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里需要插一句，前面說到了遼朝的一些政治文化習俗，其中提到了它們的科舉考試，這其實很有意思的，可以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因為它們的科舉考試其實跟我們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時候，我們是儒家文化為尊嘛，向外輸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遼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這方面的影響。

    而隨著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遼朝不斷提高和遼朝科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儒家文化在遼朝統治域內得到了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誦經習儒已經逐漸成為那時遼朝社會生活中的時尚。

    的確，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北方游牧社會的文化素質，更是促進了北方游牧社會的進步，而且隨著儒家文化影響到北方游牧社會的諸層面，北方游牧社會與中原漢族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為民族的大融合鋪平了道路。

    顯然，在這一過程中，遼朝科舉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遼朝是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兵勢方張，庶事草創，“禮之用未遑”，尚未觸及科舉制度。

    至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遼朝為了穩定統治，適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區署置科舉制度，以收漢族、渤海族士人，充實遼朝官僚機構。

    此后，經世宗、穆宗的政治變亂，導致科舉之事設廢無常，隨宜性較強，直至景宗保寧八年(976年)“詔南京復禮部貢院”，遼朝科舉制度才逐步穩定下來。

    圣宗統和六年(988年)“詔開貢舉”后，遼朝科舉制度由帶有隨宜設置的傾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化，由此科舉制度不斷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顯。

    也就是說，遼代科舉是至圣宗耶律降緒統和六年(988年)，方行貢舉。

    其規制“頗用唐進士法取人”，意思就是，遼代的科舉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舉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進士一二人，開泰元年(1012年)后逐漸增加取士人數，每科錄取50~70人左右，并規定契丹人不準應試。

    取士人數最多時，達一百三十余人。

    進士分甲、乙兩科，最初只設鄉貢、禮部試二級。

    到了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巡興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張儉的建議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為題，試進士于廷，廷試亦成為遼之科舉制度。

    舉資料記載，遼代約開貢舉56次，所取狀元可考者53人。

    56次貢舉，對于一個先后存在209年的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而言可謂不少。

    但是需要說明，在那時進士出身，真正任命為官者，卻少得可憐，可見遼統治者對科舉的真正含義還缺乏科學的研究，又因遼之契丹文難考，保留的遼代科舉資料又甚貧乏，作者菌也只查到這么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給大家說一下，至于具體如何的話，還是期待有更多的發現吧。

    與此同時還有金代，畢竟宋遼金三個國家嘛，同一時期，算是相輔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確，金代的科舉制度是在總結了遼代的科舉制度的經驗教訓后建立的。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說，遼代雖然沿用唐朝科舉制度而行科舉，但進士出身被任命為官的，也只不過十分之二三，科舉只不過是個擺設。

    “金承遼后，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說金代科舉雖采唐宋之制但能揚長避短，對進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嚴密。

    金在開國之初，考試分詞賦進士、經義進士兩類。

    詞賦進士考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經義、策論各一道。

    錄取名額不定，考試亦不定期。

    到天會五年(1127年)，金軍占領河北、河東之后，官吏貧缺，急需補充。

    金太宗便根據遼、宋舊制的不同，下詔對南北士人各以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稱“南北選”。

    至天眷元年(1138年)五月，熙宗亦下詔，命南北選各一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天德二年(1150年)將南北選合而為一，并取消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到世宗完顏雍時，科舉考試得以進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時務策，海陵王時科舉不考時務策，“士人不以策論為意”，影響了人才質量，為此世宗提出“并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故官員缺額較少，后罷掉南北選，每科取士不過六七十人，官吏缺員嚴重，有鑒于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于數。”

    自此后，第科取士名額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取士達586人，承安二年(1197年)，高達925人。

    三是增設女直進士科，即策論進士，這是專為女真人設立的考試科目，該科設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初只試策，每場一題，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試詩或論，用女直小字。

    可以說恒古以來，采用少數民族文字進行科舉考試，這在我國歷史上算是一大創舉。

    而本科設立后，首次考試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舉行，共錄取徒單鎰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為女直字教授，充實和加強了女真族的師資隊伍，同時對女真族的文化開發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并且金代科舉制度考試分4級進行，即鄉試，府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的名稱始于金，當時把縣試當鄉試，縣令為試官，及格者才能應府試。

