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之世，論及最為繁華興盛之地，除卻漢都長安，尚有“漢之五市”，是為北市邯鄲、東市臨淄、西市成都、中市洛陽，南市宛縣。

    五市之興盛，古來有自，皆因地理位置優越且歷史悠久，加之皇帝劉徹昔年在構筑全國經貿布局時的因勢利導，使得這五座大城愈發繁榮，饒是近年漢廷持續投入重金開發江南郡縣，然即便是江南最富庶的會稽郡治吳縣，想要追上大江以北的五大都市，沒個十數載乃至數十載的光景，卻也并不容易。

    后世華夏，東南沿海之所以能飛速繁榮，乃是作為華夏對外貿易的窗口，在現今這年月，漢之鼎盛遠超當世他國，內需市場的規模遠超對外貿易，且隨著大漢持續發展工業，在可預見的將來，此等差距只會愈拉愈大。

    況且論及對外貿易，面向西域乃至歐亞諸國的敦煌，借助陸地通商的便利，發展速度也極為迅猛，東南沿海乃至江南郡縣并無后世那般獨特的發展優勢。

    饒是如此，為避免各大地域的發展太過失衡，皇帝劉徹近年已有意識的加大對江南大城的扶持力度。

    隨著大漢百姓生活愈發富足，朝廷又頒布調降丁口稅等政令以鼓勵生育，各郡縣迎來的嬰兒潮估摸會持續好些年，官學大興也已邁入第十個年頭。

    現今漢室之官學，蒙學和預學已普及至各郡縣乃至較為富庶的鄉里，每歲培養出眾多接受過基礎教育的百姓，然最頂級的教育資源仍限于漢都長安，以太學為首的數大高等學府皆在長安城中。

    雖說大漢孩童無須學甚么外語，持續九年的蒙學和預學安排的理工課業較后世的九年義務教育程度更深，卻仍是比不得后世的高中水準，更遑論大學教育。

    工商業的飛速發展，對人才尤其是理工人才的需求量很大，為填補龐大的人才缺口，增設所謂的高等學府無疑迫在眉睫。

    漢七十九年夏，在皇帝劉徹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當口，在關中、中原、燕北、江南和巴蜀這五大地域，共擇選出二十座大城，廣設書院，江南雖不甚富庶，然在會稽、丹陽、豫章、長沙和武陵也都將興建書院。

    書院下轄于太學，形制低于太學卻又依循于太學，采兩院并舉制，內里劃分為漢學院與科學院，實則等同后世的文理分科。

    誠然，后世始于隋唐的科舉制推動了華夏的不斷發展與持續昌盛，然皇帝劉徹作為穿越者，并不打算采科舉取官，想要吸納寒門庶民中的人才進入官僚體制，逐步推行所謂的府學考舉，進而發展到如同后世的公務員考試，并以層層監察體系保障其公平公正公開即可，沒必要再搞弊端也很明顯的科舉制，“范進中舉”實在是很悲哀的典范。

    至于類似高等學府的書院，百姓想要前往求學，亦需先通過所在郡縣的官學考舉，最佳的途徑無疑是從蒙學和預學一路就讀，在完成課業后直接參加考舉，在學監的監督下，考取相應的評分和評鑒，以此為憑前往各處書院，再接受該書院的所謂招生考試。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應試教育，自然存在其弊端，然在教育資源頗為有限的年月，這已算是相對公平的取才制度了。

    二十座書院，等若二十座高等學府，每歲能為漢室培養出數以萬計的人才，且因皇帝劉徹頗為刻意的“重理輕文”，限縮各處書院中漢學院的規模，加大對科學院的師資投入，故將來培養出的理工人才數量必然占比極高。

    辦學預算，高達兩百萬金！

    僅止是二十書院的初創投入，尚未計算將來每歲要支應的龐大開銷，饒是漢廷國庫充盈，也覺負擔沉重。

    好在大漢所謂的產學合作體制已行之有年，諸多世家大族乃至豪商巨賈都對與官學的契約合作頗感興趣。

    昔年竇氏，田氏乃至陳氏這三大外戚世家搶占先機，與帝國科學院農業研究所及渭北種植園早早簽訂了類似后世產學合作的契約，用貲財獲取新式栽培農藝及大量良種。

    遺孤院每歲培養出的諸多人才，更是早早被世家大族和大商團招募延攬，而遺孤院每歲也獲得了大筆的辦學贊助，只為獲取提早招募學子的資格。

    太常府文教司剛是放出風聲，奉旨籌辦各處書院，世家大族和大商團皆紛紛主動捐輸，且可特意指定贊助，扶持臨近自家產業聚集地域的書院。

    人才，是第一生產力！

    這話，是皇帝劉徹時常掛在嘴邊的，大漢的權貴及豪富皆深以為然。

    人才匱乏之時，人才的爭奪戰，早從人才培養的初期，就已頗為激烈了。

    譬如齊地東郭氏，隨著東郭咸陽脫商入仕，一步步登上丞相之位，即便東郭本家將族業散盡，嫡系子弟不再操持商賈之事，皆分由支脈旁系掌管，然是打斷骨頭連著筋，齊地官員不可能完全無視東郭咸陽的影響力。

