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作為配角，描寫的筆墨本就不多，而他們自身也不是百分百完美，比如錢塘君的暴躁無常、許俊的有勇無謀。

    可他們都解救孤弱，敢于同惡勢力相抗衡，敢作敢當，勇氣過人。

    他們不是初唐時無欲無過的神人，也不是中唐時德行完備的圣人，而是有著自己獨特個性的不完美的凡人代表，以“高人”的形式而存在著。

    他們的一言一行，皆血肉分明，形神兼具，無不魅力超然。

    可是，文人們并不滿足于此時俠士形象的發展，從原本對現實的描摹轉向了對夢幻的追求。

    所以至大和年間，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發展到了第二變化期，俠士形象得到了更進一步的人，在維持原本“高人形態”的基礎上，變得更富有人情味和奇幻色彩。

    雖然此時的唐傳奇開始出現衰落的癥狀，名家名篇漸少，但俠義類作品的創作反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且此時的俠士形象也更為健全和傳神。

    像是裴铏傳奇中的昆侖奴和聶隱娘，薛調的無雙傳，甘澤謠中的紅線，以及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大量的俠義類作品誕生，飽含著唐代“以武行俠”的崇武傾向。

    這一時期的俠士形象比傳奇黃金時代要更為具體鮮明，而且普遍占據了主角地位。

    與此同時，作者們在描寫俠士形象時將對人物的精神內涵專注開始轉向對其精湛技藝的追求。

    這種俠客類型在裴铏傳奇、袁郊甘澤謠里都得到了發展，如昆侖奴、紅線都被進一步塑造成神仙般的人物了，而神化他們的恰好就是他們神奇的技擊術。

    而薛調的無雙傳雖然沒有涉及高深的技擊術，但作品詳盡地描寫了古押衙救出劉無雙的秘謀險舉“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采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異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君，亦自刎”。

    古押衙的救人的方法簡直神乎其神。

    俠士的拯救精神還在，依舊見義勇為，但被更多的加上了高超的技藝和超人的智慧。

    依照大多數研究者的觀點，這是俠士的“神化”。

    但技藝的神化與人本質的神化，我個人認為真正的“神化”應當是后者。

    如佛教中釋迦摩尼和達摩祖師的頓悟，如道家仙人的飛升，都是在內心達到一定境界后，才得以成神。

    故而，我們可以認為，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由內在的專注轉為外在，其實是其更“人化”的表現。

    正如余恕誠先生所說“思維能力的提升，使得唐人掙脫了神權的部分束縛，獲得了一定的解放感，唐人不再像前人一樣信仰外在的力量，傳統的志怪、宗教想像變成了表現人生命運起落無常的娛樂故事，傳奇從而獲得了鮮明的現實性品格。”

    唐傳奇此時是真正遠離了志怪，因而唐俠士也終于趨向現實。

    但發展到了頂峰，最終還是會迎來它的衰落。

    現實主義的創作趨向并沒有一直都朝好的方向發展。

    如在唐傳奇晚期，確切來說是乾符以后，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開始衰落。

    雖然這一時期俠義類作品仍被大量創作，但唐傳奇中的俠義精神卻被不斷地消解、忽略。

    在嘉興繩技、車中女子、義俠、僧俠、蘭陵老人、田彭郎、潘將軍、丁秀才等作品中，作家著重描寫的時神奇的技擊術。

    作品中的俠士不再如早期一樣具有高尚光輝的人格，反而淪為盜賊，毫無俠義可言。

    如車中女子、田彭郎、潘將軍、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俠客把偷東西作為樂趣，游戲人間。

    這一時期所謂的俠義，已經純粹是在對雜技進行描寫，與前期的豪俠傳奇形成鮮明對比，將俠從“神人”、“圣人”、“高人”的等級拉扯下來，直接墜為“下等人”。

    這與“俠”的初衷已經背道而馳，越來越偏離人們對于俠士的美好幻想。

    縱觀整個史，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發展呈現出兩個特點。重生之攝政女王

    一是俠士形象在作品中經歷了由配角向主角發展的過程，這是俠士形象的創作意識發展和時代呼喚所造就的。

    二是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經歷了由“神俠”向“人俠”演進的過程，對于俠士形象的創造，被越來越多地寄托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現實的反抗元素，這也是唐傳奇現實主義創作傾向的體現。

    分析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產生與發展，重在關注其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及形象描寫。

    一直以來，學術界沉迷于唐傳奇中對俠士高超武技的描繪，而疏于對俠士文化的探尋，而多支持俠士由“人”向“神”的轉變。

    殊不知中國的俠士，與日本的武士、西方的騎士一樣被賦予了自己民族獨特的道德模式、紀律法度和民族精神，是文化重要的傳承載體，理應在研究的基礎上更深一步地探究其哲學與歷史內涵。

    不僅是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創作，歷朝歷代都有著不同風格的作品，如史記、漢書中的游俠列傳，清代石玉坤的三俠五義等。

    只有弄清各個時代中的俠士形象的內涵發展，才能真正理解我國的俠文化。

    至于唐傳奇中的俠士也很有個性，所謂“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龔自珍在漫感中將中國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相當準確的話語表達出來。

    于文人而言，簫或許是“靜”，指代生活的閑適自在、無拘無束。

    而劍則是“動”，即可指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亦可指行俠仗義、笑傲江湖的游俠情懷。