    府試原為六處舉行，后增至十處。

    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考試，即會試。

    泰和二年(1202年)定制度，會試策論3人取一人，詞賦經義5人取一人。

    會試中選才得應舉殿試，而金代初年無殿試，從天德二年(1202年)開始增設殿試科，除進士諸科外，還有律科、經童科、制舉、武舉等科目。

    進士及第后，都要從基層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時還特規定，地方府一級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從進士出身的小官中選用。

    至于中高級官員京主要從進士出身的低級官吏中選拔。

    如此積數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漢族士人通過科舉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員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輔者接踵”，從而改變了創業階段主要由無文化的軍人掌權的局面，對促進金朝政局穩定、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上，金代科舉開始于太宗天會元年(1123年)，初無定期。

    自天會五年后方轉入正常，三年一試。

    初分南、北兩選，以詞賦、經義取士，后合并為一，設進士科和女直進士科，前者分詞賦、經義兩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論取士。

    金共開科約40次，分鄉試、府試、會試、殿試4級，狀元有名可考者19人。

    所取之士，多用為官吏。

    可見，金初以武奪取政權，其后統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國，政局穩定，文武雙全，國家安定，文化發展。

    到了更后面的蒙元的話，大家知道，由于蒙古族統治者重武，文化層次低，所以元朝科舉制度屢興屢廢，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慶三年(1314年)最初有近半個世紀科舉停廢，從而元代成為自隋唐以來科舉取士的“低谷”時期。

    官員的選拔主要依靠世襲和舉薦，由“吏入仕”幾乎成為唯一的登仕途徑。

    而世襲與薦舉的官員文化水平極低，甚至有不識字者，經常鬧些笑話。

    如《日聞錄》記載:“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札行下，‘辯驗收差課程錢谷’，喚該吏，怒曰:‘省札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辯驗’為‘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為‘焦’;又讀‘羈管’為‘霸管’。”

    由此，因為官員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適應吏治的需要。

    于是太宗窩闊臺九年(1237年)八月，曾應中書令耶律楚材“用儒術選士”之請，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考試儒生，同時宣布“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

    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舉的辦法選拔士人。

    但只在地方一級進行，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科舉，且由于“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

    元世祖即位后，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其中提到科舉，但未被采納。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陸空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過奏章后說:“此良法也，其行之。”

    后來，翰林院大臣曾擬定科舉程式，并于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聞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人上奏說:“中書省臣奏，皆以為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問:“將若之何，”對曰:“惟貢士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

    這一建議初元世祖批準。隨及，許衡又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

    但在元世祖之時，科舉制度雖然確立，卻始終未能襯行。

    成宗、武宗時，又一再議論貢舉之事，也仍然沒有結果。

    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大臣再次上奏提此事，仁宗正式決定實行科舉。

    元廷頒布詔令，命中書省“參酌古今，定其條制”，皇慶三年首行鄉試，次年二月會方式京師，同時頒布了科舉考試的規定，大致如下:

    (1)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

    (2)凡二十五歲以上，鄉里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通曉經書，德行有素者，經地方官從所轄各族戶中推舉后，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

    如有徇私濫舉或應舉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都要體察究治。

    (3)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熹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題目亦從四書中出，并用朱熹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經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三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

    (4)鄉試于八月舉行;會試于鄉試次年二月舉行，殿試于三月舉行。同時規定了鄉、會、殿試場次、日期、考試內容、紀律及注意事項。

    (5)鄉試科場、全國共設十七處，從各處選合格者三百名參加會試;會試共取一百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參加殿試、殿試諸生不再為黜落，只以其所對策第分高下，厘定等次，而后分右、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科舉考試，從仁宗延祐(1315年)乙卯首次舉行會試，至惠宗元統元年(1333年)癸酉科會試，其間舉行7次，停罷數年之后，于至正二年(1342年)恢復，到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又舉行9次。

    有元一代，每科各取左、右狀元一人，共取狀元32人，進士1139人，以三年一次計，僅占48年，不至元朝的三分之一。

    十六科，最多的一科如元統元年癸酉科才100人，最少者如至正二十年庚子科僅只35人。

    一個統一的王朝科舉取士人數之少，為隋唐以來所罕見。

    究其原因，與元朝統治者不把科舉考試作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同時又與在即行的科舉考試中貫徹民族壓迫政策不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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