實證明，這是當時從草原游牧經(jīng)濟出發(fā)較切合實際的選擇。

    而以阿保機和德光為代表，圖霸中原的主張，也正因適應(yīng)了契丹國家上升時期廣大貴族開疆拓土，擴大經(jīng)濟利益等物質(zhì)要求，并符合中原統(tǒng)治者競相結(jié)納的意愿而成為歷史的不可逆轉(zhuǎn)的必然選擇。

    五代十國時期是契丹遼朝早期發(fā)展的重要時期，也是當時契丹族實力不斷增強和發(fā)展壯大而進行的“向心運動”的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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