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像是到了明末清初的翻譯高潮中，我國譯者以徐光啟、李之藻、楊遷筠、王徵、以及馮應京、李天經、瞿式耜等人，前三人被耶酥會人士稱為“中國圣教三柱石”。

    徐光啟自是不必多說，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號玄扈，死后謚文定，上海吳淞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對天文、地理、農業、軍事都有研究，他的農政全書》被認為明末發揮決定作用的著作。

    而且他還受利瑪竇影響，加入了天主教會。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復雜政治形勢下，筑就了充滿憂患意識的徐光啟的獨特科學視野，走上了一條科技強國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與利瑪竇相晤，認為利氏是“海內博務通達君子”。

    為了科學興國，振興大明，他選擇了與利氏等傳教士合作，向他們學習科學知識，翻譯他們攜來的科學書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譯的作品中，最有名的當數他與利氏合作的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編詮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為我國的數學寶庫添一明珠。

    他還著有幾何原本雜議》，主持并參譯崇禎歷書》，與西人合譯大測》、測量法義》等數學作品，以及天文學、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多種著作。

    此外不至于此，除了科技方面，他還譯過許多西方哲學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參與〈靈言蠡勺〉的翻譯。

    史學家陳垣認為該書“博辯奧衍，玄妙新奇”，“說理最精，亦最難譯”。

    徐光啟從事科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想在當時開展一個以科學化為內容的學術運動，來推進我國的科學發展，所以他的翻譯都強調“實用”。

    因此陳福康將他的翻譯思想總結為兩大特點: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當世”;二是抓重點，抓“急需”，并能從哲學方法論角度著眼。

    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反復強調“此書為用之廣，在此時尤所急需”。

    在科學研究中，他首先重視西方數學的嚴密，理論和邏輯體系，他認為“科學發展的最主要的環節—“度數之學”的功用和地位。

    他說，科學家掌握了“度數之學”，猶如工的掌握斧斤尋尺“，就能夠“明理辯義，立法著數”，邁進科學的大門，從而“漸次推廣，更有千百有用之學出焉”。

    所以他的翻譯立足于度數之學，漸而至天文、地理、軍事等等十個“旁通”。

    而徐的翻譯思想精華還在于他對翻譯功能的深刻認識。

    像是在崇禎四年正月的時候，他在奏呈歷節總目表》中指出:翻譯西書宜分輕重緩急，循序漸進。

    在此呈奏中，他還講到:“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可見翻譯不僅僅是溝通文化間有互的語言之媒，而且從政法意義上講能夠傳授科學思想和致勝法寶，有助于弱小民族的強盛。

    是以包括到了后面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都依然強調西書翻譯，“師夷長技以制度”，將翻譯與富國強民的大事業聯系起來。

    至于李之藻的話，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號涼庵，仁和。

    他同樣是明代的天文學家，而且同樣與利瑪竇交情匪淺，在利瑪竇留居北京期間，李之藻曾與其交往密切，共同鉆研西方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哲學，邏輯學等。

    他與利氏等人合譯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圜容較義》、乾坤體義》、寰有詮》、名理探》等，并且和徐光啟一樣，受利氏規勸，受洗禮加入了天主教會。

    并且需要說明，李之藻譯書選擇仔細斟酌，不落俗套，選外國獨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譯同文算指》一書，內容是西方初等數學知識，徐光啟為該書作序中說:“此書所述”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該書序言中說，他翻譯此書不僅是“遐方文獻，何嫌并蓄兼收，以昭九譯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與日用”，為了“吏制民生，陰受其蔽”。

    可見，李之藻同樣是位有遠見卓識視野開闊的科學家，對于翻譯的社會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別是1629年由徐光啟領頭編譯西洋歷法著作，修訂明朝大統歷》，李之藻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為這本歷法的編撰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澤西洋歷法等書疏》指出龐迪峨、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傳教士“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

    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

    因此，他強烈呼吁崇禎帝修改歷法:“當此歷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矢引其獻琛求賓，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后抱遺書之嘆哉”

    除此之外，他還指出，除天文歷學之書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測量、儀象、日軌、萬國圖志、地理、醫理、幾何原本等等科學書籍都值得翻譯，他曾說:“上述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圣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

    特別是李之藻還認為翻譯能開視界，明萬物，像是他晚年與傅汎際合譯的名理探》是我國第一部西方邏輯學譯著。

    其說理之深奧，辭文之妙，“往往會讀者忘其為譯”。

    徐宗澤評說“譯筆非常簡凈，有信達雅三長”。

    由此可見，他對翻譯的嚴肅態度以及翻譯醒神明智的深刻見解。

    還有1607年李氏在“萬歷疆國葉洽之歲”為利瑪竇重刻天主實義》寫的序中說:“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成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歷俗，不為偶然，亦豈徒然”。

    由此可見，語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類交流的共同基礎。

    李氏對語言與文化，心理之間關系的闡釋早已超出了那個時代人們的視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賀麟的言詞與此多么相似。

    而楊廷筠的話，字仲堅，號淇園，同樣是明末重要的翻譯家之一，對科技翻譯興國特別是翻譯利瑪竇等傳教士所攜新節有強烈愿望。

    而且他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學知識，還棄佛依耶，曾與利氏等傳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華夏曾為艾儒路撰述西學凡》作序，有感于西方科學注重實證，分科細致，認為有必要培養翻譯方面的專業人才，漸次翻譯西書。

    此外還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號了一道人，支叟，陜西涇陽縣人，從小喜讀后書，潛心機械制造。

