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過上訴的一些敘述，大家已經可以看到，在明清之際的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顯露出一些新舊沖突變動的征兆。
這種從農耕經濟中分離出的迥異于傳統的變異，帶有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
但在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的抑制、阻礙下，資本主義萌芽只能在農耕經濟結構的細小縫隙中迂回曲折地緩慢潛流、滲透，未能形成強大的掃蕩舊經濟基礎的革命性變化。
所以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巨大飛躍相比，在處于農耕經濟頂峰的康乾之際，中西國力興衰的易位便已大體定局。
特別是康乾盛世時的帝王對世界工業文明發展的歷史性大變動豪無認識，對外緊閉國門，對內壓制打擊工商業，鄙薄科學技術，厲行文化**，嚴重摧殘近代化因素萌芽。
愚昧自大、故步自封的清帝國與西方列強的力量對比迅速逆轉，到英國19世紀初推行罪惡的鴉片貿易后，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機。
中國高度成熟的農耕文明具有極富韌性的自我整合機制，不斷扭曲化解異質變革因素，修補完善自身的體制，成為桎梏近代化因素發展的巨大障礙。
而這又是傳統農耕文明衰落，被遠遠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癥結。
人口壓力過大、密集性勞動模式和先進市鎮被廣大農村包圍、牽制等諸多因素，也使中國突破工業革命的瓶頸格外艱難，尚需經過漫長的歷程。
當然，需要說明，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革，主要體現在江南地區，那可以說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也是最早從那個地方開始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那到底是個什么情況。
當然，談到這個問題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江南”這個詞到底是個什么的概念、它的具體范圍是哪里？
縱觀歷史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歷史上，“江南”一直是個不斷變化、富有伸縮性的地域概念，它既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區域。
直到秦漢時期，“江南”的含義略顯明確，主要指的是今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湖南全部和江西。
較為明確的江南概念應當是從唐代開始的。
特別是貞觀元年627年分天下為十道，江南道的范圍完全處于長江以南，江南最確切的含義是指長江以南地區。
此后從元代開始“江南”越來越明確地轉指傳統的浙西、吳或三吳地區。
到了明代已經將蘇、松、常、嘉、湖五府列為“江南”經常性的表述對象。
可即便是這樣，也不是特別精確，所以就算是在今天，學術界對于明清時期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異。
較早對江南的含義提出討論的是王家范，他認為最早的江南經濟區嚴格地說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至遲在明代已經初步形成，而且這個經濟區當時是以蘇、杭為中心城市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鎮、村市等多級層次的市場網絡。
而劉石吉在其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長江以南屬于江蘇省的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和太倉直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地區。
洪煥椿、羅崙主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一書，也對江南下了一個定義：主要是指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明清時期即為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地區，是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三角地區。
陳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鎮時，將江南的地域范圍界定為長江以南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各府。
日本學者對于江南的認識，基本上集中于蘇、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
在他們看來，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江南。
李伯重對“江南”概念曾作過一個比較科學的界定。
他指出，對江南的地域范圍作界定，在標準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們的心目中應是一個特定的概念。
據此，江南的合理范圍應當包括今天的蘇南浙北，即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后來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隸州。
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內部生態條件上具有統一性，同屬于太湖水系，在經濟方面的相互聯系也十分緊密，而且其外圍有天然屏障與鄰近地區形成了明顯的分隔。
這與劉石吉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一書中的界定，基本一致。
在后來學者們關于傳統市場的探討中，涉及江南的大多受到了李伯重的影響，采用他的觀點，將江南定義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
“市”是商品交易的場所。最早的市沒有固定的位置，后常在居民點的井旁，故有“市井”之稱。
人們在特定的地點按特定的時間相互交易，形成集市。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了經營上的方便，市逐漸吸引到人口比較集中，又是奴隸主貴族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
“鎮”與“市”原本有嚴格的區別。
到宋代，鎮才擺脫軍事色彩，以貿易鎮市出現于經濟領域，隨著經濟的發展鎮成為縣治和農村集市之間的一級商業中心。
市，多是商販和行商，商業規模較小鎮，則坐賈較多。
二者在工商業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因為鎮的工商業較發達，在經濟上對封建統治者來說至為重要，因而設“官”以收稅，設“將”以彈壓。
所以有人說“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將防遏者謂之鎮。”
“鎮市”作為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新名詞，正式出現于北宋的熙寧、元佑年間，到南宋以后常見于官方文書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個專門用語。
宋代是一個市鎮機能轉變的過渡時代。
在宋代，由于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壞，以及鄰近鄉村地區懋遷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漸演變形成商業性的聚落，做為固定居處的市于是形成。
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軍事機能為主的城鎮，也逐漸蛻變轉化為商業及貿易的重要據點。
這種商業化的趨勢，直到明清時代，傳統的市鎮均脫離了它的原始含義，而以商業機能為標準。
這些市鎮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經濟繁華的中心地，是介于州縣城與鄉村之間的新興小城鎮。
