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說的，青龍鎮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鎮，進入南宋后更顯繁華，鎮區規模不斷擴大，街坊布局日趨完整。

    像是顧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鎮市志謂該鎮“有治、有學、有庫、有倉、有茶場、酒坊、水陸巡司。鎮市有坊三十六，橋三十，橋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圖，南北相望。”

    也就是市區里面分為36坊，這已遠遠超過了同期一般縣級城市的規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應熙在青龍賦一文中曾對該鎮市區的布局和繁華景象作過一番生動的描述，其中略云“粵即“越”有巨鎮，其名青龍。控江而淮浙輻輳，連海而閩楚交通。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阛阓繁華，觸目而無窮春色。寶塔懸螭，亭橋架霓。臺殿光如蓬府，園林宛若桃溪。儷梵宮于南北，麗琳宇于東西。綺羅簇三島神仙，香車爭逐;冠蓋盛五陵才子，玉勒頻嘶。龍舟為海內之盛，佛閣為天下之雄。騰蛟踞虎，岳祠顯七十二司之靈神;闕里觀書，鎮學列三千余名之學士。龍江樓，四宜樓，隨目寓以得勝;勝果寺，園通寺，遣俗慮以忘憂。風帆乍泊，酒旗頻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紅橋。“注該文見嘉慶松江府志卷2鎮市“青龍鎮”條。從中不難想見當時青龍鎮的繁榮景象。

    所以上海鎮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

    史稱該鎮“襟海帶江，舟車輳集”，市區“有市舶，有酒庫，有軍隘、官署、儒塾、佛仙宮館、甿廛賈肆，鱗次而櫛比”。

    時人董楷在受福亭記一文中談到該鎮市區建設的情況時說“自舶司右趨北建拱辰坊，盡拱辰坊剏益慶橋，橋南鑿井筑亭，名曰受福。

    亭前曠土，悉繡以磚為，一市阛阓之所;其東舊有橋，已圯，巨濤侵嚙且迫，建橋對峙，曰回瀾橋;又北為上海酒庫，建福會坊;迤西為文昌宮，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盡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盡致民坊，市民議徙神祠為改建橋，曰福謙。”

    顯然，受福亭一帶是上海鎮的商業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錯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鋪砌磚石，十分整齊。

    同時需要說明，在江南其他地區一些大型市鎮的社會布局也基本相似。

    如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市逵縱橫”;吉州的永和鎮，“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鎮，“邸肆間列”;湖州的南潯鎮，“市井繁阜”，分為七巷;新市鎮，“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饒州的石門市，“市井甚盛”;鎮江府的新豐市，“居民市肆頗盛”;臨江軍的肖家峽市，“棟宇相鮮，若臺若亭”等。

    因此在宋代，只有州府級城市實行廂坊兩級管理體制，即將城區劃分為若干個街區和坊巷設立廂，派遣官員進行管理。

    而縣級城市和市鎮的話，一般只允許設置坊巷和市。

    不過到了南宋的時候，隨市鎮規模的擴大和社區布局的日趨復雜，江南地區的一些市鎮開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設立廂級機構。

    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黃池鎮，“商賈輻輳，市井繁盛。俗諺有云太平州不如蕪湖;蕪湖不如黃池”。為了處理日趨繁忙的事務，當地監鎮官“乃擅行剏四廂”。

    當然，本來，宋廷一般在市鎮設立監鎮官，有些由縣尉或巡檢兼管。

    這里需要給大家介紹一下，其實所謂的監鎮官的話，主要負責商稅、酒稅的征收，兼領煙火公事，“其余婚田詞訴并不得受理，輒增置牢獄者重置典憲”，其權力十分有限。

    但這只是早期，因為由于市鎮社會的復雜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鎮監鎮官的權力不斷擴張。

    如紹興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員以該州管下烏墩、梅溪鎮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許斷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煙繁盛”的四安鎮也依兩鎮例，“差京朝官，許斷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

    可見，這些監鎮官已擁有一定的治安權和司法權，而這些權力原來都是由縣級政府掌握的。

    江南的許多市鎮先后設立官辦學校，這些學校多由各鎮自行管理。

    至于監鎮官的級別，也呈不斷提升之勢。

    一些規模較大或較為重要的市鎮的監鎮官多由京朝官或相當級別的武臣充任。

    如青龍、烏青、澉浦、梅溪、臨平等鎮的監鎮官都是已有一定資歷的京官。

    而在任職年限上的話，也像縣官一樣實行三年一任制。

    如紹定澉水志記載了該鎮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以后共41任監鎮官的任職情況，其中除了少數因丁憂、罷黜、病故等特殊情況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所以從戶籍及相關的役法管理等方面來看，許多江南市鎮已經采用州縣城市的坊郭制。

    如州縣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謂“行”是同業工商戶組織，承擔著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資的責任。

    而一些江南市鎮也有類似的行役。

    如臨江軍黃池鎮“商賈所聚”，“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于一鎮之內。

    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

    又如嘉定二年1209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鎮徙役之碑談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鎮在差役方面早已實行坊郭法，鄰近的青墩鎮居民也要求獲得相同待遇，終獲批準。

    因此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當部分江南市鎮的居民已從鄉村戶籍中分離出來，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戶的范圍。

