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明清時期，除了翻譯興起外，創造了許多文化經典，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工商行業也異常的繁榮，好比之前說過的廣告行業。

    如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在應天稱帝。

    到1421年明成祖永樂皇帝將都城從南京遷都北京。

    從此，明朝政治中心北移，直至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滅亡。

    在明朝期間，統治者通過廢除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以八股取士和在地方設立三司等措施和制度，極大地強化了中明清時期的廣告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

    而清朝是東北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的統治者入關統治全中國的時期。

    清王朝前后歷時268年，直至1911年，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推翻。

    清朝統治者入關之后，進一步加強了君主專制。

    設立軍機處，加強了皇權，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上對知識分子和人民進行迫害和壓制。

    隨著清朝后期的衰落，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也逐漸沒落了。

    但需要說明，在明朝的時候，特別是明朝前期，統治者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商稅，并推行鈔法，使用紙幣，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同時，就算到了明朝后期，統治者依舊實行了很多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廢除工役制、實行以銀代役和推行一條鞭法。

    在此基礎上，大量市鎮興起，商業也呈現出發達景象。

    像是到嘉靖、萬歷年間，沿江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行業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如紡織、礦冶、釀造、制糖、造紙、陶瓷、造船等諸多行業中，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雇傭能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從事生產。

    而且在明后期商品經濟特別發達的江南地區城鎮的絲織業等行業里，出現了商業資本投資于生產的新動向。

    此時的商人與生產者之間是一種新型的自由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關系。

    商業初步改變了獨立于生產之外、封閉于流通之內的狀態，開始與生產結合。

    商業資本在促成生產關系變革中起著積極推動的作用，是古老的商業發展到新階段所出現的新事物。

    縱觀整個清代的社會經濟，與明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手工工場規模更加擴大。

    乾隆時期是清朝的盛世，此時的商業進入黃金時代，不僅超過了明代，而且超過了康熙時期。

    這從人口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出來，比如明代人口一直在五六千萬之間徘徊，到1764年，中國人口增加到205，591，017人。

    不到兩百年時間，人口幾乎增加了三倍半。

    到了1841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全國人口達到413，457，311人。

    并且在武宗朝時，由于大量滋生的人口涌向四方，為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和新興市鎮的手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可見在封建社會末的明清時期，商業資本積累空前巨大。

    各地商人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地區性商幫，主要有徽商、晉商、閩商、廣商、寧波商、洞庭商、龍游商、江西商、山東商、陜西商，合稱“十大商幫”。

    商幫是當時的商業集團，比個體經商具有更大的活動能量。

    明清商人中還有一個新的特點是，在舊式商人區域特權化的同時，商人階層又一次分化，一種新型的“特權商人”興起。

    封建政府將專賣商品和某些官營商業通過商人之手來經營，如晚明和清代食鹽實行“綱法”下的鹽商、清前期的洋銅商、受委托壟斷外貿的洋商行商。

    這就扶植了許多顯赫一時的特權商人，這些權威勢大的商人實際上是代表官府利益的，因此有“官商”之稱。

    他們可以說和封建政權共生存，維護舊制度的保守勢力。

    這種商業的不健康發展，致使很多商業資本不能高效地運用到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之中，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明清時期城市的市場形制在商業組織上又有新的變化，比如牙行的發展變化。

    需要說明，在宋代時牙人還是以個人身份進行活動的，而明代則開始允許牙人在交納相當費用的條件下設立牙行。

    到了清代牙行對商品交易更是有了一定的特權，但也必須領官帖。

    城市商人為擺脫牙行不斷進行斗爭。

    行、團等行業組織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設備和規模的行會性的會館、公所。

    明清的會館、公所，是由商人按自己的意志為應付官府的勒索而創立的，很多與反對牙行的控制有關，所以不像唐宋時期的行。

    但官府對其還是有很大的控制力。

    會館、公所抵制外來競爭的排他性的壟斷色彩比較濃厚，對本組織之外新設店鋪有嚴格的限制，需有人作保，交納很多的銀兩作公費，并宴請同業，否則不準設店營業。

    對內控制也比較嚴格，規定了行規，違反行規的就開會商議懲罰措施，對外爭議由本行“董事”出面交涉。

    這樣，行業性組織就已經逐漸轉變為行會性組織。

    所有這些特點都標志著城市商業已發展到一個更高更新的水平。

    唐宋時的飛錢、便換，到本時期形成票號、錢莊。

    而錢莊的話，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算是是中國明清時期的一種信用機構，專營兌換貨幣并辦理存款、放匯、匯兌業務等，是利用原來籌集的資產吸收客戶存款，再將存款放出去做生意來盈利。