    或許，齊地官員不敢以權謀私、官商勾結，不至為拍東郭丞相的馬屁而瀆職舞弊，然在不觸犯律法的前提下，多多少少是會為齊地東郭氏行些方便。

    古往今來，官府但凡稍開方便之門，商賈行事就已足夠方便了。

    此等人情世故非是華夏獨有，后世甚么皿豬滋油的歐美諸國，亦不鮮見，這就是社會現實，沒甚么好諱言的，提出批判也無疑是弱勢者的哀嚎，于事無補，倒不如強大自身，力爭上游。

    齊地東郭氏的族業愈發興盛，遍及種植、煮鹽、織造、航運、造船等諸多行當，光靠購買外族奴隸，顯是無法支撐，畢竟朝廷和官府政令嚴苛，絕不允外族奴隸觸及律法限定的制造工藝，只準從事繁重的低端勞作，故商家即便購買再多的奴隸，缺工荒仍是頗為嚴重。

    臨淄書院創設在即，東郭氏作為齊地首富大族，自不吝于捐貲助學，除卻能獲得官府褒獎和民間聲望，謀求與臨淄書院產學合作的資格更是首要考量。

    在皇帝劉徹的授意下，太常卿劉買對各處書院的辦學思路和章程頗為靈活，特意征詢各地商家的人才需求，舉例來說，臨淄書院因所在瀕海，設立了航運相關系所，而位居燕北的常山書院，周圍別說海洋，就是湖泊河川都少，壓根就沒打算開設航運課業。

    在此等情形下，如齊地東郭氏之類的豪商，為獲取人才，自然會向本地的書院大舉捐貲，且不說日后更便于延攬適宜自身產業發展的人才，光為防止齊地人才外流，就足以讓他們不吝為此投入重金。

    一方地域的底蘊，就在人才的匯聚與積淀，華夏自古極重文教，根植本地的世家大族，不提對家鄉是否愛得深沉，單是為了延續自家傳承，都會頗為重視當地文教。

    遙想群雄逐鹿的戰國亂世，秦楚雖強，卻為何始終被中原諸國鄙夷為戎夷之國？

    無非就是底蘊不足，人才積淀不厚，若無六世秦君招賢，豈有始皇帝**諸侯的偉業？

    二十處書院，分居二十郡國，辦學政令頒布不過月余，從民間獲取的捐輸就高逾百萬金，大大緩解了國庫的支出壓力，使得剛接任大農令不過半年的孔僅稍稍松了口氣。

    皇帝劉徹亦覺大出意料，欣喜之余命各地官府褒獎捐輸助學者，且親自勾批呈報的名冊，賜下了數百爵位。

    這倒不算得鬻爵之舉，諸御史也未糾劾皇帝此番行事，蓋因陛下賜的皆為低爵，得爵者雖可免役，卻難以蔭妻蔽子，世代承襲，更無“大夫之尊”。

    對不少商賈而言，低爵也是頗為重要的。

    商籍之人的政治地位實在低下，車馬和服飾的形制，甚至不得高于貧寒士人，若有爵位在身，哪怕是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都足以讓冊為商籍的豪商巨賈們挺直腰桿子了。

    在皇帝劉徹看來，爵位也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世襲高爵不泛濫，不降低其重要意義和含金量，低爵封了也就封了。

    后世的歐洲王室，甚么海盜、土匪可都不吝于封爵，連個足球教練都封了勛爵，與之類似的漢室低爵無非就是帶有鼓勵性質的頭銜，又沒封地，沒必要上綱上線到“鬻爵斂財”的程度。

    當然，想要獲取世代承襲的高爵，得以蔭妻蔽子，開創世家，還得用政績用軍功來換，這是原則問題，也是秦漢二十等軍功爵的設立初衷，早已垂為定制，不是皇帝想賜爵就賜爵的。

    即便宗室子弟，若非王侯嗣子，也不是隨便就能得賜爵位的，若無有功績，數代下來也勢必沒落，譬如漢末那位劉皇叔，說是中山王劉勝的后裔，也只能靠織席販履謀生。

    皇帝也有窮親戚，若自己不爭氣，皇帝也照應不過來。

    書院，賦予了寒門子弟改變自身命運的良好途徑，庶民不肯付出努力，自然無法力爭上游，就莫嘆世道不公了。

    大漢百姓甚為淳樸，對皇帝陛下此等福澤萬民的教化之舉，已是極為感恩戴德，又讓劉徹怒刷一波名望，在漢人眼中，其圣明仁德已遠邁五帝，不遜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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