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知名的還有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今鎮江)人，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有很高的語言天賦。

    在少年時因戰亂隨這遷居上海，進徐家匯公學讀書，因此有機會學習外語。

    到了光緒三年，也就是1876年被派往法國留學，學習英語和法語，對希臘語和拉丁古典語言亦有研究。

    此后更是在1879年獲得了巴黎大學博士學位，還曾任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

    于是回國后在李鴻章的幕下辦理洋務，也曾去印度，朝鮮處理外交事務。

    之后還曾任輪船招商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等職。

    只是后來因反對洋務派壟斷政策，與之分道揚鑣。

    也正是當時時局戰亂，清政府的無能，外國軍隊的入侵國外的經歷使其毅使馬建忠形成了翻譯救國的思想，并且通過國外的經歷使其毅然決定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研究外文字，“遂學其今文字與其地、古文，以進求其格物改知之動，與所以馴至于政治之要，窮其原委，恍然有得于心。”

    像是1898年他根據自己研究語言的心得寫成《馬氏文通》一書，是我國第一部以西方語法理論系統全面研究古漢語的語法著作，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而且他對比中西語言的結構特點，指出: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文之切春雖難，而華文之字語名法，視本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后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則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維學如此者，則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以秩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雖經籍亦有規矩對中西語言對比研究，甲午戰爭之失利使其感觸頗深，他意識到只翻譯外國之科技著作不能夠從根本上扭轉清朝士大夫保守思想，于是上書清廷《擬設翻譯書院議》一文，后收入《適可齋記言》。

    他痛陳帝國主義之禍和中國士大夫保守思想之弊端，不喑西文，不知西方國家的實情，因而備受欺凌。

    他指出:“譯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與，”語云:“知彼知已，百戰百戰，戰勝于疆場則然，戰勝于廟堂亦何不獨不然。”

    馬建忠認為急需翻譯之書分為三類:一類為“合國之時政”，如中“上下議院之立言”，“各國外部往來信札、新議條款、信使公會之議”;一類為“居官者考訂之書，如行政、生財、交鄰諸大端必須者，”“擇其善者譯之”;一類為“外洋學館應讀之收”，如“萬國史乘，歷代興廢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幾何、八線、重學、熱、光、聲、電，與夫飛、潛、動、植、金石之學，性格理，格致之書，皆擇其代尤要而可資討論者，列為逐日課程，一二年后，即派諸生更譯，附句極印送，以資觀覽。”

    此外他還強調書院必須以教、學、譯出書相結合。

    由此可見，馬氏對翻譯取材光源已經由對“器”、“技”、“末”的強調上升到對西方政治、思想之相關之的分析，各個學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是相互貫通、相互補充的。

    論文中馬氏總結了當時譯事之失“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語言，而漢文則粗陋鄙保，未窺門徑;??”提出了人的翻譯標準，即“善譯”。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

    陳福康這段話顯示了馬氏對翻譯過程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要做到善譯，首先譯者必須在投入自己的工作，熟知兩國文字，考察文字字源，并對原文文字、字義、句法、音調、文體等進行深入研究;在理解基礎上將原文內化為自己的東西，從語氣、神情、意旨、三個方面對照原文轉換成譯文。

    他的翻譯標準比嚴復的三字標準更為具體，操作性也很強。

    而另一位維新思想的譯者是王韜，他對翻譯的貢獻一方面是協助英國傳教士理雅格翻譯四書五經，另一方面，他還編譯一些宗教作品以及戰爭作品，如《普法戰爭》。

    需要說明，王韜原名利客，又名潮，字蘭卿，后改名韜，仲，自號天南遁叟，江蘇常州人，1894年到上海墨海書館擔任翻譯工作。

    1865年英國新格傳教士理雅格來到香港，任英華書院院長，王韜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從事翻譯中國經典。

    1867年隨理氏到英國講學，1870年返港，先后與友人黃平甫合辦《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評論洋務主張變法。

    晚年在傅蘭雅辦的格致書院任職，除了專注經典翻譯《新約》、《舊約》、《格致西學》、《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戰記》，首次向中國介紹法國和德國詩歌。

