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到這，就不得不再次跟大家提一下宋朝了，因為宋朝那時候的政權制度，是和現(xiàn)如今有很大不同的。

    因為宋朝那時候是獨特的路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宋代地方政府雖然推行也是3級行政建制，但是并沒有省，而是于州、縣兩級之上設路，以總300余州軍。

    這是因為宋朝統(tǒng)治者鑒于唐代集一道之權于節(jié)度使一身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以分割事權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在路級設置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與安撫司等四大常設機構，以“婚田、稅賦屬之轉運，獄訟、經(jīng)總屬之提刑，常平、茶鹽屬之提舉，兵將、盜賊屬之安撫”。

    所以在職能上，有基本和較明確的分工，以確保不會尾大不掉。

    并且自始至終嚴格地貫徹“制軍、給食”不可通而為一的原則，即兵財分治的原則。

    始終堅持“朝廷之令必行于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縣，縣之令必行于吏民”的原則，堅持貫徹以轉運司為主體的地方行政、監(jiān)察體制。

    因而，作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建制的路，也由此分為轉運司路及帥司路兩種類型。

    這兩者的職能也完全不同，前者負責一路行政，后者負責一路軍政。

    至于提點刑獄司與提舉常平司，由于兩司相繼分割了轉運司在司法、賦稅等方面的事權，而且地位相埒，因而他們也有相應的行政區(qū)域。

    像是神宗元豐元年以前，同一地區(qū)，提點刑獄司路、提舉常平司路與轉運司路完全一致。

    以后，兩司為了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職能，則將轄區(qū)過大、事務繁重的京東、京西、河北、陜西、淮南、兩浙等路再細分為東、西兩路或南、北兩路。

    因而，在這些地區(qū)，提點刑獄司路、提舉常平司路的轄區(qū)與轉運司路是不一樣的。

    至于宋代這種獨特的路制形成的原因的話，就像剛才說的，源于之前的亂世而不得已而為之。

    其實這也不是宋朝才開始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早在五代時期，就已經(jīng)有這方面的部署了。

    的確，轉運司路與安撫司路雖然是有宋一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但并不是趙大官家發(fā)明，尋其起源，可以說均出自于五代時期。

    要知道，在五代時期，除后梁外，后唐以后的4朝均與契丹接壤，為了有效地防御日愈強大的契丹的入侵，在藩鎮(zhèn)勢力日愈衰弱的情況下，中原各朝不得不在河北、河東沿邊駐扎大量的禁軍，以守衛(wèi)沖要之地。

    如通鑒卷276天成二年927年四月條就有這樣的記載，“時契丹數(shù)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

    統(tǒng)帥這些邊防部隊的軍職就是北面沿邊都部署。

    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定州王都反，引契丹為援。

    兵敗后，明宗為防契丹繼續(xù)侵擾，任命潘環(huán)為“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當然，當時統(tǒng)帥部隊的軍職不僅于此，但后來的史實證明這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前此統(tǒng)帥藩鎮(zhèn)兵的節(jié)度使、統(tǒng)帥中央禁軍的招討使，這些在唐代擔任統(tǒng)帥的軍職都被它所取代。

    如后蜀建立后，明宗為防備孟知祥，長興930年933年中，任命“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

    以后歷朝承襲明宗之制不改，晉天福五年940年，有侯益“徙鎮(zhèn)秦州，充西面都部署”之事。

    周顯德954年959中，有此3人以節(jié)度使而出任方面統(tǒng)帥，所轄兵力王景徙“鎮(zhèn)秦州，兼西面緣邊都部署”之事。

    當包括興元府、秦州在內的與后蜀接壤州縣境內的兵馬。

    在這里，沿邊都部署與節(jié)度使相比，更多地具有實職的意味。

    這一制度延續(xù)至宋，又有新的發(fā)展。

    像是宋初在西面、西南面與北面均設置了沿邊都部署，以防御契丹，吞并荊蜀。

    如上引王景，“建隆二年961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復以為鳳翔節(jié)度、西面緣邊都部署”。

