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說到宋朝包括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繁榮，除了包括商業外，還包括學術方面的碰撞，可以說那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西學東漸浪潮，中國文化與西方異質文化再次接觸，可以說產生了及其劇烈的化學反應。

    而這里面離不開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翻譯了，在那時，翻譯可以說作為溝通文化間交流的中樞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次翻譯首先由科技方面，后來漫延到文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領域，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元朝以來，中國和西方國家一直有比較密切的外交活動，15-16世紀西方世界已經基本上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并且進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科技領域出現了許多重大發現，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與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伽里略發明望遠鏡，英國科學家對人體血液循環的發現，等等，都遠遠超越中國。

    而此時中國封建文明經歷唐宋時期的高峰時期，封建文明進入沒落時期，再加上南宋以來新儒學長期排斥禁錮人們的思想，佛學過于虛幻，已經逐漸失去其優勢，明朝中期王陽明的心學、東林學派追求的實學為人們沖破以往的思想禁錮和追求西學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

    恰好此時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學在國內傳播可謂迎合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封建士夫中的開明人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和西方傳教士一起翻譯西書，促成了中國翻譯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游記的撰寫，提倡實驗與切身實踐，人們的科學方法開始變化。

    而且，需要說明，當時擔任翻譯任務的外國傳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學造詣。

    他們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調適與會通”策略，歸化中國知識分子，尋求與中國士大夫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合作，翻譯中國急需的科技書籍，達到其傳教目的。

    “教士之門中國也，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后來逐漸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翻譯隊伍，他們以開啟民智，倡導民權，振興中華，驅逐外夷為已任。

    這個階段的翻譯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明朝以前的翻譯活動;明朝晚期至鴉片戰爭期間的翻譯活動;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后的翻譯活動;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的翻譯活動。

    柳治徵將這段歷史歸納為中國近代文化史，這個時期的翻譯史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占主流地位的詩學影響較為明顯，也是翻譯發揮其社會功能最充實最明顯的階段。

    第一階段，那就是唐宋之時，我國國力強大，科技水平在當時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古代的四大發明使我國在軍事、印刷業、造紙業、航海領域都比歐洲早四五百年。

    因而早期翻譯傾向于對異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但是佛經的翻譯也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達做出貢獻。

    像是開元釋教錄》記載，“東漢之末，安世高醫術有各，譯經傳入印度之醫藥”。

    現在收錄在大藏經》里的佛教醫書有二十一部，而且天竺醫學的八種方術也通過翻譯傳入我國，對我國的古代醫學產生了一定影響。

    孫思邈的千金方》就吸取了老婆龍樹的藥方，我國古代用金針治眼疾的方法也得自印度僧人。

    我國最早翻譯介紹天文知識的佛經是安世高譯的舌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又稱舌頭諫經》或虎爾經》。

    而且佛經翻譯也為我國送來了印度的歷算書籍，如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婆羅門算法》、婆羅門算經》、摩登伽經說星圖》、西門俱摩羅秘術占》、婆羅門陰陽歷算》、婆羅門天文》八種，據唐書)歷志》記載，瞿曇悉達于開元六年當太史監，他在開元年間編著開元占經》時將印度古歷九執歷》介紹過來。

    九執歷》有許多希臘天文學成份，如圓周劃分360;60進位制計算法;太陽周年視運動遠地點;推算月亮視直徑大小變化之法;黃道坐標;正弦函數計算法及正弦函數表都是我國傳統天文學體系沒有的。

    此外，九執歷》還介紹印度的數學知識，其中就有我國后來的筆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欽定應天歷》，魯穆國來中國，又為我國引進了阿拉伯天文知識，宋人據此修撰應天歷》，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計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將每夜分為五更，每更分為五點，點以擊鐘為節，更以擊鼓為節。

    第二時期是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紀，蒙古帝族貴族鐵木真率部統一周圍的其他部落，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國。

    鐵木真被各族擁為成吉思汗，隨著蒙古帝國的不斷征戰擴張，其領域橫跨歐嚴兩大陸，到忽必烈時期達到強盛。

    公元1217年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國號為大元。

    公元1276年，元軍攻戰南宋都城臨安，兩年后又攻占廣州，統一中國。

    元朝時中國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稱世界之最。

    元朝廣闊的疆域為其陸海交通的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

    元朝時政府更是遣使屢次招諭海外諸番，隨著航海的發展，元明時期官方與海外各國開始廣泛貿易往來，此時，西方諸國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游世界，開始在海外尋覓新地，“而東西之接觸，乃若電氣之相引矣”。