    并且隨著外國傳教士開始來到中國傳教，為了配合傳教工作，他們在中國開辦印書館和翻譯機構，比較有名的有麥都思開辦的墨海書館，出版宗教書籍，尤其是《圣經》的翻譯)、英國傳教士韋廉、美國傳教士林樂如、慕維廉創辦的廣學會。

    關于早年戰爭前教會機構的翻譯活動，嚴復《譯書略論》曾這樣總結:“咸豐己末(1859年)，所譯之書:天文、算學、譯書之人:偉烈亞力、李善蘭等。譯書之地:上海墨書院(館)。譯書宗旨:顯其獨得之學。譯書之經費:教會。”

    “光緒初年，所譯之書:算學、氣質學、歷史、譯書之人:艾約瑟、花之安等。譯書之地:上海益智會。譯書之宗旨:傳路德教(基督教)。譯書經費:都會”

    “光緒十年。所譯之書:宗教、格致、史事、政治中。譯書之人:李提摩太等。譯書之地:上海廣學會。譯學之宗旨:傳路德教。譯書之經費:教會。”

    “光緒元年，所譯之書:醫學，譯書之人:嘉約翰、尹端模等。譯書之地:香港(廣州)博濟醫院。譯書之宗旨:傳產路傳教，。譯書之經費:教會”

    由此論可見，在華外國傳教機構的譯書要蓋各種學科，為中國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個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戰爭至五四運動前的翻譯活動。

    1894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于日本并簽訂《馬關條約》。

    從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機和文化危機。

    中國知識分子在此當機完全對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高舉“救亡國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臺。

    他們呼吁變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憲方案，由此蘊釀了一場震動清廷的“戊戌變法運動”

    康梁的變法維新思想是對早期維新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洋務運動之后，具有維新思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與洋務派官僚思想逐漸對立，并最終分離出來，成為康、梁的思想先鋒。

    這批知識分子大都到海外游歷，精通外語，了解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富國強兵的秘決。

    他們聯合起來，上書清庭進行變法，走一次“明治維新”的道路。

    他們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康有為、梁啟超等非常重視翻譯，不但要譯西方的，還要大量翻譯日本書。

    這一時期的翻譯史特別顯示了翻譯的政治作用，并且對中國思想、文藝界的更新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儒學逐漸弱，西方新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盧梭的民權淪的譯介給中國思想界帶來變化。

    體裁和形式來看，本期翻譯呈以下幾具特點:翻譯的內容從科學轉變，從追求科技進步到思想革命;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翻譯的興趣，顯示了文藝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會功能;翻譯內容包括經濟、法律、哲學、進化論、政治、邏輯學、文學等等，而且著重于新民德開民智移民風;翻譯語體由古文文體向白話文體轉變;翻譯過程主要由國人完成，而且從事翻譯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譯沒在從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譯，獨立翻譯，節選、編譯等多種形式并存，而且譯者多借翻譯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對時局發表評論，對譯文形式操縱比較明顯。

    蘇曼殊的譯文，林紓的譯文序言、嚴復譯文使用古文文體，加按語等等，翻譯的宗旨為救國。

    比如嚴復在《原強》中闡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辦;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譯引發的社會變革已由一場政治革命演變成一次文學革命和資產階級文化革命。

    龔書鋒主編的《近代文化概論》中指出:“近代文化的發展變化始終同政治變革、救亡圖存密切結合”。

    還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了，康有為原名祖治，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習儒學，鄙視程朱理學，愛好陸(象山)王(陽明)之學。

    1879年游香港，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讀各種西學譯著，深受啟發，并萌生變法救國的愛國熱情。

    月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廣西學，實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繞沒有成功，但從此康氏成為維新思想人士的領袖。

    隨后在廣東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力量。

    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給了康有為革命的熱情。

    當時他利用參加會試的機會，讓學生梁啟超號召全國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帝，要求拒絕簽約，遷都抗戰，變法圖臺。

    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公車上書”。

    在這封奏呈中，康氏系統聞名了他的變化綱領，并建議國家成立“使才館”，培養通曉各國文字、風俗約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國游歷，或作為公使或領事隨員，以改變“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務，重辱國體......”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與文延式，陳熾等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翻譯國外的科技書籍。