    這一靜一動，往往激發了文人的創作沖動，給人留下了諸多美的感受。

    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不僅是作者們對心中仰慕的俠者的描寫，更是自我內心理想的寫照。

    對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個性特點分析，文壇上眾說紛紜。

    溫子建在武俠鑒賞大典中提到唐代武俠形象的時候說“唐傳奇塑造了眾多的武俠形象，揭示出更為豐富復雜的俠義精神，為后世的武俠開辟了新的途徑。”

    最為普遍的觀點就是其尚武、女俠突出、俠類眾多等特點。

    如沈陽大學的學者趙旭，就提出了“武力”“重義”“守信”“不居功”的形象特點。

    而湖南科技大學的劉新華等學者，還專門針對女俠提出了“剛猛”“獨立”“愛恨分明”的特點。

    然而這些觀點過于籠統，并不全面，無法深入透徹地談及唐傳奇俠士形象背后的內涵，也未能顯示出唐代俠士特有的風范。

    針對此種狀況，我們可以針對唐傳奇中俠士特有的四個特征做出分析。

    首先是傲，的確，傲，這是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第一個個性特征。

    與任何時代不同，唐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時代，尤其在盛唐時，萬邦來朝，國力強盛，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而驕傲。

    文人的驕傲鑄就了文采飛揚，也使得他筆下的人物一言一行無不傲氣十足。

    這一特點主要表現在中唐時期的傳奇作品，譬如柳毅傳中的柳毅與錢塘君，二人雖“傲”處不同，卻都將唐俠的風范表現的淋漓盡致。

    錢塘君的傲是自視過高，橫行無忌。

    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細細品味，幾乎與李白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與唐王朝對俠客的推崇有直接的關系。

    舊唐書記載“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群盜大俠，莫不愿效死力”。

    開明的統治下，當權者對俠客的態度較為寬容，在法律中也常見優容，給了他們極大的生存空間。

    他們以自己的身份為豪，以時代的尚武精神為傲。錢塘君便是此類人物的真實寫照。

    文人們對他們的為人或褒或貶，但對其傲氣大多還是十分欣賞的。逃之夭夭：宮女

    與錢塘君不同，柳毅所表現出的卻是文人的傲骨，更被推崇。

    解救龍女危機后，他嚴辭推拒與龍女的婚事“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夸九州、懷五岳，泄其憤怒;復見斷金鎖，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仆人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須，被以**，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怖之微旨，雖人世賢杰，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于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服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

    他堅持自己的真理，不違背自己的心愿而屈服于他人，守義重禮。

    他的傲體現在人的自尊與自重上，比起錢塘君的魯莽狂妄要高出許多，也正因這樣，不可一世的錢塘君折服于小小的書生柳毅。

    加上柳毅急人之難的俠義胸懷和豪邁氣魄，使得柳毅足以被稱之為“大俠”。

    其二是武，武，這也是唐傳奇中俠士形象的第二個個性特征。

    歷代作品內都有對于俠士武術技藝的體現，唐傳奇自然也不例外。

    可以說俠士形象“武”的特點是貫穿整個唐傳奇的發展過程。

    但它所展示出的“武”，有著兩層含義，且每一層都與諸代作品有明顯的不同。

    其一為尚武精神，其二為高超的武技。

    與明清的俠義不同，唐傳奇只能稱作豪俠。

    雖然同樣表現出俠士風范與精神，但對于武道的重視卻遠大于后者。

    唐傳奇中的俠士形象，頗具武道精神，行事果敢，不懼殺人，尤其中唐前期非常明顯。

    例如謝小娥中關于她報仇的情節“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于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并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

    而柳氏傳中許俊更是直接策馬將柳氏帶出了沙吒利府，沒有使用任何謀略。

    韓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唐傳奇中的許多俠士幾乎都是犯禁者。寬松的法度使他們尚武傾向日益加深，這在唐傳奇中俠士上體現尤為突出。

    而唐傳奇中與俠士相關最令人稱道的，莫過于俠士身上高超的武技。

    如果說在人物性格、精神上，唐傳奇的俠士是從“神”變“人”，那么從武技上來說，卻是從“人技”變“神技”。

    在唐傳奇中后期，俠士漸漸變為主角，可見于蘭陵老人、紅線、聶隱娘等作品中。

    這些俠士常隱居于市井中，“埋形雜跡”，武功高強，卻不愿輕易展示，只在關鍵時刻出手，又如長空電閃，點到即止，不見具體招數。

    一旦顯露行止，馬上又飄然而去，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他們的武器不僅有長劍、彈弓，還有“開腦后”而藏的羊角bs，以及可化尸體的藥水。

    他們的劍術已經與仙法緊密結合了起來。

    如紅線出入戒備森嚴的帥府如無人之境，摩勒在“攢矢如雨”的弓箭中飛騰而去卻毫發無傷，至于那空空兒更是“能從空虛而入冥，善無形而沒影”。

    陳平原先生將唐傳奇中的武技概括為“技擊”、“道術”、“藥物”三個方面。

    他說“唐宋傳奇中的俠客的武功，一為技擊，一為道術，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現實生活實際存在的戰斗技巧，而后者則帶有更多想象和神話的成分。”

    俠士的存在是為了“拯救”，他的行為往往具有冒險性，只有具備強大的精神力和超出常人的武力等手段，方能完成他的“使命”。

    加之唐代宗教色彩濃厚，西域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土，使得創作者們想象豐富，在唐傳奇中的俠士技藝上有了極其精彩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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