    其職能類似于現在的銀行，其資本大多來自于商人。

    比如，相傳清朝康熙年間，有一位在上海經營木炭的紹興商人因一時缺少經營資金，就設法向左鄰右舍借貸。

    為報答鄰居，他就在歸還貸款時多給了一些錢。

    后來他在經商中有一些商人向他借錢，這使他感覺到可以間接利用資金生值。

    不久他籌辦了一家錢莊，用低息吸收附近的居民存款，然后借給商人，收取高于居民存款利率的利息。

    這樣，就出現了上海灘上的第一家錢莊。

    錢莊的組織管理完全是封建制的，其組織俗稱“八把頭”。

    組成人員主要有這樣幾種：一是清賬，是專管賬目的賬房先生，這類似于現在的業務經理，在這個位子的一般都是老板的親信。

    二是跑街，俗稱跑街先生，專門在外招攬生意，類似于現今的公關銷售經理。

    三是錢行，錢莊缺乏現金時，負責向市場調“頭寸”，拆進款項。

    其他還有匯劃、信房、客堂等職位。

    另外還有專管接待客戶，為賓客端茶倒水的伙計。

    借貸其實也是一種交易方式，錢莊的出現，推動了中國商業資本化的進程，使資本市場更加活躍，商業交易更加頻繁。

    而且朝時，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還帶動了整體商品經濟的活躍，出現了江南、華南、華中、華北等區域市場。

    這是一種以某一大城市為市場中心，通過便利的交通向四周擴展商品交流范圍，連接周圍各級市場的區域市場。

    區域市場的形成不僅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也加強了各地區間的交流與溝通。

    而且，明朝時國家統一局面比較穩定，使中原和邊疆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

    最著名的是西部藏族地區的“茶市”。

    明政府在今甘肅、青海、川西的一些地方設茶馬司，用茶葉換取藏族的馬匹。

    互市多在夏季舉行，市期連續一個月。

    在東北及山西大同邊境，明政府則設立互市場所，用內地的棉布、絹緞、農具、鐵鍋、糧食等換取蒙古族的馬匹、牛羊、皮毛、木材等商品。

    因為馬是互市的主要商品，所以稱為“馬市”。

    互市每月舉辦一兩次，連續幾天。

    先官市，后民市，私人交易逐步興盛起來。

    明末女真族興起后，明政府在開原、撫順對內各地設互市場所，每日或隔一兩日交易，人數常達到幾百人。

    明政府用布、絹、緞、鹽、米、鐵鍋、農具、耕牛等來換取女真族的馬匹、人參、東珠、豹皮等土產。

    另外，明朝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與亞非各國發展經濟文化交流，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及亞非各國的使臣、商人來華貿易，輸入異國的思想，使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和崇本抑末的觀念受到沖擊。

    明清時期，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貿易網絡逐步建立起來。

    到了清代前期，工商業更集中在江南及東南一帶，包括長江流域及運河流域一帶。

    長江流域的著名大都市有武昌、南京等，以及東南地區著名工商業中心城市蘇州、杭州。

    并且城市內的商業區還突破了城郭的限制，一直擴大到城外。

    城市的變革更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

    總的來說，明清時期城市商業繁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業和南方相比，不如宋代繁榮，南北之間已開始出現了新的不平衡。

    公元1421年，自明成祖遷都至北京，北京便成為明朝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像是在1488-1505年間，北京人口達到66萬；而到1573—1619年間，北京人口便發展到百萬左右，成為當時北方最大的都市，其商業的繁盛程度超過了前代。

    明代北京城內有三百六十行，店鋪林立，南北貨云集，而且城內的商業區發生了一些變化。

    比如正陽門外一帶成了北京的一個商貿中心。

    正陽門大街以東有果子市、鮮魚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等；東四牌樓附近有豬市大街、小羊市、禮土胡同；西四牌樓附近有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

    到了清代前三門，尤其是正陽門外一帶商業最為繁榮，許多有名的店鋪設在這里。

    大街上有許多供批發用的專業性的市場，如米市、豬市、羊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時間主要在早晨。

    此外還有定期開放的燈市和廟市。

    清末，原來的鐘鼓樓商業區，已沒有了往日的繁榮。

    但這時候夜市和曉市非常熱鬧。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時，通宵達旦營業。

    在曉市里買賣的舊貨，上至文物古玩、金銀首飾、舊書古畫、木器雜項，下至破衣、舊鞋、碎銅爛鐵，應有盡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貨，暗議價的方式。

