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需要說明,嘉慶年間的鏡花緣是繼紅樓夢后比較優(yōu)秀的一部小說。
作者李汝珍是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而鏡花緣的話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擬寫二百回,結(jié)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眾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后遭到天譴,被謫為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郁,隨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經(jīng)舵工多九公向?qū)В瑲v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后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內(nèi)錄得一卷“天書”。
回國后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謫花神在人間重聚。
眾女及第后,拜謁宗師,連日飲宴、賦詩、游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后中宗復辟,尊則天為“大圣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詔,宣布明年重開女試。
同時隨著雍正七年“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咸來互市”之后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面。
所以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jù)山海經(jīng)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著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
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xiàn)象。
這些類似聊齋志異中“羅剎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爭,寧可損己,不能損人。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xiàn)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兩面國則嫌貧愛富,欺詐成風,一張張親切的笑臉迎人而來,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卻猙獰可怕。
這正是封建社會虛偽、狡猾的寫照,像是齒國人聰慧好學,兩個女孩兒大談音韻,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浹背,可見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國卻有學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國假裝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萊要一碟乎兩碟乎”去詢問顧客。
把醋當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對話竟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
這正是作者對儒林中的不學無術,酸腐不堪的學究進行尖刻的諷刺。
他反對八股文,主張分科考試,量材錄用,使有一技之長者各得其所。
這種要求顯然適應了社會分工日漸細密的發(fā)展趨向。
此外作者還寫了無腸國的刻薄腌躦,為富不仁,用糞便養(yǎng)活奴婢毛民國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結(jié)胸國的好吃懶做,翼民國的酷好奉承,豕喙國的善于撒謊。
就這樣,作者在這些虛構(gòu)的國度里,以酣暢尖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表達了自己對封建社會的殘酷剝削和種種惡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鏡花緣竭力對一切社會問題發(fā)表意見,自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風鑒、卜筮、講屬相、擇風水等等迷信風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評論,提出了改革辦法。
但是羅列現(xiàn)象多,深入揭發(fā)少,更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zhì),而封建士大夫的氣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舉,反對風水迷信卻以孝道為本他的烏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疇。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樂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輔,它們的社會結(jié)構(gòu)也依然是封建制。
要求提高婦女地位是鏡花緣十分突出的主題思想。
這和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fā)展,以及追求個的社會啟蒙思想的抬頭是有關系的。
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紅亭記里說:“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群芳之不傳,因筆志之。”這多少流露出作者為婦女揚眉吐氣的創(chuàng)作動機。
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寫“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的神話,借以說明“今日靈秀”乃在女子的緣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讀書機會,長大了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反對男子壟斷文化,因而筆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驚人,有的深通醫(yī)理,有的精通數(shù)學,有的有膽識,有的有俠腸,一句話,都是些巾幗奇才。
他尤其反對纏足,穿耳這些戕害人身的惡習反對卜婚、娶妾這些強加給婦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則天,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贊揚。
這種同情婦女,尊重女權的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女兒國”的描寫中。
這里,“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nèi)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會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殘都轉(zhuǎn)嫁到男人頭上。
林之洋入宮纏足的描寫,實際是讓男人設身處地去體驗女子的苦楚。
這種朦朧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紅樓夢有相通之處。
但鏡花緣中的女性已經(jīng)不再是愛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了。在古典小說中,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畢竟生活在封建時代,他的觀點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婦女當權,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則天和女兒國王,他都不是當正面人物來寫的。
武則天當政是“心月狐”“錯亂陰陽”徐敬業(yè)叛亂失敗,作者卻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預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罷了。
父母包辦婚姻,男女授受不親,這些封建習俗,作者并未反對。
