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了這么多，大家可能對此還是有些不了解，所以作者菌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這個例子就是永勝高氏土司改土歸流的歷史，首先說明，永勝高氏世守土司在永勝的統治歷宋，元，明，清四個王朝，簡而言之，就是在永勝的統治時間長達800余年。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永勝高土司的歷史，就是中國土司制度變遷的一個縮影。

    而永勝的話，在今云南省西北部，傍金沙江東北岸，東接華坪，南鄰大理，西接麗江，鶴慶，北連寧蒗。

    早在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元前111年，永勝縣為遂久縣地，屬越離郡。

    蜀漢建興三年元225年，改屬云南郡。

    到了兩宋時設善巨郡，屬大理。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稱北勝州“元兵自北南來，進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勝�！�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為北勝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府為州，置北勝州流官知州，授高策土知州職，管轄夷民。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正統六年1441年，升北勝為直隸州，屬云南省布政使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改北勝直隸州為永北府。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府為永北直隸廳。

    此后民國2年1913年，再降為永北縣。

    民國22年1933年，更名為永勝，并沿用至今。

    對于高氏土司的祖籍的話，目前爭議頗多，像是滇西永勝高氏歷代宗譜圖冊的考據為。

    1據高氏鶴慶譜載“氏始祖高光，自漢武元封元年忪元前110年征西南夷，為中郎將，封護大將軍。

    又據“故世守鶴郡知府高候行狀墓碑志”公元14031443年載“暨高光，漢武帝以為長沙御史，獲寵，隨帝開西南郡縣，逐留守而世宦之。”

    2永勝，前姚安譜載“考入滇之祖，自定公始，夫定公自蜀漢隨武候征南公元225年留滇�！�

    3根據1720年高氏族譜，宗枝圖載，高氏始祖為高翔蜀漢時，隨武候公元225年南征，為督前部右將軍。

    進行了一番考證后，滇西永勝高氏歷代宗譜圖冊認為

    1高氏祖籍為江西吉安府盧陵縣今吉安縣井崗村人。

    2“高翔是諸葛亮部將，戰功顯著，故封為益州太守可信度高，為我高氏始祖較可信�！�

    于高氏始祖，三迤散記根據不同的族譜記載，也列出了三種不同的可能

    即姚郡世守高氏源和楚雄高氏族譜中的高定，一宗枝圖中的高翔和鶴慶高氏族譜中的高光。

    華陽國志關于高定的記載是“先主薨后，越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

    三國志的記載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閻反，流太守張裔于吳，據郡不賓，越夷王高定亦背叛�！�

    目資治通鑒記載是“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閩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群柯太守朱褒，越禱夷王高定皆叛應閣�！�

    舊“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巍人，斬雍閻及高定。”

    由此，從上述記載推斷，華陽國志中的高定元，應該就是三國志和資治通鑒中所載的高定。

    而據楚雄高氏族譜載“高定生于江西盧陵井崗鄉，盂獲為亂，隨武侯南征，封為益州守。

    滇西永勝高氏歷代宗譜圖冊關于高定的記述也與此同。

    也就是說史書和族譜所載的高定是相反的，一個是因叛亂被殺，一個是南征有功。

    高翔在華陽國志中的記載是“穎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的注中記載“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

    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裴松之的注中記載“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

    由上述記載可知高翔確為蜀國將領，而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的注中記載“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日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由此推斷，諸葛亮并沒有在云南留兵，更不用說留將領了。

    至于高光，從不同的族譜和史料記載來看，高光漢武元封年間人與高定和高翔蜀漢年間人相距三百余年。

    而晉書中記載的“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

    從時間上來說也與之不符。

    方國喻認為，“惟其一世祖為高光，則附會顯宦為其先祖不可信也。”

    綜上論述，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高氏始祖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書所載高定和族譜所載高定確為一人，那么一個合理的推斷如三迤散記所言高定被殺后，其中的部分后人逃到今天的永勝一帶，因高氏子孫為夷王后裔，在當地少數民族中有一定影響，后來發展成了當地的一個土酋。

    后來大理國時期的高方即為高定后裔，明自段氏據大理以后，永勝高氏土司的歷史就比較清楚了。

    據元史載“蒙氏終，段氏時，高智升使其孫高大惠鎮此郡后隸大理，元憲宗三年，其酋高俊內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眾內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為州，設流官，仍襲土知州，繼以功加府同知職，四品服色清順治十六年，大師監滇，高氏投誠，仍準世襲土知州。

    光緒二十五年，高長欽承襲，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云南北勝土知州高長欽職�！�

    在“改土歸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話，因為前面已經說過了，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統治方式。

    通常都認為這種制度始創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清因襲沿用。

    土司勢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強盛的時期，在明代中期以后漸次減弱。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施行區域不限于西南，但以西南各省為重點實施區。