    至于當時市鎮的社會生活與風氣的話，怎么說呢，因為居民的社會生活是市鎮社會形態的具體表現。

    與經濟、人口和社區布局狀況一樣，南宋時期許多江南市鎮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也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點。

    從教育方面來看，前文已經提到，不少江南市鎮都設有官辦的鎮學和民辦的書院、小學、蒙學等不同形式的學校，如青龍鎮、澉浦鎮、上海鎮、景德鎮、震澤鎮、古步市、桂店等，有的還頗具規模。

    如應熙青龍賦稱該鎮“鎮學列三千余名之學士”，雖屬夸張之辭，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青龍鎮學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又如澉浦鎮的鎮學是嘉定十年1218年由監鎮官徐之紀創立的，每年冬至，附近士人都要前來參加“序拜鄉飲”。

    甚至一些小規模的鄉村草市也興起了學校。

    如當時的詩人陸游有詩云“耳目康寧手足輕，村墟草市遍經行。孝經章里觀初學，麥飯香中喜太平。”

    所說的就是南宋中期紹興府鄉村草市的小學教育情況。

    同時在另一首詩中，他還提到有一些草市興辦冬學的情況，并解釋說“農家十月遣子入學，謂之冬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市鎮學校的興起，顯示了其進一步向農村文化教育中心發展的趨勢，也是其趨于城市化的表現。

    而從文化娛樂方面來看，那些繁華都市的環城市鎮，固然有眾多文化設施和豐富的娛樂活動，如臨安城南的龍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鎮等都有相當規模的“瓦子”，即綜合性文娛場所，就是地處農村腹地的市鎮也是如此。如兼跨湖州、嘉興府的烏青鎮，市內北瓦子巷，系“妓館、戲劇上緊之處”;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藝優于他處”，“樓八間，周遭欄楯，夜點紅紗梔子燈，鼓樂歌笑至三更乃罷”;善利橋西南太平樓，“為樓二十余所，可循環走，中構臺，百技斗于上”。

    嘉興府澉浦鎮西南的永安湖是當地著名的游覽勝地，“春時游人競渡引樂，號為小西湖”。

    而且就是一些地區的鄉村小草市也有活躍的文化娛樂活動。如紹興府鏡湖流域的草市，夜間戲劇演出十分活躍，因此陸游在詩中有不少生動的描述。

    像是他在夜投山家中就說“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優場炬火紅”。

    還有在初夏閑居中也形容“小市豐年有戲場”。

    以及行飯至湖上同樣形容“此身只合都無事，進向湖橋看戲場”，這些都記錄在陸游的劍南詩稿中。

    并且不止是這些，在江南市鎮的宗教活動也十分活躍。

    大部分市鎮都有數量不等的寺廟觀院，像澉浦、青龍、上海、黃池等之類的大型市鎮寺觀之多自不必說，就是一般的市鎮也往往為數不少。

    我們以平江府常熟縣為例縣北40里的福山鎮是遠近聞名的宗教活動中心，鎮上有大慈寺、潛真館等多所寺觀，其中以作為泰山神行祠的東岳廟影響最大，每年都有江、淮、閩、粵等地的大批信徒前來祭祀和祈禱，“歲率以暮春，大會來者于廟之庭，祈者、禳者、訴者、謝者、獻技能者、輸工力者，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咸各有施。

    投簪珥，薦琛貝，輦貨泉，篚布帛，庭實充塞”。

    其他如許浦鎮有法解寺、壽圣晏院、真武道院、崇真道院、樓真道院等;練塘市有春申君廟、凈慧祥院等;楊尖市有觀音教院等;甘草市有萬壽寺等;支塘市有明因祥院等;直塘市有廣安寺等;涂菘市有寶靈寺、延真道院等;河陽市有永慶寺等;莫城有莫耶廟、妙清院等;慶安鎮有凈居院等;梅李鎮有頤真館等;陸河市有泗洲殿等。

    而且一些市鎮的宗教活動常常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商品交易會。

    如正月十五日紹興府開元寺的“燈市”，“傍十數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藥、織繡、髹藤之器，山積云委，眩耀人目;法書、名畫、鐘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間出焉。

    士大夫以為可配成都藥市”;二月初八日慶元府奉化縣岳林寺的彌勒佛生日“道場”，“百工之巧，百物之產，會于寺以售于遠，觀者萬計”;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縣五通神廟“佛會”，“天下商賈輻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縣的馬鞍山山神誕辰“社會”，“它州負販而來者，肩袂陸續”。

    這種廟會的興起，都是反映了江南市鎮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濃厚的商業氣息。

    與工商業的興盛相對應，江南市鎮的社會觀念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重商、經商風氣十分盛行。不僅官僚大族紛紛參與工商活動，而且一般的貧困農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鎮“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

    因此時人范浚在談到江浙一帶經商之風盛行的情況時說“今世積居潤室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頫取仰給，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紙書，則奪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忍饑而翻故紙耶”無怪乎當時有人感嘆江浙地區“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所以我們綜上所述的話，可以看到南宋時期江南地區的市鎮，除了規模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會形態已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征。

    特別是那些規模較大的市鎮，已初步發展成為與傳統州縣城市不同的新興經濟都市。

    這種經濟都市的出現，既是當時江南城市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標志，也是城市向外擴張并開始深入鄉村地帶的一種表現，由此引發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變革，推動了江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起步，盡管無論就城市化的廣度還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這在古代江南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的發展史上，無疑有著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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