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字著作同時介紹到中國的是天文儀器的制造。

    據(jù)記載，在崇禎時，歷局成立，在鄧玉函、羅雅各布等西洋傳教士指導下，制成新式天文儀器多種。

    這些儀器包括七政儀、列宿儀、平渾儀、交食儀、天球儀、地球儀、日晷、時鐘。

    只不過很可惜的是，后來這些儀器多被闖賊李自成所毀，導致本來發(fā)展起來的天文科學毀于一旦，不然我國的天文學必定領先于世界一大步。

    湯若望、南懷仁繼為欽天籃，又加以重造。

    同時在天文儀器中，觀測天象最重要的是望遠鏡，最早的望遠鏡是利瑪竇帶來，明人稱具千里鏡。

    徐光啟主持歷局時，曾仿制了幾架望遺鐃，取名窺筩。

    還有就是輿地學有了極大的發(fā)展，最早介紹現(xiàn)代世界地圖知識至中國者，為利瑪竇之坤輿圖。

    利瑪竇初到端州時，即繪有坤輿圖以贈同好。

    及二十的是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Euclides)所著之幾何原本，為利瑪竇與徐光放所合譯。

    書成于萬歷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講三角，第二卷講線，第三卷講圓，第四卷講圓外形，第五六卷論比例)，所譯并非原書之全部。

    此書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復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訂。

    幾何原本之外，有關數(shù)學的重要譯著，有以下諸書:

    1.圜容較義:萬歷三十六年，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論圓之內外初，屬于幾何范圍。

    2.測量法義:萬歷三十五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論高深廣遠之測量法。

    3.測量全義:徐光放與羅雅各布共著，內容包括平面三角與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據(jù)利瑪寶所授寫成，內容為數(shù)學，包括四則算術與約分法。

    5.大測:崇禎時，徐光放所主持之歷局中所編譯，內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Ptomaeus)之數(shù)學定理。

    自從西洋傳教士將西方數(shù)學原理傳人中國后，中國學人受其影響，各種有關西法之數(shù)學著作，如勾股義(徐光啟著)、天學會通(薛風怍著)、幾何論約(杜知耕著)、歷算全書(梅文鼎著)、割圓化交流，不過他們傳入中國的西學多，而傳往西方的中學則較少。

    第一是中國經(jīng)學的西傳，利瑪竇之來到中國廣東，首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為四書西譯之始，時為公元一五九三年(萬歷二十一年)。

    繼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啟六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又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并在中國杭州出版。

    后來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傳教士紛紛大量的翻譯中國經(jīng)書，寄往歐洲，并盛稱中國倫理哲單與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歐洲思想界的波瀾，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國，可見當時的中華文明還是很了不起，很吸引人的。

    第二是中國醫(yī)藥的西傳，為永歷王太后致送國書給教皇的波蘭籍教士卜彌格，曾以拉丁文著中醫(yī)示例一書，內容述有中國人看舌治病法，與醫(yī)名二百化交流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歷史，其間關系相交錯，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

    近代西方學術之輸入我國，可分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萬歷中葉，盛于清康熙間，至乾隆中葉而絕;第二期，始于清咸豐、同治間之洋務運動，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學輸入，為那穌會士傳教之附帶事業(yè)。

    其所輸入以天文學為主，數(shù)學次之，物理學又次，而其余輿地學、術、采礦術、語言、藝術、哲學則附庸焉。

    其在我國建設最術團體關系最深者，天文學與數(shù)學惟均。

    西學輸入后，引起主觀理學之反動，使得干嘉漢學者十九兼通天文數(shù)學;彼輩既得考古學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數(shù)學之風乃大盛。

    天文學與數(shù)學側重歸納之法，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漢學研究饒富科學精神。

    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欽天監(jiān)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機會。

    十化，尢以馮秉正法譯通鑒綱目與其自著之續(xù)編，流通廣大。

    叢刊除學術論著外，復有繹之。

    韓國英(Pierre-martialCibot)又曾著長文多篇解說中國十化在西方發(fā)生極大影響。

    十化，以致法文敘述之中國書籍，多譯為英文。

    而法國人亦早知，惟從四書五精之譯本去研究，總不能深明中國各方面及中國一般人民生活狀態(tài)，乃復措意中國小說與戲曲，趙氏孤兒、好逑傳之歐譯本乃不斷出現(xiàn)歐洲。

    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耶酥會之教士通訊，復專講中國之園藝，使十化之博大精深。

    并英譯論語、中庸、大學，弘揚民族文化之功，實與嚴復、林紆、梁啟超等之譯述，同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從此，深厚之中國文化復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頹之際，重振生機。

    中國知識分子在外患頻仍之際，秉承傳統(tǒng)香生之進取精神，維護固有優(yōu)越文化之余，復融匯入西方新工業(yè)文明，加以融貫創(chuàng)新，為苦難之民族國家找尋現(xiàn)代化之發(fā)展途徑。

    事實上，西洋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及民主政制，幾乎是所有落后國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不獨中國為然。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全球人類皆展開狂熱地工業(yè)化大競賽，至今未有已時。

    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時暴露缺點，特別是工業(yè)化結果，諸如環(huán)境污染、資源缺乏、社會問題之產(chǎn)生、核子毀滅之恐怖，使人類在精神上感到無比之空虛與彷徨。

    西方有識之土，已逐漸體認到中國文化之價值，如英國史學家湯恩比(Toynbee)，便曾呼吁美人多接受中國倫理道德之古訓，注意中國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類面臨之危機。

    中國文化在千古未有之變局中，經(jīng)過嚴格地考驗，又重新為世人注意，足證其客觀價值之偉大。

    今日舉世動蕩不安，東西文化彼此交織成一極復雜之匯叢。

    值此時際，中國文化不僅要融匯西方思想之大流，并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圍以外，擔負起解決人類全面問題之任務，相信中國文化必有一個輝煌燦爛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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