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比唐傳奇中的女性形象，特別是俠義女性，我們可以看到，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從各方面表現了封建社會女性的性格遭遇及精神追求，其中同樣也塑造了一批性情剛烈、敢做敢為的巾幗豪杰的形象。

    在他筆下的俠義女性，不再都是仗義行俠、漂泊于江湖中的女俠客，而更多的是當時社會中的普通女性。

    在這本集中，以俠義女性作為主角的主要有7篇俠女，紅玉，霍女，商三官，庚娘，蕙芳以及房文淑。

    而如果我們試著將這幾部作品中的俠義女性形象進行一個分類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大類別。

    第一類是俠女，紅玉，霍女，蕙芳以及房文淑中的女主人公。

    在這一類女性形象中，盡管中每個人的具體身世發展不同，但有一個共同而基本的特點。

    那就是她們都是用自己獻身的方式來解救貧寒的知識分子在婚姻、子嗣甚至有的還包括經濟等方面的困厄，以此完成她們的行俠仗義的舉動。

    她們行俠的背景以及目的都有著一致性。

    在俠義女性行俠前，寒士都有著相當坎坷不幸的人生遭遇。

    例如，學有所成然才無所用。

    這其中有顧生雖“博于才藝”但仕途不濟，只能“惟日為人書畫”俠女，鄧成德“游學至袞州界”為人坐館房文淑。

    其次，更是不用說，都是家境貧寒，十分落魄。

    如馬二混“以貨面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蕙芳。

    顧生“家綦貧”，“受贄以自給”俠女。

    第三，那就是十分孝順，可以說是天下第一大孝子。

    顧生“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贄以自給”，馬二混“與母共作苦”。

    在得到俠女的俠義相助后，他在生活中得以重新煥發，子嗣得以延承，家道興盛。俠女“馬自得婦后，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者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

    蕙芳馮相如家日富，“腴田連陌，夏屋渠渠矣。”

    可以看到，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對俠義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經突破了傳統俠文化的“快意恩仇”的思維模式，俠女行俠不再只是單純的困囿于個人恩怨，其中更是在自覺理性的驅動下做出對傳統思想采取既繼承又反叛的姿態，是一種有選擇性的不求回報的俠義行為。

    劫富濟貧是俠客的傳統作風，“于吝者則破之，于邪者則誑之”，但是這并不是俠義女性行俠的唯一方式。

    要知道傳統的俠客大都是以武行俠，“以武犯禁”，而俠女、霍女等行俠更具特色的是帶有“神性”，與聊齋志異整個作品的風格趨向一致，蒲松齡自己在聊齋志異自序中說到“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

    而作為俠義女性，行俠的時候更是帶有鮮明的性別特征，施俠對象的子嗣問題需要解決，為了讓原本沒有子嗣的人，其宗姓香火得以延續，俠義女性有的以身相許，為他生下兒女，傳宗接代，如俠女，房文淑;也有的自己出錢為其聘妻，以求姓氏連延，比如紅玉，霍女。

    另一類則是商三官和庚娘中的女主人公。

    她們都僅僅只是社會中普普通通的一名女性。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身為士人之女，待字閨中。

    如果不是父親慘死于他人之手，她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子一樣，出嫁為妻，生兒育女，平靜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庚娘中的庚娘，本是一位端莊美麗、溫柔賢惠的少婦，如果不是避亂時丈夫遇害，她或許就一直只是一位家中的賢妻良母。

    然而一些意想不到的變故，使她們的人生為之改變，她們性格中剛毅不屈的一面得以展現。

    從她們壯烈的行為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個原本平凡的女子逐漸轉變為具有俠義氣質的女性。

    突然降臨的災難就如同一塊試金石，將她們與一般女子區分開來。

    商三官的父親因得罪豪門而被活活打死。

    她的兩個哥哥雖然屢次訟于官府，但始終無法伸冤。

    三官感到官府黑暗，無法依靠其伸張正義，于是自己扮作優伶，利用仇人賀壽的機會來到仇人附近，找機會將其殺死，為父報仇。

    這樣的膽識和壯舉，正像蒲松齡所感嘆的“三官之為人，既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沉浮者耶”

    她的所作所為與她兩個哥哥的軟弱迂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庚娘的丈夫由于不聽庚娘的勸告最后大難臨頭，她聞變不驚，并巧妙的與殺夫仇人周旋，一旦時機得當，便舉刀將仇人殺掉報仇。

    庚娘分析問題的敏銳深刻，以及在危難中表現出的機智與鎮定，遠遠超過了她原本應該依附的男子們。

    性格剛烈，機智果斷，處亂不驚是這類原本看來平凡無奇的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她們俠者的精神氣質的集中體現。

    還有就是二者狹義女性類型異同分析。

    這怎么說呢，簡而言之，就是唐傳奇與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形象都有一些類似的普遍特征。

    首先，她們都具有中國社會的傳統美德。

    大家都知道，其實在封建制度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下。

    但在艱難的處境中，她們仍然保持著善良、堅忍、忠貞、孝順的傳統美德。

    如唐傳奇謝小娥傳中謝小娥的父親、丈夫都在經商時遇害。

    謝小娥為了給丈夫和父親報仇，女扮男裝行遍江湖尋找仇人，后又潛入仇家兩年多未露行藏，最終得以伺機手刃仇敵。

    謝小娥的堅忍、剛烈、聰慧、從容在整個復仇過程中展露無遺。

    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同樣具有這樣的傳統美德，庚娘中的庚娘同樣是為夫報仇，整個報仇過程中她的機智果斷，處亂不驚同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她們都具有明顯的相似的性格特點。