    西南有土司區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內所設置的土職最多，職官種類也最完備。

    封建統治者建立土司制度，其目的是通過暫時的羈縻來達到改土歸流封建大一統的目的。

    這在明統治者已經不諱言的承認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總方針是“以夷制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初年雖大量設土官，往后只要有機可乘，條件稍具，便毫不遲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絕嗣而改流，降等襲職而改流，乘其內陰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離開本境而試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誣陷以罪而執之以“法�！�

    雖然這樣多方策謀，但終明之世，并未達到封建統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內域區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羈縻區則除個別長官司外，幾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歸流，歷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系偶然舉動，雍正及其以后之改流，則已為對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清廷委任鄂爾泰為云，貴，廣西三省總督，負責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采取招撫和鎮壓兩手，用了五，六年時間，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歸流。

    清王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表現土司的改土歸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對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載雍正時改土歸流，鄂爾泰提出以瀾滄江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

    閻如上所述，自明初以來，朝廷對土司的改土歸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高氏土司歷經宋，元，明，清四個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徹底改土歸流，其中的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可總結為三句話即擇勝者而“歸”，盡全力“請襲”，奉征調而戰。

    封建王朝對于西南邊遠少數民族的態度是，“為顧順民性，則奇風異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禮教制之，為省民力，則蠻荒鄙野瘴癘之區，又何必施以內地之治”

    對于土司，“蓋就土民之習慣以為法，非中央政府所頒行之律例也土司既為土民之長官，生殺予奪，皆可任意為之有言土司殺人不請旨，親死不丁憂�！�

    是以，土司實際上是所統治區域的“土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

    也正因為如此，土司一般并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誰，他們只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職位。

    這養成了很多土司像墻頭草，隨機應變，隨波逐流的行事風格。

    這種情形在高氏土司家族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如，元朝忽必烈來了，高土司“勢屈迎降”。明朝傅友德來了“率眾內附”，清兵來了也“歸順�！�

    如土知州高斗光，明末崇禎時襲職，清兵來滇，即“差目赴省投誠”。

    以后，吳三桂反清，在北勝設茶馬關，又與之勾結。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親舍赴四川投誠。

    康熙二十年16年，又專差親舍軍前投誠。

    此擇勝者而“歸”，從而躲過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機。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錯位置”的危險，土司在襲職時也會存在很大的風險。

    如前所述，從明代開始，為了“防止冒襲及因承襲人不明而起爭端，故規定土官須先將應襲之人呈報。

    并于呈請襲職之際，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襲職時，“取得上司印結”這個環節成了一個瓶頸，土司們深受各級流官種種刁難和敲詐。

    特別是布政使下屬吏員雜役，為了給上司效勞，勾結內外人役，欺騙訛詐，從中漁利，使原是重價的襲職費，再加數倍，以至數十倍。

    如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請襲，賣了莊園5處，得銀1000兩，才領到委狀。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無力襲職，請求西門韓姓，當官認銀4000余兩。

    在如此高昂的“請襲費“面前，高氏土司采取的辦法是“不擇手段”地保住土司的頭銜。

    這也是高氏土司能夠持續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當然，在高氏土司承襲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內陰的危機，如據明史載，“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尋還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余人，發其祖父墓，自稱欽授把總，大掠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其義，調增率其部進剿，獲蘭梟之�！�

    作為朝廷“以夷制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貫徹著這一原則。

    從高斌祥以來，參加過朝廷調遣征戰和平剿暴亂的土司歷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職;高聰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殺賊功，疊經巡撫，御史獎賞;高崳五次奉調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巖等處夷亂;高承祖奉調征討騰沖等地有功，獲“報國忠貞。

    高世懋四次征討蒙化，武定和騰沖等地，立功受賞;高世昌天啟二年領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賊首。

    道光以前，“世際承平，士習于庠，農安于野，二百余年，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道光以后，高氏土司所轄地界暴亂不斷，道光年間，唐貴起義，高善因“辦理不利”被朝廷所殺;光緒年間的高長祜和高履坤都死于當地少數民族的戰亂。

    可見，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很好地“踐行”了朝廷“以夷制夷”的策略。

    至于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話，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權還沒有對土司進行改土歸流。

    也就在這個時期，高氏土司達到了鼎盛時期。

    后來，高斌祥受朝廷調遣擊敗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緬甸王立功，由北勝府知府，授中順大夫四品，功升云南中書省右丞，授資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勢力達到了高氏土司的頂點，之后，隨著明朝廷的改土歸流，高氏土司開始走下坡路。

    對于改土歸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順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議廣西思恩土酋叛亂時，曾反對設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設流官后，朝廷反需“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即使是這樣，明朝“改土歸流”，“土流兼治”的策略還是沒有改變。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開始在永勝設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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