    但曉市上真貨較少，多是贗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來路不明，所以這里的曉市又叫“鬼市”、“黑市”。

    后來，這種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從此曉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這樣，夜市多是小販在馬路旁擺攤設點，影響市內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臺了整頓路政的四條辦法，規定曉市與夜市的時限，曉市從黎明到上午十點止。

    也就是夜市從晚六點開始，到十一點半鐘結束。

    并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帶，向有曉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點鐘以前止，均是肩擔擺攤販，賣干鮮糖豆零物等小民，貿易謀生，歷經年久，貧民是賴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

    可見“向有曉市”，“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都說明曉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開設的，而是普遍現象，已成為“日市”的延長和必要的補充。

    城市市場早已不是“日中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曉市共同組成。

    清朝以后，上海縣城的市容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東門、南門內外除商肆市場外，各種消費娛樂設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來大量腰纏萬貫的豪門財主。

    嘉慶時有個叫施潤的曾這樣吟詠過此地：“一城煙火半東南，粉壁紅樓樹色參。美酒羹肴常夜五，華燈歌舞最三春”，就頗為生動地勾劃出了處于封建社會末期上海縣城一角的興隆景象。

    同時，上海是座極富盛名的港口城市，與海內外有著密切的商貿往來，迅速發展成為長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國的經濟樞紐。

    清朝嘉慶年間，東門、南門外的黃浦江岸街巷稠密，頗負盛名的洋行街形成了。

    街上“洋行”林立，這些洋行其實大多是福建、廣東、浙江人所辦的代客買賣貨物的商行，經銷的洋貨大多是來自東南亞一帶。

    明清時期，雖然政治中心已經移至北京，但這并未影響南方商業的發展。

    在手工業方面，明代的南京擁有織造、印刷、造船和建筑等四大手工業行當。

    在全城人口中，所謂“匠戶”就有四萬五千多家。

    南京的店鋪館樓星羅棋布，在都城內外有十幾個大集市，買賣各種生活用品及生產資料。

    據吳敬梓在其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描寫，南京的聚寶門、南門、虎丘路等處都是繁華的商業區，每天有許多賣鮮魚和鮮花的早市。

    而且，當時的南京已有幾百座“酒樓”，文學作品中已不用慣用的“酒肆”、“酒店”、“酒館”等名詞，而直接稱“酒樓”，可見不少店鋪已是樓房了。

    另外，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寫到：“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帶燈籠。”

    可見，當時南京晚間燈光明亮，一派繁榮景象。

    武漢三鎮，交通便利，“東達吳會，西通巴蜀”，素有“九省通衢”之稱，自古以來便是華中重鎮。

    特別是漢口，自明代以來，商業更為繁榮，“久為巨鎮”，有“漢口之鎮，甲于天下”、“九州名鎮”等說法。

    清代時期，廣州是中國華南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也是國內最大的外貿中心之一。

    到清末，外國商場開架售貨的方式傳入廣州店鋪，據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記載：

    廣州市肆可入覽，粵人設肆貿易者，于營業之方法頗能講求，如國貨、綢緞、洋貨諸肆，均任人觀覽，不問為誰，皆可逕入，肆人絕不加以白眼也。

    故著名之洋貨公司，自晨至夜，終日喧闐，游人極夥。

    蓋舶來品皆為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詳觀之，方足以引起其購買之興趣。

    茍珍襲櫝中，不令他人瀏覽，則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論于購買也。

    吾國僑商之旅外貿易者，以粵人為最多，勢力亦以粵人為最盛。

    粵人之營業思想，固較勝于他省人也。

    這種將各種貨物陳列展示出來，人們可以到市肆隨意選購的開放式售貨方法，可以說是中國現代超市的雛形。

    并且清代的服飾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清代仕女服飾主要以旗袍為主。

    旗袍款式寬大，腰身為筒式，后來才逐漸變得窄小合身。

    清代女裝樣式還包括大衫、大褂、寬口褲、寬褶裙等。

    清代的服飾融合了漢滿兩族的風格，大襟長褂，有漢族的高領、大寬口袖、長裙、花鞋，有時外套長褙子，可見明代的遺風。

    有些外套坎肩，形式為高領右任無袖的夾衣，領、襟，下穿寬口長褲，腳穿尖頭花鞋。

    而與這種服飾相匹配的是俗稱“三寸金蓮”的小腳，因為當時女子以小腳為美，所以她們從小就要裹小腳，以免嫁不出去。

    這算是嚴重的封建禮教思想導致的審美變態。

    這樣的服飾特色，不僅為當時的廣告宣傳畫所用，而且還影響到民初乃至當今的廣告與文學創作。

    清代江南地區的茶館數量大增。

    一些市鎮本身規模并不大，但卻有著數量眾多的茶肆，一方面有著文化、傳統、習俗等多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有著緊密的關系。

