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說到遼朝，其實就要提到契丹，其實契丹很早就發展起來了，并不是在宋朝才開始壯大。
因為早在唐朝末年，羈縻的統治就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區的“獨立”發展。
由此，“幽州契丹人”成為唐末五代時期軍閥割據的主要人力資源，并逐漸積聚成“山后八州”與“銀鞍契丹直”這兩大歷史問題，分別表現出來。
可能“山后八州”和“銀鞍契丹直”這兩個名詞有熟悉歷史的朋友聽說過，但也很多朋友不熟悉，在這里需要給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
所謂的“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內的游牧民族聚居區，如媯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聯合體。
而“銀鞍契丹直”則是以幽州契丹人組成的精銳軍隊。
像是在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中，較多地涉及了唐末五代時期大量契丹人的歷史活動。
這些契丹人的活動并不是通過整個契丹部落發展的方式完全體現出來，而是以相對獨立的形式在燕云地區的歷史發展中一并體現出來的，他們已經成為燕云地區內一支不可以忽視的獨立的民族力量，并在唐末五代軍閥割據的亂局中發揮出相當重要的歷史作用。
“銀鞍契丹直”就是由這樣一些居住在燕云地區的契丹人組成的特殊的軍事力量。
至于“銀鞍契丹直”的主要來源，是在后唐時期，由契丹人組成的武裝力量主要有兩個系統，一個是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屬于禁軍系統的精銳的宿衛軍，另一個是由那些強大軍鎮所組建或擁有的相當精銳的武裝力量。
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擁有的以契丹人組成的軍事力量，一般簡稱為“契丹直”。
而那些由地方軍鎮直接組建的以契丹人組成的武裝力量，則在名稱上尤為突出其優厚的待遇和華麗的特征，故稱為“銀鞍契丹直”或“契丹銀鞍直”。
“契丹直”或者“銀鞍契丹直”主要是從居住在燕云地區的契丹人口中選拔，招募而來，也有一部分是從與契丹部落戰爭中的戰俘中選拔出來的。
但是，這些戰俘的大量出現已經是后唐政權統一北方地區，并與契丹政權發生直接沖突時期的事情了。
例如王重裔“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
這里記載的后唐莊宗組建的并由王重裔率領的“契丹直”，就是當時晉王李存勖擁有的親兵武裝中的一支，它在后唐政權建立之前已存在，是一支以居住在燕云地區即當時的山后地帶的契丹人為主組成的武裝力量，但卻不是由契丹戰俘組成的。
因為，在晉王政權滅亡幽州劉守光集團至晉王李存勖滅亡后梁，建立后唐政權之前，雖然晉王集團已經與契丹部落有了10年的交戰史。
但是，晉王集團暫時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與契丹展開大規模的戰爭，契丹俘虜問題等暫時還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
而銀鞍，指鞍具貼銀或以銀葉裝飾，直，乃當時北方游牧民族語言中的名詞性后綴成分，相當于元代時期的“探馬赤”等稱呼中“赤一“的音譯，意為“人”。
故“銀鞍契丹直“的直譯，就是“擁有銀質馬鞍的契丹人。”
那么，大家可能會疑問，晉王李存勖即后唐莊宗究竟是怎樣組建起“契丹直”的呢
作者菌檢索了相關歷史資料查知，這是李存勖從劉仁恭，劉守光父子那里學習的經驗，并充分利用燕云地區存在的大量契丹人口的直接結果。
至于銀鞍契丹直形成的歷史背景的話，據史料記載，安祿山對于契丹等游牧部落人口的利用，啟發了平叛過程中逐漸起家的新軍閥。
如唐朝皇室疏屬李鏑，在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就以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身分獨霸一方并組建了親兵隊伍，“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須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鑄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鏑為假父，故樂為其用。”
里面的“胡，奚雜類”，“胡”是指北方游牧民族，“奚“是指奚族，他們都是“安史之亂“之際流落于中原或江淮地區的北方民族人口。
因此，在李鏑號稱“挽硬隨身”的軍隊中，事實上也包括了部分流落到江淮地區，已經生活在幽州的契丹人。
在江淮地區尚且如此，所以河北等地區將游牧民族人口組織為騎兵等就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從此，各地軍閥都以擁有一支部族軍為榮。
于“銀槍效節是，魏博鎮組建了著名的“牙兵”，號稱都”，“皆選摘精銳，縱恣豢養”。
但是，真正能夠以游牧部族人口組建起一支完整的騎兵隊伍者，也只有少數的幾個軍鎮。
如割據太原的李克用，占據幽州的劉仁恭。
據史書記載，乾寧二年895年，“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后，留兵戍之，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干，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部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
還有“唐紀七十六”限所謂“幽州兵”或者“山北之豪“，皆是當時幽州地區軍事儲備資源的用語，所指即居住在幽州境內的游牧民族人口。
因此，幽州或山北地區便受到當時“據地自肥”的軍閥勢力的青睞。
李克用對山北豪強力量也十分重視，史稱，晉王李克用將討幽州，“謀日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即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
在高行周傳中高思繼兄弟能夠受到重視，原因就在于“山北”地區的重要性。
