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上面說的，除了第一個好除外，第二個好處是使農民日益被卷進了商品經濟中，對市鎮的依賴大為增加。

    他們手中的絲、棉以及加工成的綢、絹、棉布交換價值的實現，離不開市鎮。

    像是“夾河而市”是江南市鎮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也才造就了這些地區的商業非常繁榮。

    這是由于江南水鄉的地理環境，河道縱橫，內河行船是江南交通運輸的重要手段，因此絕大多數市鎮都是“夾河而市”在河道暢通的地方，市廛都在河道的兩邊與跨河橋畔，形成為江南水鄉市鎮。

    吳江的同里，平望，湖州的南潯，都是著名的水鄉市鎮。

    南潯在南京時立為鎮，但明正德時居民還不算很多，至明末興盛起來，據明末潘爾夔《潯溪文獻》載：“市廛云屯櫛比，周遭四訖自東柵至西柵三里而遙”。

    到清乾隆時這里已是：“煙火萬家，商家云集。”的巨鎮。

    包括明清詩文中對這個水鄉市鎮的市容有許多的描繪，如：“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寨人家水上耕。”

    “東西水柵市聲喧，小鎮千家把水圓。”

    又如鮑珍的南潯小泊詩：“水市千家聚，商漁自結鄰，長廊連蔀屋，斥堠據通津。”

    在江南運河沿線，自宋元以來即形成了一批市鎮，如丹徒、呂域、諫壁，橫林、望亭、嚴望等等。

    也正是由于交通運輸的方便，才導致一些繁榮的商業巨鎮，大都分布在運河沿線或附近。

    還有就是從江南市鎮的發展情況來看，大多分布在農業，手工業比較發達和經濟作物地區。

    市鎮發展較快的松江，嘉定，太倉一帶，是棉花的產地，棉紡織業發達，又靠近沿海和于海上貿易，是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

    這里明清以來興起的許多市鎮，都與棉紡織業發生密切聯系。

    南翔，充王鎮等地都是棉布業發達的市鎮。

    其中南翔鎮“布商輳集，富甲諸鎮。”松江府“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促助耕。”

    大量的布匹成為市鎮交易的重要商品。

    奉賢縣的莊家行“居民繁綢，布縷充斥。”華亭縣的拓林“為海人輻輳之處。”

    葉謝：“居民稠密，商賈輻輳。”

    因此蘇州，湖州的一些市鎮則與絲織業發生密切的聯系。

    如南潯是湖絲的著名產地，吳江的盛澤，黃溪都以絲織品著稱全國。

    還有就是在江南市鎮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帶有行業性的特點的市鎮。

    這些市鎮有的以經營手工業為主；有的以某種行業著稱；有的是農村產品的交易市場或產地等等。

    吳江的屯村市自明代以來為制鐵業發達的市鎮，嘉靖時，“居民數百家，鐵工過半”。

    明代以來為制鐵業仍很發達，其產品有農器，廚器，兵器。

    方志說：“諸類物產皆通邑所有，唯鐵工則本村所獨有，故諸鐵器亦惟此地為多。”

    檀邱市亦：“多以鐵冶為業。”常州宜興的張渚，里也是冶鐵業發達的地方。蘇州長洲縣的陸墓鎮，“居民多造窯及織汗巾為業。”

    吳江的同里，既是大米的市場，又是造船的地方。

    蘇州的楓橋和平望都是運河線上的商業市鎮。

    常州宜興的張渚鎮是茶葉的產地。

    元時設有茶園領所以掌茶稅，明朝也設有批驗茶引所，清初這里也是“商旅駢集”的地方。

    這些帶有行業性特點的市鎮的形式，反映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擴大，也是明清以南市鎮發展的重要標志。

    工商業巨鎮的出現，是明清江南市鎮發展的重要特點。

    隨著市鎮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達，明中葉以后，在經濟作物和水陸交通發達的地區。