    “慕容延釗，建隆二年，長春節(jié)來朝，賜宅一區(qū)，表解軍職，徙為山南東道節(jié)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

    韓令坤，“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jié)度，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

    所以有人認為，五代與宋初的沿邊都部署作為方面軍統(tǒng)帥，它上約與唐、五代節(jié)度使相當，下則開啟宋代一路都部署之制。

    而五代的方面轉運使的話，大家都知道，五代時期可以說是戰(zhàn)亂頻繁，所以軍興之際，各朝為征討設置了所謂的隨軍轉運使，負責調發(fā)運送糧草，事平則罷。

    如后唐莊宗同光三年925年九月，討伐前蜀之役，任命鳳翔節(jié)度使李曮任供軍轉運應接等使。

    后晉天福六年，討伐鎮(zhèn)州安重榮之役，設置了鎮(zhèn)州行營轉運使。后漢乾祐元年948年七月，討伐鳳翔王景崇之役，任命李谷為西南面行營轉運使。

    后周顯德五年十月，“世宗謀取蜀，以高防為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fā)芻糧赴鳳州，為征討之備”。類似之例，不勝枚舉。

    由于后唐以來中原王朝與契丹的長期對峙和五代時期中央集權的強化。

    五代時期不僅出現(xiàn)了這種軍興則置、事平則罷的隨軍轉運使，而且還在各地區(qū)先后出現(xiàn)了常設的地區(qū)性的轉運使之職。

    例如，在河北，早在后唐建立之初，就出現(xiàn)了北面水陸轉運使一職。

    時后唐與契丹關系緊張，莊宗以重臣樞密使郭崇韜兼河北重鎮(zhèn)鎮(zhèn)州節(jié)度使，以任圜為成德軍節(jié)度“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

    其后，從唐至周，有馬紹宏、劉審交、李嗣源、婁繼英、烏震、范延光、劉處讓、李谷、王贊等人相繼擔任此職。

    出于同樣的原因，河東也駐有大量的禁軍。

    在通鑒清泰二年935年六月條言，“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就反映了這一史實。

    這樣西北面計度使也產(chǎn)生了。

    劉處讓“應順初924年，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以備北寇。

    計度使即轉運使，兩者職能是一樣的，宋初往往合稱水陸計度轉運使。

    計度司設在太原，直至后晉天福二年才撤銷。

    時石敬瑭以割地、納幣的方式改善了與契丹的關系。

    明宗朝，西面水陸轉運使也已出現(xiàn)。

    長興三年，明宗任命張延播為鳳州防御使兼任此職，當是常設之職。

    二年初，明宗討伐兩川失敗，戰(zhàn)事已經(jīng)結束。

    隨后兩川發(fā)生火并，三年五月，孟知祥統(tǒng)一兩川。

    故明宗長興三年張延播出任西面水陸轉運使，當是為防御后蜀而采取的1項措施。

    前言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駐節(jié)興元府，兼西面都部署，此職當是為張虔釗所部籌劃、調集糧草、軍備而設。

    作為位于興元府北面不遠的鳳州正好充當西面軍的后勤補給基地。

    到了后周顯德五年三月，世宗平定淮南，得14州、60縣。

    六月，以張正“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

    此時，戰(zhàn)事也已停止，此職亦當是常設之職。

    各地轉運使為了確保沿邊禁軍軍需的補給，不僅要整頓水陸交通、征發(fā)舟車人夫，而且還要經(jīng)營物資的折博、控制存放在各州的系省錢物和州縣所屬財賦，并為此與中央財政部門三司保持聯(lián)系。

    五代常用三司官員出任一方轉運使，應是出于這樣1種考慮。

    如后唐天成元年十月，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

    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八月，“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谷為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