    柳治徵將元明時期作為近世文化史的開始。

    他指出，中國近世之歷史與上世、中世之區別有三。

    一是東方之文化無特殊之進步，僅能維持繼續為保守之事業，而西方之宗教、學術、物質、思想逐漸輸入，別開一新局面也。

    二是從前之國家，雖與四裔交往頻繁，而中國常屹立于諸國之上，其歷史雖兼及各國，純為一國之歷史。

    自元、明以來，始與西方諸國有對等之交際，而中國歷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國之列也。

    三則是因前二種之關系，而大陸之歷史變而為海洋之歷史也。

    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為最大之關鍵，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學術輸入之漸，當先觀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為東西方學術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臺。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庫噶丁公主之命東行至印度，經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馬可波羅又與叔父從陸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熱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國后馬可波羅將其經歷寫成馬可波羅游記》，并激發了歐洲人東行考察中國開辟新航路的欲望。

    當然，這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還有待考證，只是想說明當時東西方交流的確很繁榮，不然也不會有這個故事。

    包括后來到中國來的有葡萄亞王子亨利及約翰二世，以及荷蘭人、英法等國，并且開辟了歐洲諸國在東亞的據點，東印度公司。

    航海事業的發展使元朝時人們已經知道地球的形狀，及至利瑪竇等至中國傳教，天文、歷算、地理、格致諸學大興，而且也輸入了西方的科學方法，扭轉了中國傳統的科學研究之風。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西學輸入主要集中在地輿學、天文學、軍事、科學方面。

    明朝時期政府極其重視翻譯與外事活動，明代接待外賓并配有翻譯人員的官方機構是鴻臚寺，設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職，總領其譯事活動。

    永樂年間，復設會同館于北京，安頓外來使節。

    正統六年定為南北二館，后稱“四夷館”，培養口筆譯人員，適應明政府對海外的諸蕃幫交往來。

    明代翻譯事業的發達，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于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學東漸之潮。

    柳治徵稱“利瑪竇等之來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

    綜觀我國近代翻譯史之進化。

    可以看出西方科學技術之輸入揭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之序幕。

    西方宗教的輸入也為中國近年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另一新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說，這是西大文明向文化聯系的最高范例。

    明朝到了中期以后，統治階級昏庸無能，宦官專權，政治腐敗，民回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出現，手工業和制造業，也都比以前有新的進步，由于學術界的儒士們謹守孔子之訓“君子不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輕視對實用技術的研究，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學術思想趨于衰微，相對于剛剛經歷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革命的歐洲諸國明顯落后，于是出現了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渴求。

    因此利代等，帶來的西方之學術正好解此之渴。

    而利瑪竇的話，是意大利利馬切拉塔城人，1568年入羅馬學校，受宗教、數學、物理的教學，1571年成為耶酥會會士，立志赴東方傳教，1582年來澳門學習漢語，取各利瑪竇，字西泰。

    次年，隨羅明堅赴肇慶，并帶來歐洲制造的自鳴鐘、三棱鏡、渾天儀、東西半球圖等。

    他感到要在中國傳教，首先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并得到上大夫階層的合作。

    他還將儒教的“仁”與義”與基督教的“泛愛”主義相結合，撰寫交友論》，因此贏得多位封建士大夫的信任。

    他于1601年買通宦官馬堂，到北京覲見神宗，并獻上報時自鳴鐘、萬國圖志、西琴、天主圖像、珍珠鑲嵌的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貢品。

    神宗大悅，“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

    在明末學界上，興起一反動之勢力，革新之興味，梁啟超在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指出:“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書特書者，日歐洲歷算學之輸入”。