    同時還創辦《萬國公報》、《中外紀聞》等報刊，翻譯國外情報和資料。

    月康氏又在上海發起“上海強學會”，提倡譯印圖書、刊布報紙、開大書藏、開博務院。

    在康氏看來，譯印圖書為學習西法第一要務，而且他還主張譯書要先后緩急，先譯與思想有關的政治法律及各種學術之書，其次才是洋務派強調的兵工技藝、聲、光、電、化等書。

    他在上海《強學會章程》寫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濟有無;互譯者，通士以廣問學。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從能解，成才自眾，然后可給國家之用。......曾文正公開制造局，以譯書為根，得其本也。”

    此后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緒帝進呈《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兩書，強調通過日本、俄國學習西方，就近翻譯日本大書籍對我國變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彼與我同之，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

    此外，康氏還通過“萬木草堂”講學，創辦《萬國公報》等不斷接觸西學，在嚴復譯《天演論》之前最早接觸到進化論思想和盧梭的“民權”論，對于以后中國思想界革命產生深遠影響。

    而和康有為齊名的，就是梁啟超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維新派的另一位首腦人物。

    同時也是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學史和翻譯史上不可忽視的學問大家。

    在1889年時，梁氏離開廣州到北京考試，落選后回途經上海購得《灜環志略》一書，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譯西書，從此開始接觸西學。

    到了1890年，從學于康有為，從此他開始踏上變法維新，新學救國的政法文化歷程。

    6年后梁氏著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個分界線，“啟超自十七歲頗有怵于中外強弱之跡”。

    此后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梁氏頗受觸動，他積極投身于老師康有為發起的維新運動。

    到了1895年他參加了“公車上書”，后又參與康氏的“強學會”;1896年與黃遵憲等人創辦《時務報》，并任主筆。

    梁氏的維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響，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憲”，受西學的“進化論”和“民權”論影響，重視“以群為體，以變為用”，強調“興民權”、“開民智”注意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他倡導的“詩界革命”、“小說革命”以及白話文體都是為其政治理想服務的。

    梁氏認為翻譯西書是教育國民廣開才智的最重要途徑。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學書目表》一書中，收集鴉片戰爭后到1896年的譯著共341種，他將書目分為三類:一、日學，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雜類。

    同時還在其中寫到:“國有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習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此三百種者，擇起精要而讀之，于世界蕃變之跡，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所聞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折》中寫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由此可見，梁氏的譯書策略已由以往對“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對“道”、“本”、“藝”的強調，譯書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國家之危機，其次要新，通過翻譯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發展趨勢，1897年，梁氏又在《變法通議》中專設一章《論譯書》，專談翻譯事宜。

    他首先陳述了時局之危難，以往譯西書不足，并引用馬建忠關于當時翻譯界的弊病論述，進而指出:“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

    關于翻譯內容的選擇，梁氏認為“西人之所強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各種學科書籍都需要翻譯，而翻譯應“先后緩急，亦當有次”，而“同一門類的書，則當于數書之中，擇其佳看，或擇其后出者”關于譯名問題，他指出:“譯書有二蔽:一曰循華文而失西義，二曰循西文而梗華讀(異化)......”梁氏認為翻譯應以傳義(歸化)為主，而不應拘泥于原文的結構，為傳其義，可以靈活而為之，即“靈活的忠信”。

    關于譯才的培養，他支持馬建忠的提議，提出“欲求譯才，必自設翻譯學堂始。”

    “凡譯書者，于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方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之。”

    他還強調翻譯日本書，學習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維新以后，銳意西學，彼翻譯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以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鮮，而獲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資自辦“大同譯書局”。

    日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寫到:“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及今不速譯書，則所謂法者，盡成空言，而國家將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書，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后，梁氏避難于日本，他又興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傳播東亞學術，強調翻譯日書的重要性，從此后，梁啟超與嚴復、黃遵憲、歐渠甲等人，通過翻譯廣泛而通俗地介紹和引進了西方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時期的各種理論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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