    他曾與西方傳教士鄧玉函、龐迪峨、湯若迪、龍華民等人交流，交流學術，與徐、李、楊等同為接受西學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學習拉丁文，曾用西方語言學知識研究漢語音韻，幫且金尼閣修訂文字音韻學專著西儒耳目資》為我國語言學發展做出貢獻，機械制造業方面除了編譯奇器圖說》還編譯了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崇一堂日記隨筆》等;撰寫西儒縹湘要圖》諸書。

    他的奇器圖說》是一部關于物理學、力學的基本原理及其應用方法。

    對當時的物理學和機械制造學的翻譯做出重要貢獻。

    同樣的，王徵堅持語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譯是溝通文化的橋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為西儒耳目資》一書中寫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華梵儒儒，如鼻語角聽之不同類，將家必為俯，自天下目示之，猶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還強調學習外語之必要性，然則人自不欲曉耳，寧患不易曉哉。

    王氏翻譯“關切民生日月”，“國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說:“先生為宗指陳、余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于是取諸諸器。圖說全帙，分類而口授焉。余則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易曉，以便人人覽閱。然圖中之說，巧器頗多，第或不甚關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關鍵的一點是，他還在該序中挑戰儒家傳統對科學的偏見。

    “學問不問精粗，總期有濟于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于天。茲所錄者，雖居“技藝末務”，而實有益于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

    與此同時，他還將西方語言、科技、哲理三類書籍，分稱為:“資耳目”、“資手足”、“資心”之心，認為各科之書都需認真翻譯，不可偏度，這對于后面清代的翻譯之選材是有比較重大的借鑒意義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譯理論專著潘清說》雖然不像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的專著如通此之具有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但就翻譯理論而言，陳福康稱之為“我國最早的內部出版的翻譯研究單篇論著。

    原說是乾隆五年內府刻本，共六頁。1932年秋為劉半農發現并收藏，現珍藏于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全文共1600多字，言簡意賅，有不少關于翻譯的深刻見解。

    論翻譯之道，竊惟翻譯之道，至顯而寓至微，至約而寓至博，信乎千變萬化，神妙莫測也。

    惟其變化無窮，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學者不可不牢焉。

    論“正”:

    夫所謂“正“者，了其意，完其辭，順其氣，傳其神，不增不減，不顛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練，適當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譯標準:最妥極當，不出不入，適得漢文之奧旨，靖文之精蘊者。氣勢暢沛，字句安妥;體認精禪;或則含義，或則傳禪，不支不蔓，或則實字，或則虛文，不寬不泛

    第三時期清朝中晚期的翻譯活動明末清初外國傳教士的到來;為中國帶來了精神鴉片，天主教外國商人在與中國政府的貿易中帶來了物質鴉片，隨他們而來的是外國的洋槍洋炮和精銳軍隊。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攝于日益壯大的中國天主教隊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從此中國開始進入閉關自單時代。

    但是由于統治階級專權弄術，昏庸無能，迂腐愚昧的滿清官吏們不思進取，致使明清科學家們揭開的科技救國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英國軍隊用炮艦敲開中國的大門，清政府無力抵抗，才被迫簽訂表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從此之后，西方各帝國主義不斷對我國發起挑釁，而清政府無力抵抗則是節節敗退，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割地賠款協議，中國一步步變成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會。

    也正是因為戰爭的失敗，政治上的淪落才驚醒了滿清知識分子所謂的“天朝大國”之夢，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識之志自覺行動，迅速改變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實學”，“經之學，不在尋常摘句要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間逐漸出現了以“經世致用”為已任的改良派。他們主動介紹西方國家的情況，向異域求取新聲，大力提倡翻譯外國的科技書籍，從軍事和科學上革新中國現狀，形成了明末之后又一次科技翻譯高潮。

    而梁啟超的話，則將清朝思想學術進化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附段是首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想學到外國的船堅炮利;第二階段開始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第三期進一步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體悟到不可能以舊心理運動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覺醒。

    不至于此，梁還說，第一期最可紀念的，是制造局里頭譯出幾部科學書，而第二期“最有價值的出品，要推嚴復翻譯的幾部書，算是把十幾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進來”。

    伴隨著西學東漸潮勢的加強，對西學內容的引進也逐漸由科學進化到人文科學，進而到文學，從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到嚴復譯天演論》、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等，馬君武、蘇曼殊等譯拜倫，晚清翻譯的作品逐漸由對“器”、“末”、“技”的層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學、經濟、文藝等對“道”、“本”、“藝”的探尋。

    從翻譯題材體裁到文藝思潮的變化可以將清代的翻譯分為三個階段:科技翻譯，思想哲學翻譯。

    李偉將更是中國近代翻譯史》分為五個章節:近代翻譯的發軔;實用科學書籍的譯介;譯書為維新;西學輸入的大潮;民主與科學本章節主要鎖定翻譯家和他們的翻譯理論，從科學、思想、文學翻譯的進化的三個層次來歸納這個時期的翻譯史。

    首先是蘊釀階段: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則徐、魏源、徐繼、梁廷枏。馬祖毅將林則徐稱為“組織翻譯活動的先驅”。

    林則徐的話，自是不必多說，可以說是所有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人物了，字無撫，字步穆，晚號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瀾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從13歲“郡誠冠軍”起到54歲以欽差大臣臨廣東查辦海口事物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風順的，但他不同于當時的地主階級，關心國事和民間疾苦，在帝國主義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焚燒鴉片振我中華雄威，打擊囂張的英帝國主義侵略氣焰，被視為當時的愛國主義英雄。

    比如他主張清政府向西方學習，在廣州禁煙期間主張翻譯西書，組織翻譯英文報紙，了解敵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

    設立譯館，編譯過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書，最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對中國近代翻譯理論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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