所謂“山北“地區，歷史上又稱為“山后“或山后八軍“八軍，有時也稱八州，當時幽州屬郡計有幽，涿，瀛，莫，平，營，薊，媯，檀，滄，景，德，蔚，新，武等15州。
其中的媯，蔚，新，武諸州與隸屬并州節度的云，應，朔，儒諸州，共稱山后或稱山北八州。
在這些州軍中居住的主要人口，多屬依附唐朝而來的游牧民族部落。
在這些部落的人口中，除已知保持部落形態不變的西部奚外，還有數目眾多的契丹，吐渾，室韋以及沙陀突厥等。
早在劉仁恭統治幽州地區時895907年，就已經充分利用這些獨特的軍事資源了，史稱“奚，臀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
而在新五代史中則記載“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祿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
王思同出任的“銀胡祿指揮使”，管轄的應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軍隊。
據資治通鎰記載守光囚其父，“銀胡祿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后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兩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李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
而關于“銀胡祿”的話，資治通鎰注日“胡祿，箭室也“而兩唐書兵志的記載，也同樣表明“胡祿”就是騎兵用來裝箭的匣袋。
另外，在宋朝的詞曲中也經常見到用“銀胡祿“與“金仆姑“對舉的用例“金仆姑“形容的是箭，“銀胡祿“形容的就是盛箭的匣袋因此，“胡祿“在唐朝時就已是蕃騎必需攜帶的裝備。
而王思同率領的軍隊被冠以“銀胡祿”的稱號，說明它是一支由佩帶銀質箭匣為標志的軍事力量。
那么，這支軍隊為何稱為“銀胡祿”呢有兩點足資借鑒。
其一，五代時期，藩鎮之間崇尚夸耀“軍容”之風。
如后晉安重榮之亂，“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
趙彥之率領的軍隊就是一支待遇好，戰斗力強的部隊，也是崇尚夸耀軍容的具體表現。
還有，天韋占七蔚州，資治通鑒卷二六六后粱紀一第8672，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己酉條注，作檀州，日“盧龍以媯，檀，新，武四州為山后。”
同時在公元910年，周德威與后梁大將韓勃對陣時，“韓勃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耀，望之森然。”
韓勃的三萬精兵，也是一支待遇好，戰斗力強的精銳之師。
當時藩帥各有“精兵”，不僅厚加給養而且裝飾光鮮，這是形勢使然，目的在于以恩寵邀人心，五代時期，莫不如此。
其二，游牧民族歷來有用金銀裝飾器物的習俗如“銀胡祿”，就是用銀片或銀葉裝飾起來的箭匣，這種裝飾習慣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后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年二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祿”，即用金葉裝飾起來的箭匣或箭袋。
而游牧民族對于馬具的裝飾也是如此，所以，契丹鞍具的樣式，在五代時就已風靡中原，號稱“契丹樣”其不僅制作精美，而且裝飾華麗，成為當時互相贈送的禮物，以及中原政權三令五申禁止制造的禁品。
晉王李存勖于913年吞餅幽州地區之后，也積極利用燕云地帶或“山后八州”豐富的軍事資源，史稱“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后八軍巡檢使，將騎兵兩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
與李承約一起歸降晉王的幽州軍將還有王思同，從晉王對這些降將建立的軍額軍號來看，無疑認為他們的歸屬會起到“匡威定霸”的奇效。
所以，李存勖在獲得幽州地區后，立即扭轉了與后梁抗衡的頹勢狀態，并任命心腹大將專門管理“山后八州”地區。
晉王及后唐時期，管理“山后八州”的專門機構是新州團練使，又稱“山北團練使。”
李存勖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后八軍此后，太原鎮的“胡騎”在軍閥割據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910年與后梁爆發的“柏鄉之戰。”
“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營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
“山后八州”資源的重要，也引起了其他割據政權的垂涎與羨慕，朱全忠就是如此。
史稱周知裕“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粱晉相拒河上十余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
朱全忠的“歸化軍“，頗有拾人牙慧，用其孑遺的意味。
由于山后地區充沛的軍事資源，造成了幽，并地區成為天下強藩;又因為幽，并兩鎮的統合，造成了五代時期多朝天子皆出太原的特殊現象。
當然，幽，并兩鎮不僅擁有強大的騎兵，還根據民族部落的不同特點，組織了不同稱號的軍隊。
但用契丹人組成軍隊并直接投入軍閥混戰的戰場，則首見于劉仁恭割據幽州時期。
因此，所謂“契丹銀鞍直”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現的。
兵員構成以契丹人為主，配備的馬具鞍質量佳好，多以銀葉鑲嵌，故名“銀鞍直。”
其實，“銀胡祿”與“銀鞍直”或契丹直一樣，都是藩鎮或割據政權利用游牧民族長于騎射的特點組織的軍隊。
“銀胡祿”可能善于射術，“銀鞍直”可能長于騎戰，它們都是當時軍閥割據集團對地區民族資源利用的直接結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軍事組織即由此而來。
至于“銀鞍契丹直”及其歷史結局的話，王思同逃奔太原時為后梁開平元年907年。