    后周顯德二年九月，“以三司副使王贊為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

    這樣，轉運使勢必要擴大其職權范圍，以加強對傍近州縣和監(jiān)、院、場、務的指揮統(tǒng)督，干預地方事務，乃至對州縣地方官員擁有彈劾權。

    冊府元龜卷700牧守部貪黷就記載了這樣1件事。

    “張順為楚州刺史，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于都城外。順發(fā)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御使。在楚州日，嘗隱落下榷稅錢五十余萬、官庫絲綿二千余兩，及縱部下侵民，民甚苦之。為轉運判官馮瓚所奏，下御史府訊之得實，故置于法焉”。

    馮瓚為轉運判官，對楚州刺史行使彈劾。這與宋代轉運司官員對所部履行監(jiān)察權并無二致。

    從時間、地點看，馮瓚當是江北諸州轉運司官員，是上言轉運使張正的同僚。

    無獨有偶，顯德六年，世宗北伐。

    王贊出“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zhèn)，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至發(fā)擿奸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為稱職，由是邊臣切齒”。

    由此可見，五代末年，各地轉運使已不僅僅是方面的轉運官員、財政官員，此時它已擁有了監(jiān)察權，同時又是監(jiān)察官員。

    從記載宋初史實的史料看，轉運使還是州縣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官員。

    乾德元年963年平湖南，二年即從轉運使張永錫之請，析朗州武陵縣之兩鄉(xiāng)，別置桃源縣。

    乾德三年，平兩川。

    五年，即從成都府路轉運使李鉉之請，割簡州之金水縣、漢州之金堂縣，建懷安軍。

    開寶元年968年，從西川轉運使劉仁燧之請，割渠州之渠江、合州之新明、果州之岳池3縣，建廣安軍。

    開寶四年，滅南漢。

    五年，嶺南轉運使潘美廢春州，“以其地隸恩州。

    至六年復置，仍并流南、羅水兩縣入陽春一縣。

    25又廢勤州，以富林縣入銅陵一縣來屬”。

    凡此種種，可以看出轉運使在行政上的權力。

    又宋史和峴傳言，峴，“雍熙初984年，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使楊緘以其材干奏，移知南昌縣”。

    可見轉運使在人事方面還擁有“保舉、移易官屬”之權。

    五代以來，由于各朝堅持貫徹削藩方針，采取諸如分割藩鎮(zhèn)和支郡直屬京的措施，一些唐時的雄藩大鎮(zhèn)此時亦往往僅管轄兩州，甚至僅有節(jié)鎮(zhèn)所在州。

    這樣，中唐以來所形成的道州縣3級地方行政建制實際上已基本解體。

    各地轉運使的設置恰好取而代之，以漸變的方式填補了這個權力真空。

    它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代表中央實行對州縣的管轄。

    不過，此時“路”尚未出現(xiàn)。

    正如前引王贊、張正所示，五代末，朝廷是以“河北諸州”、“江北諸州”來劃分行政區(qū)的。

    這點大家可以從宋初的史實中得到印證。

    如長編開寶四年五月丁酉條的“廣南諸州”，五年八月癸巳條的“京西諸州”，太平興國二年976年正月條的“江南諸州”，同年十月癸未條的“陜西河北諸州”、“陜西河南諸州”、三年五月丙戌條的“兩浙諸州”等等。

    開寶五年十一月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余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則更雄辯地證明這1觀點。

    眾所周知，唐代后半期發(fā)展起來的巡院是唐王朝對藩鎮(zhèn)體制實施全面監(jiān)察的組織機構，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唐王朝在各地的財政、監(jiān)察、行政機構，扮演著漢代州刺史般的角色。