    先后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工商業巨鎮。

    如蘇州的盛澤，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湖州的南潯，烏鎮，以及嘉興的王江涇，濮院鎮等地。

    這些市鎮人煙稠密，街道繁盛，市場繁榮，手工業，商業都很發達，而且為各地商賈所集，進行大宗交易。

    這些市鎮的形成以及繁榮，是江南商品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

    例如蘇州元和縣的唯亭鎮離城三十里，地處婁江上，為太倉，昆山，松江，崇明之要道。

    自明季以后至清道光年間，“人煙稠密，比屋萬家。”可見是一個手工業發達的工商業巨鎮。

    這里有紡織，織布，毛毯，染作，切紙，織作等手工業。

    而且鎮上每天有許多等待雇傭的工匠。

    由于棉布業發達，有許多商人到這里來“坐床收布”。眾多江南市鎮的交易都有日市，早市，晚市和夜市之分，樣式繁多，是它的又一特點。

    另外江南市鎮的交易情況與時間，除“日中為市”外，國各地生產，生活習俗的不同，還有早市，晚市，夜市等，其中早市也較普遍。

    如嘉定縣的“棉布，蒲溪，竹器”等交易，“以黎明或清晨為市。

    其意謂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不妨一日之功。”

    章練塘“鎮東新街至轎子灣，街道摩肩，繁盛為一鎮之冠”。

    江陰縣的華墅鎮，市東西相距三里，南北二里，“邑中紙鎮之大者稱華墅，青陽。列肆繁盛，百貨皆備，瀕江各鄉貿布者，向以午夜率明燈列市，今則改易鎮西南。”

    蘇州的安亭鎮，居民以南北兩橋為市，“黎明而集，日中而散”，“自早至日中，澀沓相競，市聲沸水面”。

    盛澤是個繁榮的大鎮，“四方大賈輦金而至無虛日，每日中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江南市鎮的出現，興起于宋元而發展于明清。

    特別是明中葉以后及清朝康熙以來，市鎮的分布已遍及江南各地，并涌現出一批工商業繁盛的市鎮。

    這些市鎮的發展與繁榮，標志著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也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

    這些大小市鎮，分布江南各地，與農村往往有著密切的聯系，是農副產品，手工業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換市場。

    其流通范圍大都在本地，縣三間的鄰近地區。

    市鎮的出現，成為封建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封建社會后期市鎮的發展應該說封建建立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的。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市鎮的發展水平幾乎是衡量一個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發展的標志之一。

    與廣大農村聯系的紐帶，區域關系是通過城市，特別是通過市鎮深入農村農民生活的，并促進農村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推動自然經濟的逐步分解的，這種互相推進的經濟運動就是封建社會后期母體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過程。

    所以現在我們才說它們在明清曾經是充滿活力的工商業中心，一度引領時代潮流，帶動變革。

    就像上面說的，它們給傳統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可以說是早期的工業化。

    像是有絲織業、棉織業為代表的早期工業化，生絲、絲綢、棉布出口驅動的外向型經濟所帶來的巨額白銀資本，江南市鎮雇傭工人群體與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地權分散化趨勢與田面權、田底權的分離。

    從而顯示社會轉型過程中，江南市鎮在城市化、近代化進程中的地位。

    一提起“早期工業化”，人們習慣性的理解，就是歐洲工業革命之后工業化的初期階段。

    殊不知，它是指“工業化之前的工業化”，亦即工業革命之前的工業化，也就是鄉村的工業化。

    西方學者對此早有判斷，他們指出，在中世紀早期，大部分工業品生產在，在中世紀接近尾聲時，農村的工業生產再次興旺起來。15世紀前后，西歐各國形成一種工業鄉村化與鄉村工業化趨勢。西方學者把它定義為“原工業化”、“原始工業化”，或“工業化之前的工業化”。英國是其中的佼佼者，鄉村工業的勃興是16，18世紀英國社會經濟過程中最為顯著的時代特征。促使鄉村工業化——早期工業化出現的因素很多，例如:農業生產的增長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必需的糧食保障，也為工業品提供了需求空間;剩余勞動力滿足了鄉村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等[1—p237，259]。