在明清的方志中，其間的市鎮并沒有嚴格的區分，如弘治吳江縣志謂“人煙湊集之處謂之市鎮”。
包括乾隆湖州府志也說“田野之聚落為村，津涂之湊集則為市為鎮”，嘉靖仁和縣志所載杭州附近各市鎮則均“市鎮”或“鎮市”連名。
可見，明清時“市鎮”或“鎮市”已經成為江南地區一般商業聚落的通稱了。
雖然明清時代一般鎮大于市，但也有不少是市大于鎮，因此，到了清末時期，市鎮的標準已經沒法分判了。
但可以江南市鎮的基礎奠定于宋代，宋代的農業革命與商業革命，以及“蘇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現，為江南市鎮的興起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支持，不少江南市鎮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時代。
像烏墩鎮即烏鎮、梅溪鎮、四安鎮、南潯鎮都是。
此外比較有名的震澤鎮的前身震澤市就形成于宋代。
所以我們通觀江南市鎮的發展，可以發現明代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宋代以來，直到十五世紀末明成化、弘治年間，可以說是市鎮的萌芽與形成時期。
明代的蘇、松、杭、嘉、湖等府不僅是財賦重地，也是農工商各業發達的經濟中心。
農家經營的商品化與市場化，需要有比集市更高層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這就給市鎮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以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論，在明代該地區市鎮確實有了蓬勃的發展尤其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間，出現的市鎮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除了該區域的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蘇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區以外，近代市鎮的基本規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說是在明代奠定的。
清代江南市鎮繼續發展，市鎮作為江南地區最活力的經濟中心地，作為全國多層次市場中的重要環節，伴隨著康雍乾盛世的出現，進入了江南市鎮發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
清末民初，是江南市鎮發展的第三個高峰期。
明清江南市鎮的繁榮表現在市鎮數量的增加、市鎮人口的大量增長、市上升為鎮等方面。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三百年間，尤其是正德、萬歷年間以迄清代乾隆時代，市鎮的數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許多市鎮達到空前的繁榮。
清代，江南地區的市鎮明顯地有大量增加的趨勢，尤其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江南市鎮進入了一個快速成長的極盛時代。
臺灣學者劉石吉做過統計，就以蘇州府為例：在明初只有30個市，到正德時已經增加到45個市鎮了，到清乾隆時增加到100個市鎮，光緒時達到206個。
其它府的市鎮也基本上都是這樣呈增長趨勢。
從明代前期開始，經明中后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諸多市鎮都先后增長了數十戶乃至數千戶，其人口數量并在明中后期及前中期形成了兩個增長的高峰，從而形成了一些千戶左右以至萬戶左右的特大市鎮。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的市在明清時由市上升為了鎮。
像清代松江府的吳家橋市、陸家浜市后來升為了鎮。
首先，生產力的發展是市鎮興盛的根本原因。明清江南市鎮如此興盛其根本原因同樣也是由于這個地方的生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使得社會分工更加專業、細致和商品經濟更加活躍。
江南市鎮是在農家經營商品化、農業經濟商業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市鎮的興盛與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江南地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得本地區成為商品外銷點而發展成為市鎮。糧食，絲織業、棉紡織另一方面，遠地的農業、手工業發展，其產品需要遠距離運銷，使得交通匯點成為市鎮。
其次，良好的交通條件是江南市鎮形成、發展的必要條件。甚至在生產力并不發達的地區，單憑良好的交通條件地理環境也可以發展成為繁華的市鎮。
在封建社會交通工具不發達的情況下，水路是最方便、最經濟的運輸方式，所以商都重水路。
長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河流縱橫交錯，大大小小的河流，猶如人的血管，靠著它輸送血液，保證營養供給。
明清江南的商品經濟很活躍，加之社會分工更專業，商品的轉運很頻繁，而商品的輸入和輸出都離不開河網水路，所以在河流的兩岸就形成了市鎮并發展、繁榮。
江南市鎮它往往位于河網平原的某一區域中心或樞紐點上，鎮環四流，河流橫貫鎮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
市河內農船穿梭往來，直通鎮區。
第三，在明代，蘇松杭嘉湖地區的兩大經濟作物蠶桑和草棉的種植，也對江南市鎮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由于人口和重賦的壓力，以及勞動技術、生產經驗優勢的推動，商品性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該地區發展迅猛。
而且蘇松地區草棉的種植到明代迅速推廣，特別在許多不宜種植糧食作物的地區如嘉定縣、青浦縣和后來的南匯、川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杭湖地區由于嫁接桑由采葉法改成剪株法，并育成了葉質好、產量高的拳桑，絲的質量與產量大幅度提高。
許多地區“鄉間隙地，無不栽桑”，“尺寸之地，必樹之以桑”。
蠶桑生產具有的技術優勢，促使絲織業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絲”與“棉”闖入鄉村的經濟生活，從兩方面推動了明清江南市鎮的發展：一是四鄉農民因副業比重增大，消費購買能力也相應隨之提高。
正如明王士性所說：“浙十一郡，惟湖最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
唐甄在潛書中亦說：“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
二是使農民日益被卷進了商品經濟中，對市鎮的依賴大為增加。
他們手中的絲、棉以及加工成的綢、絹、棉布交換價值的實現，離不開市鎮。
一“夾河而市”是江南市鎮的共同特點
由于江南水鄉的地理環境，河道縱橫，內河行船是江南交通運輸的重要手段，
因此絕大多數市鎮都是“夾河而市”在河道暢通的地方，市廛都在河道的兩邊與
跨河橋畔，形成為江南水鄉市鎮。吳江的同里，平望，湖州的南潯，都是著名的
水鄉市鎮。南潯在南京時立為鎮，但明正德時居民還不算很多，至明末興盛起來，
據明末潘爾夔潯溪文獻載：“市廛云屯櫛比，周遭四訖自東柵至西柵三里而
遙”。到清乾隆時這里已是：“煙火萬家，商家云集。”的巨鎮。明清詩文中對這
個水鄉市鎮的市容有許多的描繪，如：“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寨人家水上耕。”“東
西水柵市聲喧，小鎮千家把水圓。”又如鮑珍的南潯小泊詩：“水市千家聚，商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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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結鄰，長廊連蔀屋，斥堠據通津。”在江南運河沿線，自宋元以來即形成了一
批市鎮，如丹徒、呂域、諫壁，橫林、望亭、嚴望等等。由于交通運輸的方便，
一些繁榮的商業巨鎮，大都分布在運河沿線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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