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體會到了歡好之美妙，嬌淑自然是食髓知味。

    奈何，郎君兇猛，妾身難繼恩寵。當夜的侍寢，她只能無奈讓賢。

    似乎是因為池塘里多了一條鯰魚的緣故，妮子和魚娘分外賣力討好。只美了精力旺盛的某狼。

    上午，殷清風讓妹子們跟著裴氏她們自去杜伏威那里，他則飄飄然鉆進了某處坊區內的某座宅院。

    傅奕上下打量著眼前這位傳說中的少年郎。

    他只是一個從五品下的太史令，與這位少年可從無交集。

    唐初的太史令只掌觀察天文，稽定歷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云氣色之異，率其官屬占候之。不復西周、春秋時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祭祀等職責。

    他帶著如此貴重的禮物登門來他這個不起眼的小官府上所為何來？

    殷清風躬身道：“清風嘗觀傅翁之請廢佛法表及廢省佛僧表，止不住擊股贊妙。”

    聽著是在贊頌他，可傅奕沒敢放松警惕。

    自從他初次上表之后，沙門浮屠和迷信之徒絡繹前來指責他妄言胡語。安知此人是否崇敬佛法？

    他緩緩的說道：“義之所在，不敢不言。”

    “好一個義之所在，不敢不言。。”

    殷清風大聲叫好后，問道：“何為傅翁之大義？”

    傅奕心道：果然又是一個迷茫之人。

    “其一，沙門之徒，不講君臣父子之義，對君不忠，對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事生產。

    其二，沙門之徒，剃發易服，逃避賦役。

    其三，沙門之徒，剝削百姓，割截國貯。

    其四，沙門之徒講妖書邪法，恐嚇愚夫，騙取錢物。百姓通識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詐語。

    老夫忝為孔圣門徒，當以理駁之。”

    殷清風再次擊掌，“果然微言大義也。”

    傅奕心中冷笑。

    不過是口是心非罷了，最終還不是要辯論佛法之妙？

    殷清風道：“清風觀請廢佛法表后，既敬佩傅翁的真知灼見又哀嘆傅翁說動不得圣人與世人。

    傅翁言：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在傅翁想來，只有遵從道圣的道家和孔圣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

    在傅奕聽來，這些都沒用新意。以往來與他辯駁的人，皆以此來駁斥他。

    殷清風見傅奕一副穩坐泰山的模樣，知道不拿出一些干貨來，還真打動不了已經年逾古稀的他。

    他直接說道：“在清風看來，傅翁失誤有二。”

    傅奕這時倒輕松下來。

    只要弄清殷清風的來意，不管是他只為自己，還是代太子問難，他都會一一駁斥。

    “傅翁學儒多年，又曾以身侍道，看待沙門自當是以儒、道的立場來批判了。

    清風要問，傅翁以為前朝與今朝的百姓為何信奉沙門而遠離儒道？”

    傅奕道：“正如老夫之前所言，沙門之徒講妖書邪法，恐愚夫愚婦，”

    殷清風道：“傅翁的“愚”字說得好。

    何謂之“愚”？不明事理為“愚”。若百姓不“愚”，唯教化耳。”

    傅奕心中一凜。

    此子的來意，莫非是來助他的？

    “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南北朝作為先秦以來前所未有的亂世，征伐屠戮無日無之，國家倏分倏合，王朝迭興迭滅，世事無常、今生苦短的想法籠罩著上從帝王下到草民的每一個人。

    后漢明帝時即已傳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時而興。

    到北朝齊、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萬間，僧尼數百萬人南朝梁時亦有寺院兩千百余所，僧尼萬余人。

