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所說，佛學中對夢的認識分為兩種觀點，一者認為夢為虛幻，正如上則箴言所說;而還有一者則認為夢本身為實，毗婆沙論在卷三十七就舉出“夢為實有”之說法，論中亦說到“若夢非實，便違契經。”

    既認為夢為實有，故認為對所夢之一切，應負起責任。

    此章后續亦有關于夢為實體的五種自性之說。

    在夢文化中，由儒學觀點里，關于夢的吉兇象征意義，再到道家佛學思想之下關于夢的哲學含義，都對當時整個社會人群的思想意識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直接體現便是唐傳奇中，紀夢方式所映射出對現世社會的深邃理解。

    再如枕中記和櫻桃青衣這兩篇。

    這兩個故事對功名利祿加官晉爵之向往，正是對儒學思想內容的直接體現。

    而后在夢境中，他們的政治抱負和最高理想都得到了最大化和最優化的實現。

    如果到此戛然而止，那么的涵義就僅在表達作者的仕途愿望而已，但在此時，情節發生了改變，而人物的心理亦發生了轉折，本身所要傳達的深邃主旨，亦在此時開始出現新的契機。

    在高處不勝寒的廟堂之中，他們所體味到的并非是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暢快，反而卻是在患得患失之間體味著伴君伴虎的朝不保夕，寢食難安。

    一場寵辱盛衰之后大夢初醒，他們卻如醍醐灌頂般了悟生死，洞察盛衰背后執念的可悲。

    在夢境給予他們須臾一場的盛衰之后，他們經歷了在江湖之遠思廟堂之高，到居廟堂之高而思江湖之遠的巨大心境轉折，在大夢終時方才大徹大悟。

    一波三折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全然豐富多元的社會情態風貌。

    由此亦不難窺見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人們豐富曲折的內心世界。

    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需要不同的哲學理念或者人生涵義來豐富自己孤獨貧瘠卻又變幻莫測的靈魂世界。

    作者正是用這種紀夢的方式提醒世人，單一的世界觀念遠遠不能使人獲得從身到心的滿足與安適。

    就具體的篇目來說。枕中記中，主人公盧生在碌碌無為的現實面前，抱有的卻是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一夢過后，已是大起大落一生終了，悲喜交集之余，卻又是另一番心境。

    這就是作者提出的一個命題，除非是在夢中，否則誰的人生都只能有一次機會，而我們究竟要如何去把握這一生，透過文意，作者給我們的答案卻是，生如夢幻須臾，何必事事強求，唯有把握當下，釋然而過，如此而已。

    如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于此短短三篇紀夢傳奇，我們看到的不僅只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思想情懷，更是一個時代，一群人的情態風貌。

    正因為，在儒釋道三種主流思想兼容并包之下百家文化又得以交融填補，唐朝之前又見證著無數

    王朝盛衰更替，湮沒于惶惶歷史塵埃中，這兩點都使得唐人無論是思想哲學，還是遠見卓識，都有著一種超前主義和包羅整個完整全局的深邃洞察力，而這也正是這幾篇傳奇能夠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還有就是對人生價值與現實際遇的思索。

    的確，正因為其時背景所賦予紀夢傳奇的獨特文化內涵，這種內涵也一定程度上對讀者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是一個十分容易理解的傳播過程。

    唐朝時期，多元的社會文化衍生出了紀夢傳奇這樣獨特的風貌，而這種風貌又通過閱讀在讀者之間廣為流傳，進而產生了更加深遠的社會影響，這正是新興文化廣泛普及傳播的一種體現。

    唐時期，人們開始更多關注人的世界，而并非如先人將所有的盛衰生死都歸咎于天地鬼神，這時的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人本身對整個社會不可替代的實際意義，進而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社會世界與特殊個體之間的聯系和影響。

    從宗教開始，唐時佛教的興盛和道教不可阻擋的發展勢頭，是導致當時人們更多關注個人心理世界變遷的契機。

    佛學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關注的是個人修行，而大乘則更多的將個人與整個世界的修行相聯系。