由此可見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
清中葉以后,考據(jù)學風更加盛行,作者“于學無所不窺”,深受影響,以致連創(chuàng)作也遵循“小學家”的要求。
那些幻想的國度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為本,而那些生活細節(jié)的描繪也都充滿了學術研究的氣味。
許多地方,議論說教代替了形象刻劃。全書一百幾十個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輪廓,駱紅蕖、廉錦楓有限幾個女性稍見特色。
其他許多的“才女”,則大多形象蒼白,她們實際上僅僅是作者矜才炫學的代盲人。
作品后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寫書畫琴棋,醫(yī)卜韻算,以及酒令、燈謎、雙陸,馬吊,斗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大大掩沒了現(xiàn)實生活的描寫,應當指出,鏡花緣的藝術價值是并不高的。
又因書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據(jù),往往夸張失實。例如君子國為貴買賤賣,讓他人得利,竟至相打,這就自相矛盾,給人向壁虛造的感覺。
對一些反面現(xiàn)象,往往斥罵多而諷刺少,辭意淺露。
雖似有心學習儒林外史,卻給人以斬鬼傳的印象。
鏡花緣的精華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借小說以夸耀學問和知識。
但在道咸之間野叟曝言、蟑史等庸俗反動小說充斥文壇的時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較好的作品了。
我國文言小說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行,出現(xiàn)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人物軼事的筆記小說。
至唐人“有意為小說”,發(fā)展為傳奇,具備了短篇小說的規(guī)模,并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元時期,白話小說開始發(fā)展,文言小說雖然數(shù)量不少,但除了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張實的流紅記、宋梅洞的矯紅記等少數(shù)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魯迅所說。
其“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chuàng)之可言矣”中國小說史略。
并且明代創(chuàng)作傳奇和志怪小說的風氣復熾,出現(xiàn)的作品更多,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余話,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但思想和藝術仍沒有超越前人的水平。
直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了文言小說的傳統(tǒng),用唐人傳奇法來志怪,既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又有很高的藝術造詣,才把我國文言小說推到更高的階段。
至于蒲松齡的話,字留仙,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在一個“書香”家庭,可是祖匕科名都不顯,他父親已被迫棄儒經(jīng)商,到他就更為貧困。
受當時社會風氣和家庭影響,磅松齡從小就熱中科名,并在十九歲時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振一時。
但此后卻屢試不第,到了三十一歲時,他迫于家貧,應聘為寶應縣知縣孫蕙的幕賓,整天和“無端而代人歌哭”戒應酬文的應酬文字打交道,大違素志,次年便辭幕回鄉(xiāng)。
此后主要是在“縉紳先生家”設帳教學,直到七十歲才“撤帳歸來”蒲箬柳泉公行述。
這四十年間,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終竟還是個窮秀才。
他的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詞說:“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杰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數(shù)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正是這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實描述。
七十一歲他才援例出貢,四年后便死去了,蒲松齡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什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
他的與韓刺史樾依書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于圣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同時,由于生活的貧困,有時還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說:“糶谷賣,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
從而比較能體會民間疾苦,甚至還激發(fā)了他為民請命的精神,所謂“感于民情,則愴側(cè)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
蒲松齡除一度游幕蘇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動不出于淄邑和濟南之間。
但他接觸和交游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游幕、“坐館”的生活,既使他接觸了大量的統(tǒng)治階級人物,他的長期居住農(nóng)村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
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nóng)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運遭際,無不具有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了解。
這種豐富的生活閱歷和上述的進步思想為他的創(chuàng)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作為一個出身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蒲松齡的思想有他的局限。
他雖同情人民疾苦,卻反對農(nóng)民起義,雖憎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但對最高統(tǒng)治者則存在較大的幻想。
一生偃蹇的命運激發(fā)了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論思想,尤其迷信佛教。
此外,他也承襲了不少儒家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所有這些都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消極成分。
蒲松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面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
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
特別是俚曲的創(chuàng)作表明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磨難曲根據(jù)聊齋志異的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xiàn)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jié)晶,也是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志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
如續(xù)黃粱本于枕中記,蓮花公主本于南柯太守傳等,但絕大多數(shù)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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