    這種歷史現象也出現在。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業化，而并非洋務運動中的早期工業化。他的結論是:1850年以前的三個世紀中，江南工業的發展，使得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紀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區，工業的地位已與農業不相上下，在經濟發達的江南東部，甚至可能已經超過農業。用西歐的標準來衡量，此時江南農村可能已經“過度工業化”了[2—p16]。筆者認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標新立異，其實是嚴謹的歷史解讀。

    本文試圖論證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來與之相呼應。

    一、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一瞥

    2000年，美國學者彭慕蘭KehPomeranz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歐洲、中國及世界經濟的發展》，把中國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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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與歐洲的英格蘭加以比較，得到的結論是，在18世紀后期以前，亦即歐洲工業革命以前，中國江南并不比歐洲英格蘭落后。對此不少學者持有異議。但從他對早期工業化的比較研究看來，至少是頗具啟發意義的。彭慕蘭在書中，把早期工業化叫做“原始工業化”，他的定義是為市場而不是為家庭的手工制造業。比較的結果1750年歐亞大陸許多地區，農業、商業和原始工業，存在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1750年長江下游人均生產的棉布，與1800年英國一樣多[3—p15]。在該書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對題目“大分流”GreatDivergence，黃宗

    智譯作“大分岔”，作了解釋，說明他寫此書的目的，是把中國與歐洲比較，把江南與英格蘭比較，尋找一個時間節點，兩者何時分道揚鑣，一個走向落后，一個走向先進。結論是，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大分流”的時間節點，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現象。

    這種觀點，與先前流行的論斷——明代以后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大相徑庭。

    其實在彭慕蘭之前，西方學者早就發表過類似的論點。歷史學家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無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歐洲都談不上稱霸。“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4—p27，166，167]。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更加言之鑿鑿，甚至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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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的數據。他說，在歐洲工業革命完成以前，中國和歐洲不包括前蘇聯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1700年，中國和歐洲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別為231，中國、233，歐洲;1820年則分別為334，中國、266，歐洲。1700，1820年間GDP增長率，中國為085，，歐洲為065，[2—p15，16]。

    對于這種說法，人們當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學術值得進一步探討。根據筆者對江南市鎮的長期研究來看，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尤其是在絲織業、棉織業所達到的水平，是領先于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包括英國的。

    首先，江南絲綢業市鎮及其四鄉，從明中葉以來，逐漸把養蠶繅絲以及絲織業作為主業，作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明中葉謝肇淛在《西吳枝乘》中說，蠶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為先務，其生計所資，視田幾過之”[5]。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代。沈廷瑞《東畬雜記》關于濮院鎮四鄉農家的經營方式，有這樣的描述:“近鎮人家多業機杼，間有業田者，田事皆雇西頭人為之。西頭，謂石門、桐鄉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處，每于春初挈眷而來，年終挈眷而去，名曰種跨腳田”[6]。可見，以出產“濮綢”聞名的濮院鎮，四鄉農家的經營重心已由農業轉移到蠶桑絲織業，也就是說，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當然是鄉村工業、原始工業，而把農田耕作看作副業，因忙于工業而無暇顧及，不得不雇傭鄰近的石門、桐鄉農民來種“跨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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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主業與副業倒置的現象，截然不同于傳統農村，農民不再把農業作為主業，而把工業作為主業，是江南市鎮早期工業化的主要特征，在絲綢業中心盛澤鎮同樣存在。根據實地調查，“盛澤的紡綢業，也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不過盛澤紡綢業之為農村副業，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謂副業，如其名所示，是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農暇時的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恰恰相反，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果興盛，他們竟至于讓土地去荒蕪”[7—p187]。盛澤鎮的絲綢業興盛于明末清初，因此這種現象至遲在清代中葉已經形成，也正是這種現象，才支撐盛澤鎮的絲綢業中心地位歷經幾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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