    但黃巢起義后，唐王朝分崩離析，國門之外，盡裂為藩鎮(zhèn)。

    進入五代后，各中央王朝的領土，除周世宗朝外，亦僅局限于淮河以北地區(qū)，因而，巡院歷史地結束了其所承擔的使命。

    五代撤銷巡院的時間，可能是在后唐明宗朝。

    舊五代史天成元年十二月庚戌，尚見“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之記載，但長興四年時，巡院之上級機構中央諸道鹽鐵轉運使衙的職員都押衙等的編制已撥歸三司。

    因此，巡院可能于此時前后廢除。

    這樣看來，巡院的廢除要比北面轉運使的設置晚數(shù)年，兩者還有數(shù)年的并存期。

    職官分紀卷47諸路轉運使條言，“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

    主要還應從兩者的職能上來理解。

    五代后期出現(xiàn)的河北諸州轉運使、江北諸州轉運使，它在精神上的確繼承了唐代巡院，兩者在職能上、制度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故北宋張方平言“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棱，國朝倚辦乎外務，提眾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后之任也”。

    至于到了宋代轉運司路的形成與發(fā)展的話，在宋初的時候，轉運司路就已經(jīng)形成了。

    因為太祖朝是宋代路制的草創(chuàng)時期。

    除河北、淮南，五代時已設置地區(qū)行政常設機構轉運司外，多數(shù)地區(qū)的轉運司都設于此時。

    乾德元年正月，以沈義倫為京西、韓彥卿為淮南轉運使”，是宋代“諸道置轉運之始”。

    其后，同年春，任命沈義倫“為陜西轉運使”。

    到后來，相繼平定荊南、湖南，設荊湖諸州轉運司。

    三年滅后蜀，設西川路。

    開寶元年，設京東轉運司。

    開寶四年，平南漢，遂置廣南諸州轉運司。

    開寶八年，平江南，九年二月，設江南轉運司。

    這樣，除北漢、吳越、漳泉等尚未收復之地外，宋轄境內已全部設置轉運司，有宋一代路制已初具規(guī)模。

    太宗即位后，乘戰(zhàn)勝之威，迫使吳越、漳泉相繼歸附，最后以武力消滅了北漢，以短短兩三年的時間，完成了太祖未竟的統(tǒng)一大業(yè)。

    與此同時，他又對宋代路制建設進行積極的探索。

    因而，太平興國年間，也就成為宋代路制調整最為頻繁的時期。以下逐路列述之

    在京東：太平興國六、七年間，有石熙載曾任京東西路轉運使。

    而后文獻僅見“京東轉運使”，因而，可以推知太平興國時京東曾分為東、西兩路。

    在京西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曾分為南北兩路。

    河北“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南路”。

    六年九月時，尚有“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使。”之記載。

    因此，太平興國年間，河北實分為兩路。

    而陜西“太平興國二年，分陜西河北、陜西河南兩路，各置使一員。又有陜府西北路，后皆并焉”。

    據(jù)宋史程德玄傳言，五年，陜府西河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坐縱德玄等于部下私販鬻，責授右贊善大夫。

    又宋史許驤傳言，“六年，出為陜府西北路轉運副使。會罷副使，徙知鄜州”。

    與許驤同時罷為知州的有董儼，據(jù)長編所載，儼由淮南轉運使罷知光州，在八年五月己巳。

    因此，太平興國年間，陜西實被分為河北、河南、西北三路。

    雍熙元年以后，文獻中不見以上3路，而代之以“陜西路”。

    可能興國末3路又復合并。

    淮南“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后并一路”。

    從文獻上看，太平興國五、六年時，兩路尚未合并。

    時有胡旦、董儼分別擔任淮南東、西路轉運副使。

    但據(jù)宋紀，雍熙二年八月以前淮南路已合并。

    因此，合并可能為太平興國末年之事。

    江南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

    然據(jù)輿地紀勝隆興府所言，“開寶九年，命知昇州楊克遜兼江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事。時兼東、西兩路，故治不在豫章。是年，又命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故漕臺未有治所。雍熙中，楊緘為江西漕，始治焉”。