此后，史籍在記載太原的軍隊時就經常見到契丹騎兵，如晉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918年八月“大閱于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沼，麟，勝，云，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眾十余萬，部陣嚴肅，旌甲照耀，師旅之盛，近代為最。”
此次閱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內的諸多游牧部落。
資治通鎰對此事記載得更加明白“晉王謀大舉人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沼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云，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鍥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卅。”
除去各鎮的兵力外，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數萬之多，且其來源皆屬“山后”或“山北”地區。
這說明服從太原晉政權指揮與調動的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并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后八州”地區的游牧人口。
他們自唐朝以來世代居于此，不僅成為幽州藩帥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為燕，云地帶用以抵御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么，后唐莊宗李存勖是否也有專門以契丹人組建的軍隊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經“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
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時，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過此時的“契丹直”已經更大程度地轉化為一種專門針對契丹政權設立的政治機構。
據史書記載，天成三年閏八月戊申，“趙德鈞獻俘于闕下，其蕃將惕隱等五十人留于親衛，余契丹六百人皆斬之”
像是唐書明宗紀五中的的親衛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遼朝天顯三年928年。
此次俘虜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遼太宗派來救援定州王都的兩員大將禿餒鐵刺和涅里袞即蕃將惕隱分別率領的軍兵。
此事，遼史太宗紀上也有記載，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會要等則對“契丹直”記載頗詳“明宗斬禿餒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即惕隱涅里袞筆者，選其壯健者五十余人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獲番將惕隱已下六百余人至京師，明宗皆赦之，選其尤壯健者，立為契丹直。
而禿餒與惕隱涅里袞即赫邈兩人被俘后，禿餒被殺，赫邈則被赦免并充任后唐的親衛軍，用意在于對契丹的分化政策并已達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后的10世紀后期，北宋政權也延續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員數目很少，已是“設而不用”的招徠機構，起著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權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劉仁恭，劉守光父子統治幽州時895，913年建立的“銀胡祿”組織，可能就是后來幽州藩鎮擁有的“契丹銀鞍直”或“銀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為，后唐時期幽州藩鎮擁有一支數目較大的“銀鞍契丹直”，并在輔助和維護后唐政權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
但其軍隊結構如何，創始人是誰等，都已無法得其詳，僅知趙德均在擔任幽州節度使時，曾擁有這樣一支數目龐大的軍事武裝力量，并在清泰三年936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迫降趙德鈞于鎮州團柏谷時被全部誅另基本終結了“銀鞍契丹直”的歷史活動。
如史稱時契丹主問德鈞日“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
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
可見遼太宗耶律德光對于幽州“銀鞍契丹直”具有多么深刻的歷史仇恨。
它是中原政權的爪牙，也是后唐政權與契丹軍隊激烈交戰時的“奇兵”與“利器”。
據史書記載趙德鈞統率的“銀鞍契丹直”總數3000人，這支隊伍為趙德鈞父子統治幽州以及樹立他們在后唐政權中的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幽州軍鎮所擁有的“銀鞍契丹直”隊伍，作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主要以居住在幽州地區的契丹人構成。
但是，它畢竟還沒能囊括居住在幽州境內的契丹人口的全部。
因為，這些“擁有銀質馬鞍的契丹人”，充其量不過是在幽州居住的契丹人中挑選的勇士，而多數的契丹人口仍然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幽州境內，并隨著耶律德光在對中原政權取得的全面勝利中，又重新回到部落社會的懷抱，并對歷史發展繼續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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