    這也正是紀夢傳奇的一個獨特象征含義，將個人的世界與整個社會的真實相聯系，通過現實主義幻象手法，在虛境與實境之間不斷切換和轉移，在夢幻之中挖掘出更深層次的現實含義。

    在悲欣交集的背后，生死寵辱之下，如秦夢記感嘆歷史斗轉星移的同時，亦在歌頌著人情的美妙。主人公與弄玉之情，與秦王之誼雖只是輕描淡寫，但夢中情誼之真之切確實令人覺得可愛而又唏噓不已。

    在枕中記中，盧生夢中的一生，卻使他又常常懷念起少年時期躬耕南田時的快意自由，在所得的背后往往卻是若有所失。

    可以說，唐朝本身所經歷的盛衰更迭就足以使那個時代的人們感受到執念背后，繁盛浮華如夢般的短暫須臾。

    其時有人問人生七苦為何，佛言曰“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從紀夢傳奇中，亦看到時人也已初窺此意。

    還是以枕中記為例，黃粱一夢中，生老病死之苦皆已遍嘗，而怨憎會愛別離亦是在君王的寵辱善變之間，遍嘗無數。

    盧生最早只以為求不得為人生至苦，卻在夢中得償夙愿之后，依舊患得患失。

    人們在夢中常會有虛實難分之感，夢境之時只以為自己置身現實，而紀夢傳奇正是抓住了人在虛幻夢境中難辨真偽的特性，在引發讀者共鳴的同時，亦與主角一同幻游于夢境之中，虛實難分。

    盧生的仕途幻想正好對應著唐人理想中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而其所經歷的三興兩貶，亦是唐朝乃至前朝許多漂泊于仕途之上的庶族所要經歷的波折起伏。

    冒辟疆先生在唐人枕中記篇末按語云“唐時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夢中忽歷一生，期間榮悴悲歡，剎那而盡;轉念人間實境，等量齊觀，出世之想，不覺而生。”

    夢境中的盧生正是象征著無數祈愿在仕途中得償所愿的庶族階層，而現實卻往往不盡如人意，一部分郁郁不得志的庶族通過佛道思想轉而卻對自身最早持有的仕途幻象產生了質疑乃至批判的態度。

    生而于世，那些執念的宿求究竟有何意義。

    佛學思想中規勸人們“放”與“悟”，而道家思想中，卻講求心不為形役，載營魄抱一。

    須臾夢境竟與現實等量齊觀，這一部分庶族正是以此，表達著對傳統仕途理想的質疑批判，亦傳達出對當時丑惡現實的批判與否定。

    無獨有偶，在這同一類型的紀夢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櫻桃青衣中，夢里主角的發跡并不是因為他們某個方面成績卓越或是通過科舉舉士得到賞識，反而都是因與皇親國戚，大姓世家攀親結貴，竟而一夜高升貴不可言。

    這不僅僅是因為篇幅有限而情節無法展開的緣故，更是寄托著以這一部分為代表的庶族階層，對現實事實的揭露與諷刺。

    而這一點在櫻桃青衣中顯露的尤為突出，盧生洛陽應試落榜，境況窘迫，在寺中聽人講經時倦極而眠，夢門前路過一青衣小婢提一籃櫻桃，而此女竟是自己遠房從姑的婢子。

    從姑早年亡夫，卻是大姓世家，貴不可言，在這位從姑的幫助下，盧生一時仕途順利節節高升，正當得意之時，卻只是大夢一場，醒而未覺。

    在此故事中，盧生從姑乃一介女流，卻因家族之故竟能將官場左右于股掌之間，當時仕途之腐朽黑暗由此可見一斑。

    這些同身為庶族一員的作者們，自是希望更多與他們曾經抱有同樣幻象的庶族們能夠以此般種種夢境為鑒，警醒諸生不可于仕途功名太過執著，人生須臾彷如一夢，為何亦在夢中癡人說夢，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此類紀夢傳奇亦正是勸諫人們勿太過執著于得失，反而應在得失中修繕己身，明悟大道，得到身與心的恒一。