    這，尚不含在家信徒。

    佛教擁有如此龐大的信眾，占有如此之多的錢財和人丁，自是與世俗nn存在矛盾。

    出于財政和皇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大規模滅佛，寺院財產充公，僧尼強迫還俗。

    宣帝崩逝，主少國疑，nn輕松滑入丞相楊堅之手。

    北周易代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復興。

    楊堅自身也確實虔誠信仰。

    據說楊堅之父楊忠篤信佛教，曾捐建棲嚴寺。

    楊堅本人出生在馮翊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撫養成人。

    相傳七歲時智仙曾對他說：兒當大貴，自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

    這種死無對證的鬼話后來被楊堅反復宣講，即位后“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

    開皇元年，他甫奪nn，即大規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戰地建枷藍追薦亡靈，下詔任聽出家，令民間計口出錢，營造佛像。

    同年，他又令人大規模繕寫、整理佛經，百姓也云行影從。

    開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殺生。

    開皇十一年在詔書中公開宣稱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揚佛法。

    開皇十三年，楊堅自稱“弟子”，公開懺悔北周滅佛的“罪孽”，與皇后各施絹十二萬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錢百萬。

    開皇二十年甚至動用嚴厲的刑法維護佛教，下詔壞佛像、瀆寺廟神像“皆以惡逆論”。

    整個文帝在位期間，共新造佛像十萬余尊，修治舊像近十六萬尊，繕新經十三余萬卷，修治故經三千百五十三部，崇佛程度即便與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讓。

    仁壽二年月，獨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說皇后去世前仁壽宮“雨金銀花”，大寶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結論是與佛經相符，證明獨孤后升天成佛。

    文帝信的他的妄言，對佛門更是寬待。”

    傅奕終于動容了。

    他以漢王楊諒的儀曹的官職尚且不知如此詳細，他是如何知曉的？

    “繼位的楊廣同樣對佛教情有獨鐘。

    早在他為晉王時，就從天臺大師智顗受菩薩戒，得“總持菩薩”的法號。

    菩薩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羅漢、金剛、部天龍、護教珈藍等。

    傅翁說他歡喜不歡喜？

    開皇二十年成功奪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長安建日嚴寺，廣集天下高僧，并將江淮搜集的經藏與大德僧眾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業元年為文帝造西禪定寺，此后長安造清禪、香臺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楊廣崇佛的程度顯然要淺得多，而且對佛教也不無戒心，這可能與大業年間曾數次發生自稱彌勒n的事件有關。

    因此，這位皇帝也偶爾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舉動，例如大業三年他下令沙門必須致敬王者，大業五年下令部分僧尼還俗，并拆毀一些寺院。

    以上種種，應了那句話，“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所以，清風要說的第二個失誤是，當今圣上也信佛。

    當年，圣人曾為現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損。今為男敬造石碑像一鋪，愿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及合家大福德具足，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養。

    當今圣人自稱“佛門弟子”，傅翁卻要其斷了虛妄？

    晉陽起兵時，圣人曾親臨佛寺祈福。

    登基為帝后的武德初年，圣人立寺造像，行齋弘佛。

    當然，這種崇佛更多時候是打著佛教的幌子來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詔禁宰耕牛，顯然是出于盡快恢復生產的目的，但詔書中卻冠以“釋典微妙，凈業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殺生的。

    同時，各種詔書中提到宗教時，也仍然遵循隋代以來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圣人對佛門的寬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參與了朝廷的一些軍事行動。

    如，太子攻洛陽王世充時便曾致書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邊情告急時，還有個叫法雅的浮屠奏請聚京寺驍悍千僧以充軍伍，雖然后來并未成行，但隱約可見佛教徒對唐庭的積極支持。

    所以，不管法琳反駁傅翁的言語是否中肯，圣人都不會采納傅翁的諫言的。”