    無論是唐傳奇還是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她們不同于其它作品中楚楚可憐的弱女子般的女性形象，她們都才貌兼備、俠肝義膽、智勇雙全、情深義長、愛憎分明、嫉惡如仇。

    面對惡勢力面對命運的擺布時，不恐懼不后退，勇敢面對。

    如唐傳奇中，車中女子中的盜俠集團的首領“車中女子”外表美麗，偷取不義之財，救助無辜舉人;又如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不畏于豪門勢力，想方設法為父報仇。

    所有這些俠義女性形象都集中表現出了上面所說的特點。

    第三，她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男權的束縛。

    唐傳奇和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開始一反傳統的封建家庭模式，大膽地從家庭走向社會，同男性一樣，充當起本該由男性擔當的社會角色。

    在這些俠義女性的身上，我們已經看不到“婦以夫貴”的影子，她們也不再將“男耕女織”和“男主外女主內”

    的傳統觀念作為生活信條，而是首先爭取了經濟上的獨立，然后游離了男人們的蔭封，在人格上獲得了非自覺的平等和自由，從而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男權的束縛，向世人展現了她們的“人”的主體意識。

    她們比身邊的男性更多更好地掌控著生活的航舵將自己擺上被男人占據已久的位置，堂堂正正地以女兒之身干預著男權事務讓我們真正感受到了巾幗本色。

    如荊十三娘中的荊十三娘，在丈夫死后，一個人四處奔走，經商，成為豪富的女商人，而其趙進士則毫不愧疚地揮霍著她的錢財。

    崔慎思中崔慎思的衣食來源也是靠其妻。

    聊齋志異中更是如此，蕙芳、紅玉等俠義女子行俠方式本身就是為他們解決在婚姻、子嗣甚至有的還包括經濟等方面的困厄。

    這是唐傳奇與聊齋志異所表現女性形象的第三個共同之處。

    當然，有相同點自然也有不同點，唐傳奇與聊齋志異也很好的保留了各自俠義女性形象的獨特風貌。

    首先，作品中女性的身份有所不同。

    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形象身份與唐傳奇中的相比有很大不同，作家的視野逐漸由上層社會轉入下層人民的生活。

    唐傳奇中俠義女俠多是婢女、名門之女及商人，即使她們在身份上有高有低，但是她們平時生活的環境都是上層社會，因而其人生經歷也與上層社會相關。

    而聊齋志異則獨樹一幟，其中的俠義女性多是來自下層社會的普通平凡的家庭婦女，的素材都是源自平凡的生活。

    不同的社會階層，俠義女性的個性等方面都會有著很多的差異。

    其次，行俠方式不同。

    要知道自古以來大家認知中的俠客大多具備以下兩大特點，分別是武藝高強，和喜愛扶貧濟困。

    因此唐傳奇中的俠義女性大都是身懷絕技，武藝高強，多是通過武功行俠。

    即使她們嫁人生子，但這僅僅只是她們用來掩護自己身份的手段或者是她們原本的婚姻生活的一部分。

    而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除卻傳統的武藝行俠，更多了以性行俠的方式，嫁人生子成為她們行俠仗義的方式。

    如俠女中的俠女，在顧生因家貧“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的困境中，以處子之身在還沒有成婚的情況下為顧生延續血脈生下兒子，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完成了俠義之舉。

    在顧母向她說出心里話“深以祧續為憂”后，一向冷若冰霜的俠女竟主動挑逗顧生，以未嫁之身與他私通，急人之所急，送給了恩人顧生母子最缺少也是最需要的東西一個可以傳宗接代的健康聰慧的男孩。

    最后在顧生死后，她的兒子也功成名就，并為祖母送了終，俠女的俠義之舉既成全了顧生的孝心，也完成了顧母的心愿，同時更體現了中華民族歷來倡導的知恩圖報和至孝的美德，她的“以性行俠”取得了最好的結果。

    第三，聊齋志異中俠義女性形象相對于唐傳奇中俠義女性更加具有人情味。

    唐傳奇中塑造出的俠義女性更加偏向超脫于平凡人的俠客形象。

    如唐傳奇中的崔慎思妾與賈人妻，她們都是不知所來，不知所去，都是與人在旅途相識便結為夫妻并生下孩子，一旦仇人人頭到手，便飄然離去。

    俠客原來是要殺人的，人們尚俠之情，也是希望俠客們可以殺些該殺而自己殺不了的人。

    譬如為義，包括國家、民族、真理等等大義，包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小義，這些情況下殺人，總是會贏得一片喝彩之聲。

    至于報仇，素來有十年不晚之說，甲殺了乙的父親，乙砍下甲的腦袋，兩不相欠，原也暢快。

    所以，俠義女性在行俠后離開，即使站在她們臨時丈夫的角度，由于臨走時還贈與了這些臨時丈夫大量錢財，似乎也不能作太多的指責和苛求。

    但是她們離開時所做的崔慎思妾與崔相別后，“少頃卻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兒而畢，便永去矣。”“久之，崔怪不離嬰兒啼，視之，已為其所殺矣。”

    賈人妻也是去而復至，說“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賈人回燈褰賬，小兒身首已離矣。”

    可以看到，作為女性，親手殺死自己的親生孩子，雖然成就了完美的俠的形象，但是少了些人情味。

    而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女性形象就不再具有那么純粹的俠客氣質，她們更加生活化，更加具有人情味。

    如紅玉中的狐女紅玉，她就一直留在男主人公身邊，相夫教子，成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普通勞動婦女，已不再具有俠的氣質了。

    其他俠義女性即使最后選擇離開男主人公，但仍然留下子嗣為男主人公傳宗接代。

    可以說這是聊齋志異比唐傳奇更值得稱道的一點吧，大家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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