    這也是當時唐人對于生死觀念的超脫與頓悟。

    正如紀夢傳奇中，夢中與夢醒之間，主角無論在思想還是境界上都獲得了一次涅盤，這亦是唐人們意念中對生與死的理解不過一場虛空大夢。

    無論是南柯一夢還是黃粱一夢，都只是在生死之間得失之際，所悟出的生存之道。

    儒釋道三種思想同時融會貫穿于整個紀夢傳奇中，透過夢境虛幻的面紗，我們所能看到的卻是無奈現實所傳遞出的悲喜交集，該如何取舍，只在須臾的一夢之后懂得一切悲苦喜樂不過唯心而已。

    而這也正是為何東晉時大詩人陶淵明能夠在唐朝得到眾多贊譽與擁簇的原因所在。

    他的遁世思想正好迎合了唐朝士人對儒家思想的質疑和對佛道兩家思想的沉迷與推崇。

    如他的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歸田園居等作紛紛被傳誦仿效，引用到當時許多文人的詩文之中。

    而他由“猛志溢四海”到最終“性本愛丘山”的巨大轉變，亦是從儒家至道家兩種思想的轉換，這也恰好順應了唐朝士人們在仕途之上從“矢志不渝”到“棄如敝屣”的觀念轉變。

    這點在唐傳奇的紀夢中體現的尤為明顯，佛學勸諫人們將執念放下，而要如何放下，必要先執起，才會在一系列痛苦歷練之后懂得放下的真諦。

    紀夢傳奇夢境中由一無所有到有求必應，誠惶誠恐患得患失，再到最后大夢初醒，醍醐灌頂，一夢過后，還在人間，卻已經若有所悟，在執著與放下彈指間的幻滅中，不過只用了一場春秋大夢的時間。

    比起單純教條式的規諫，以傳奇故事并伴以象征含義濃烈的紀夢式手法，無疑更容易激發讀者的共鳴，亦使得人們在虛幻與實境的交織之間，不經意間就已經贊同并接受了作者的思想觀點。

    可見唐傳奇作為中國古典的一個發展過度時期，真的對后世影響深遠，尤其是對宋元兩代的話本，雜劇，長篇和元明清戲曲等方面。

    而其中的紀夢敘述方式尤為后世文人所效仿推崇，在不同的類別和作品中被不斷豐富革新，并賦予新的哲學含義或象征意義。

    其中，由唐傳奇所改編而成的話本和戲曲劇本就不勝枚舉，除了前文提到的長恨歌傳和長生殿，離魂記和倩女離魂記外，還有南柯太守傳與湯顯祖“玉銘堂四夢”中的南柯記。

    而唐傳奇中的紀夢式敘述方法無疑為后世尤其是劇本等類別，創造了新的審美表現方式和全新的表現途徑。

    不錯，正如前面所提到，最早的紀夢方式主要是建立在鬼神神話基礎之上的卜筮和宗教文獻。

    夢最早是作為鬼神崇拜和溝通幽冥的宗教含義和文化象征被人們所敬畏和崇拜著。隨著詩經尤其是楚辭等中，紀夢記敘方式的革新和創造，夢這種文化現象便漸漸從神秘而不可褻玩的神龕上走下，沾染上了世俗民間文化的氣息。

    夢，再不僅僅只預示著事件吉兇，昭示鬼神喜怒預言，在莊子中，它被賦予了新的哲學含義，而在楚辭中，它又披上了一層浪漫主義的面紗，創造出了一個如夢似幻，似假還真的人仙鬼神共存的幻境世界。

    在此后的眾多作品中，屈原這種浪漫主義幻象風格的夢幻手法被反復參照和使用，如在宋玉高唐賦和曹植的洛神賦中體現最為明確。

    而直到唐傳奇的紀夢出現，夢作為一種素材和表達手法才真正走向了成熟，也才能在社會歷史文化中，具有了一個新的象征含義和審美體驗，具體體現除了可以列舉紀夢傳奇本身，亦可從后世受其影響的作品談起。

    從離魂記、長恨歌傳到倩女離魂記、牡丹亭記，結合傳統夢文化涵義與楚辭夢幻主義手法的紀夢傳奇對后世紀夢審美情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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