    法琳是玄奘之前，唐初長安城里最牛的光頭。

    另一位大牛人，我國光頭教史上屈指可數的佛經翻譯家和佛教著作家，彥琮稱他為“唐護法沙門”。

    在反佛斗士與看門犬之間的爭斗里，斗士老頭完敗。

    傅奕先學儒，后精通天文歷數，再做道士，最后出仕。

    而法琳自幼就出家，游歷江淮沿岸各地，遍學內外典籍。

    兩廂一比較，法琳更專業。

    而且，法琳為了知己知彼，甚至做了一年的道士。

    斗士老頭完敗的另一個原因是，信佛的人多，反佛的人少。

    只有一些道士站他的隊，。

    他，孤掌難鳴。

    反觀法琳，不但有同是沙門的名僧普應、慧凈、慧凈等相助，居士李師政在民間為他奔走吶喊、蕭瑀和虞世南等人干脆在朝堂上與傅奕對罵。

    李淵不想反對日益擴大的光頭教嗎？

    武德三年，曾為李唐起兵助過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淵在道教勝地樓觀祈福的機會，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論。

    同年，晉州樵夫吉善行奏稱看見一騎白馬的老叟對他說“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賊平后，子孫享國千歲。”

    這些把戲當然逃不過精明的實用主義者李淵的法眼，然而他卻樂得順水推舟，因為他非常需要這些東西來為皇室服務。

    一方面，魏晉以降，門閥士族勢力強大，社會門第觀念根深蒂固。李家雖為北周貴姓，柱國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東士族面前仍有暴發戶那種發自內心的心虛。

    現在天上突然掉下個圣人老聃做祖宗，當然樂不可支。

    另一方面，佛教與n在財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銳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擊佛教則比起單純使用政治高壓手段打擊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會上“老君度世，李姓當王”的民謠四處傳播，主動尊老崇道不但能夠利用這個符讖來推銷自己，還能占盡先機，免得別人借題發揮。

    李淵和道士們在祖宗問題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煩從此不斷。

    武德四年，道教開始發難。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請廢佛法表及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首先極力抬高老、孔，建議李淵“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

    傅奕一方面力圖組成儒、道統一戰線，共同對付佛教。另一方面，對佛教的指責招招致命，直指統治者心中的隱痛：意識形態的控制，財政和兵源，社會綱常等等。

    到了這個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擊了。

    次年，法琳撰寫對傅奕廢佛僧事上呈朝廷，同時看到當權的李淵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領導人身上，直接上啟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

    猶豫反復三年之后，武德七年，佛道之爭終于在廟堂之上展開。一馬當先的還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進呈廢省佛僧表。

    他從儒家觀點出發，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輕犯憲章、詐欺庸品，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

    主張“除去佛教“，以“益國足兵”。

    李淵正中下懷，于是將奏章分發大家討論。

    沒想道，這一主張遭到崇佛大臣們的抗議，贊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張道源一人。

    開國元勛裴寂就表示反對，認為李淵“昔創義師，志憑三寶，云安九五，誓啟玄門。”，而今卻要毀佛廢僧，“理不可也”。

    蕭瑀表現最為強硬，與傅奕在朝堂上進行了激烈辯論，最終以互相謾罵收場。

    蕭瑀說“佛，圣人也。奕為此議，非圣人者無法，請置嚴刑。”傅奕反擊，說“蕭瑀不生于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也。”

    蕭瑀駁不過，只好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為是人”。

    看到廢止佛教的動議在高層難以通過，李淵暫時放棄了廢佛的念頭，但看到佛教如此勢大，只能更加警惕。

    武德年，李淵不再經過大臣們討論，直接出馬到國子監明確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這無疑是對佛教的重大打擊。

    緊接著武德九年，佛道兩家口水仗進一步升級，道士李仲卿作十異九迷論、劉進喜作顯正論攻擊佛教，法琳也著辯正論予以還擊。

    看到佛道一時間難以分出勝負，李淵決定用同歸于盡的方式來削弱佛教。

    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觀不甚清靜為由，下沙汰佛道詔，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敗壞，寺院藏污納垢，因此要“正本清源”、“興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皆廢”。

    表面上看起來佛道一視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數量遠遠多于道觀，因此實際上吃了個啞巴虧，有苦說不出。然而這道詔令尚未來得及貫徹實施，玄武門事變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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