    另一方面，他還首創了中西結合翻譯介紹西方科技文獻的歷史，并著勾股義》、圓容較義》、測量法義》、萬國輿圖》。

    他曾與當時科學家徐光啟合作，翻譯，梁啟超稱此書“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

    此外，他還第一個把四書譯成拉丁文，第一個采用拉丁文為漢語注音，并與羅明堅合作編寫了第一部葡華字典》。

    他在中國居住十多年，1610年5月11日病逝，并“賜葬”北京。

    他在中國的幾十年所寫的筆記和書信結集編成中國札記》、中國書簡》為西方了解中國提供了寶貴資料。

    明代科技翻譯的政治條件明代困擾著人們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歷法。

    當時通用的歷法大統歷》，)因長期沿用，常常因計算不準出錯誤。

    當時采用的另一種歷法回回歷也因歷時久遠應用上差錯難免，因此明末滿朝上下蘊釀的另一場改革就是修改歷法。

    耶酥會教士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取得明朝皇帝的信任，以利其傳教。

    利瑪竇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另一貢獻就是倡導時帝采用西歷法。

    在徐光啟、李之藻等中國科學家的響應下，加上來華傳教士，龍華民、湯若望、鄧玉涵、龐迪峨、熊三拔都懂得天文歷算。

    于是一場圍繞中國歷制的改革展開了，并譯著多種天文學著作，推動了我國天文學的發展。

    早在1481年正定教諭，俞正已要求改歷，遭保守派陷害。

    此后，歷法改革呼聲日高，萬歷三十八年欽天臨官員周子愚、上疏，請求編譯。

    而龐迪峨的話，是西班牙人，洞知歷算之學，在我國介紹西方天文歷法知識方面是位先驅，而且還引入了歐洲的實勘精神，以及用經緯度測繪地圖的方法。

    熊三拔，是意大利人，1606年來華，帶來了許多天文書籍。

    萬歷四十年禮部上疏，請賴會有關官員與龐迪峨、熊三拔翻譯西方改進歷法。

    次年，李這藻上靖譯西洋歷法等書疏》，極力推薦“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峨、熊三拔、陽瑪諾等人翻譯西洋歷史之書。

    徐光啟也曾上修改歷法靖訪用湯若望、羅雅各疏》。

    為推運修歷，徐光啟于1611年撰寫平渾圖說》、夜景圖書》，還由熊三拔講解寫出簡平儀說》，介紹測量用器簡平議。

    李之藻根據西方天文學撰寫，渾天蓋通憲圖說》，得到利瑪竇的高度評價。

    1614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作翻譯了圓容轉儀》一卷。

    1629年在徐、李的極力推動下，崇禎帝終于同意修歷。

    之后，在李之藻，徐光啟的監領之下，共成歷書一百三十余卷，后編譯成崇禎日歷》。

    全書包括日離、恒星、月離、日有交會、五緯星、五星交會六月和法源、法數、法算、法器、會通基本五日，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歷法版本。

    崇禎十六年，朝延頒令正式改歷，采用西法，湯若望還根據崇禎歷書》改編成西洋新法歷書》。

    此后法國人蔣友仁繪制坤輿全圖》，介紹哥伯尼的太陽系學院，刻卜勒關于行星的三大定律以及歐洲天文學方面的知識。

    鄧玉涵瑞士人，通曉多種歐洲語言，是物理學家伽里略的好朋友。

    1629年被召抵達北京，除參加歷法改革，還向中國介紹伽里略的學院。

    西方的機械力學知識和生理解剖學知識。

    明朝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哲學使統治階級輕視自然科學，在數學方面除了宋代以前留下的周髀算經》和數學記遺》，基本上沒有什么進步。

    徐光啟在刻同文指算序》中指出，“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各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無一效，而實者無一存”。

    基于此，徐與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理》一書注的歐幾里德原本譯出，原書共十三頭眷，一至六卷為平面幾何，七至十卷為數論，十一至十三卷為立體幾何，他們只譯六卷，因利氏放棄而告終。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還說“元扈首譯歐幾里德之幾何原理本》六卷，歐人各著之入中國，此其第一蓋承認歐人學問之價值，實自茲始也”。

    徐光啟又三校譯本，對此書之翻譯傾注精力。

    后來徐又與西人合作編譯大測》介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割圓八線表》介紹了三角函數表。

    測量方面，徐光啟又與利瑪竇合譯了測量法義》一卷，一部關于陸地測量的數學作品，因此，中國開始有經緯度的精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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