    茶館、茶肆、茶店供人喝茶只是一個方面，它同時還具有傳播信息、調停糾紛、娛樂、賭博、狎妓等多種作用。

    各行各業客商均有相應的茶館作為交流和交易場所。

    .有些一時找不到生意的待雇匠人，也會帶上工具，到茶館來邊聽戲曲，邊候雇主；專門從事攬活的經紀人也會到茶館來“看貨論價”。

    茶館的興盛從側面反映出人們的溝通甚密，茶館已經成了信息集散地，很多廣告也是通過茶館傳播開去，這有點像是現在人們借助酒吧這種交流場所，傳遞信息，將重要的商業信息“廣而告之”。

    明清時期商業繁榮的同時也加劇了商業競爭，市井中人的命運也飄忽不定。

    所以他們往往對占卜預言特別熱衷，他們寧肯相信天命定數的“安排”。

    特別是到了清朝后期，受封建思想嚴重禁錮的市民都比較麻木，沒有了反抗精神。

    市民們最豐富的知識來源就是市井中流行的大量俗話。

    俗話中大量的諺語、俚語、慣用語、日常成語，不但能最簡潔地表達思想情感，而且它本身就很典型地表述了勞動人民全部的生活經驗和社會歷史經驗。

    明清兩代最大眾化的市井文化是曲藝。

    特別是城鎮市井曲藝更加繁榮，曲藝這一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藝術，在市井中找到了生存空間。

    曲藝演員有了相對安定的演出地；而市民也終于找到了一處文雅而有趣味的消閑去處。

    正是商人與市民對戲曲這種市井文藝的熱衷與需求，客觀上導致了市井文藝的繁榮，也使曲藝演變成為固定的市井行業。

    明清戲曲的昆山、余姚、海鹽、戈陽四大聲腔的產生，把元雜劇這種表演形式推向一個高峰。

    但明初政府對官吏、士子、軍人看戲的管束比較嚴格。

    明代國初紀事》說，明太祖設立富樂院，文武官吏、宮廷中的舍人不許入院，只許商賈出入。

    于是戲劇娛樂更加商業化和市井化。

    夜晚時分，戲園、茶樓就開始熱鬧起來，各色人等川流不息。

    商賈對戲曲、雜耍之所以表現出濃厚興趣，縱然有滿足聲色之好、消遣時光的原因，但同時也是通過這種手段與社會名流接洽，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影響。

    清醒正直的商人也看到了戲曲的教化意義，常常利用優雅的古曲和表演，為人祝壽，使之皆大歡喜。

    商人們在生意場上爭強好勝，在戲曲排場上也顯耀自己的豪富，這可看作是經濟競爭的余波。

    穿梭于各張桌子之間的茶樓的跑堂，為各位茶客沏茶倒水，還有手提小籃，賣零食小吃的販子。

    當時的戲園、茶樓不但允許他們進出兜售，而且這種小販本身就是戲園、茶樓經營的一個特色。

    這種經營方式類似于現在的影劇院等文化產業的經營模式，在為消費者提供文化產品的同時，送上周到的服務，及時滿足消費者所需。

    中國的戲曲藝術正是在這些城市經濟、城市生活的瓦舍、勾欄、戲園、茶樓之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成長起來，也從側面推動了當時及后來戲曲海報的發展。

    文房四寶、經書卷冊，歷來是文人情有獨鐘的物品。

    在明清時的北京城里，一直設有書市。

    明朝時，北京城里就有專門售書的店鋪。

    每當科舉會試的時候，書肆內就顧客盈門，各省舉人在會試之余，都要來書市購買他們需要的書籍。

    到了清代，書市逐漸固定，集中在琉璃廠一帶。隨著文化商品的興旺，書成了這里的特色商品。

    清末，經營文物業的同類商鋪也逐漸集中在琉璃廠這條街上，形成古玩街、玉器街、繡花街。

    以賣金石陶瓷、古今字畫為主的“古玩街”，也就是現在的東琉璃廠，有許多古玩鋪。

    明清時期的城市中，還有一個熱鬧的地方就是城隍廟。

    在中國，幾乎每座古代城市都建有一個城隍廟，它的大小則完全與這座城市的等級和大小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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