    則此前東、西兩路并未截然分開，西路應受東路節(jié)制。

    江南東、西路，雍熙四年并為1路。

    43雍熙以后文獻惟見“江南轉運使”，不見江南東、西路，可為印證。

    荊湖太平興國初，亦分為南、北兩路。

    長編三年五月丙戍條言，“詔免荊湖南路轉運使崔憲，仍削三任，副使許奇除籍為民，奪先所賜錢五十萬”。

    又宋史李惟清傳言，惟清，“太平興國三年，遷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jiān)察御史，兼總南路”。

    可證。李惟清兼總南路之時，為七年九月至九年六月。44則興國末荊湖仍分兩路。

    此即長編至道三年所謂“荊湖兩路，或通置一使”。

    西川開寶六年，分峽路。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為使兩路“鹽筴流通”，遂“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

    二年二月，又“分西川為東、

    46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使”。七年八月，“廢東川轉運使并屬西川”。

    因此，在這期間，川蜀地區(qū)應分為西川、東川、峽路3個政區(qū)。此后，又復為西川、峽路。

    至于廣南，太平興國時則仍開寶舊制未變。

    加上太平興國三年以后依次收復漳泉、吳越、北漢所立兩浙東北路、兩浙西南路、河東路，這樣，太平興國年間，宋應有京東、京西、河北、河北南、陜西、淮南、江南東、江南西、荊湖北、荊湖南、西川、峽路、廣南、兩浙、兩浙西南、河東等16路。

    這一時期，路制調整無論是通過互兼、兼總，還是合并的形式，其總的趨勢是趨向于合并成地域較大的政區(qū)。

    這是由于區(qū)域內的社會經(jīng)濟生活密切相關、地區(qū)財政密不可分所致。

    經(jīng)過這一時期的調整，宋代路制的雛形已基本形成。

    其后，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同年，荊湖并為1路。河北，“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989年，并一路”。

    廣南，端拱元年，分為東、西兩路。至道二年996年，置“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而廣東漕兼總兩路。

    同年閏七月罷。這樣，至至道三年，宋分天下為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路、廣南東、廣南西，則十五路之制，終于形成。

    不過此制的實際貫徹要晚1年多，因為直至咸平二年999年三月戊辰，荊湖南、北路方始置兩使。

    新制的推行是有反復的。淳化四、五年993年994年間，為了提高三司的效率、杜絕舞弊現(xiàn)象，置三司總計使及左右計使等，依唐制分天下郡縣為10道，即河南、河東、河北、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廣南，在京東者屬左計，在京西者屬右計，但僅推行1年就“以非便罷”。

    不過，此時的10道已與唐代的十道迥然不同，而更近似于至道十五路之制。

    它比后者少京東、京西、荊湖南北、福建5路，這樣，河南道可能統(tǒng)轄京東、西兩路，而江南兩道除江南東西路外尚統(tǒng)轄荊湖路之大部，福建路則屬兩浙道。

    10道所轄過大，于事不便，故推行不久即廢罷。但從文獻來看，淳化末，并未見關西道、劍南道、河南道及其轉運使之記載，因此頗有可疑之處。

    至于太平寰宇記所列13道，我以為它只不過是1個地理區(qū)劃，并未行用。

    試想從中唐以來所施行的即是方鎮(zhèn)體制下的道州縣制，宋初絕無可能割斷歷史，斷然行用唐朝前期的舊制。

    宋代路制所管轄的是宋朝實際所控制的疆域，但宋初統(tǒng)治者絕不會就此表明他對淪陷于遼、夏諸國的漢唐故疆統(tǒng)治權的放棄。

    宋初統(tǒng)治者是如此，五代統(tǒng)治者也是如此，因此，五代后唐長興三年重新調整十道順序，樂史太平興國年間撰寫太平寰宇記以13道為綱，主要表明本朝是代唐而興的正統(tǒng)王朝和收復漢唐故疆這樣1個理念。

    當然樂史在編撰太平寰宇記時，也需要依據(jù)1個長期穩(wěn)定行用的行政區(qū)劃來編次輿圖，而此時恰恰又是路制調整最為頻繁的時期，新制既不可用，故不得不借用舊制，在后唐確定的十道的基礎上，分劍南、江南、山南為東、西兩道，以13道為綱，編次太平寰宇記。

    不過到了真宗以，后北宋轉運司路就有所演變了。

    因為太宗末年至真宗初年，川峽地區(qū)連續(xù)發(fā)生了王小波、李順及王均為首的兩次曠日持久、聲勢浩大的起義和兵變，為了有效地發(fā)揮國家機器的職能，咸平四年三月，距王均之亂被鎮(zhèn)壓僅5個月，宋王朝即吸取教訓，以“西蜀遼隔，事有緩急，難以應援”為由，遂“分川峽轉運使為益、利、梓、夔四路”。

    四月，“又慮漕挽者各司其局，失均濟之義，庚申，命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太初兼川峽四路都轉運使”。

    同樣，江南路亦因轄境遼闊、不便轉運使按巡，于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分為東、西兩路。

    全國因此就分為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東、江南西、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廣南東、廣南西等十八路，這是有宋一代行之最久的行政區(qū)劃。

    景德1004年1007年時，開封府所屬17縣命朝臣提點，謂之“開封府界”。

    皇祐時1049年1053年，賈昌朝以“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

    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

    因此，他建議“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為京畿”。

    五年十二月壬戌，遂詔以5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

    但至和二年1055年十月己丑，為防范宦官攫取兵權，詔罷京畿，恢復府界。

    “其陳、許、仁宗時，京畿路的存在，尚不足兩年。”

    “嘉祐四年1059鄭、曹、滑各隸本路，為輔郡如故”。

    此后，益州復升為成都府。而益州路也因之同時改名成都府路。至此，仍為天禧十八路之制。

    神宗厲行新法，此時路制亦變動頻仍。

    熙寧五年1072年，“淮南分東、西路”，“分陜西為永興、秦鳳路”，京西分南、北兩路。六年，“分河北為東、西路”。

    七年四月，又分京東、兩浙為東、西路。

    九月，兩浙復合為一。九年五月，兩浙復分，十年五月復合。是為二十三路之制。

    元豐元年1078年，稍作變通，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通管兩路，以河北、陜府、京東、京西、淮南路為名。

    兩路“錢谷并聽移用”。此舉既有利監(jiān)司的按部，又可均調相關兩路的財用，故宋人仍目元豐以后為十八路之制。

    如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時五路提刑司尚未合并。但司馬光在三省咨目中，仍以“十八路監(jiān)司”為言。

    并且，六年十二月朔，范祖禹亦言，“祖宗肇造區(qū)夏，剗削藩鎮(zhèn)，分天下為十八路”。

    崇寧三年1104年七月，復置京畿路。

    其后所隸變動不常，然京畿路一直延續(xù)至南宋初年。

    大觀元年1107年，割廣南西路之融、柳、宜州及若干新拓羈縻州，建黔南路，以融州為帥府。但三年即并入廣西。

    重和元年1118年，梓州升為潼川府。梓州路因之改稱為潼州府路。

    宣和四、五年1122年1123年間，相繼收復燕云之地，建燕山府、云中府兩路，是為宋志所言26路。然不旋踵，兩路盡失。

    此后到了南宋時期，轉運司路再度有所演變。

    因為眾所周知，高宗蒼黃南渡，金人鐵騎所至，江淮湖浙盡為兵燹之地。

    于是，建炎四年1130年，“置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路鎮(zhèn)撫使”。

    “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系，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它監(jiān)司并罷”。

【精彩東方文學 www.nuodawy.com】 提供武動乾坤等作品手打文字版最新章節(jié)首發(fā)，txt電子書格式免費下載歡迎注冊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