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說了這么多，咱們還是閑話休提，再次把目光回到聊齋志異聊齋志異上。
因為不管是從鬼文化上講，還是從其他方面講，這都是一部不輸于西游記的奇書，很值得和大家探討一番。
就像是魯迅的中國史略云“蓋傳奇風韻，明未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確實，我們簡單的回顧一下歷史的話，會發現，那時社會雖然科技不昌明，但那時的文人創作文言的熱情卻絲毫未減。
而究其原因，清廷的高壓政策，尤其是n，嚴重打擊和挫傷了文人的政治熱情，使廣大知識分子不得不將主要精力轉向學術和創作，“今海內操觚之土，其趨不出二端，曰訓古之學，曰詞章之學。”
當大多數人埋首于故紙堆而窮經皓首卻也有人醉心于志怪傳奇以抒發感概。
“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的蒲松齡因此創作出聊齋志異;“文人例有嗜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
并且蒲松齡聊齋自志云“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靈，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顯然，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是蒲松齡老先生“寄托”之所在，其創作心態就是“泄憤”。
就像前面說的，蒲松齡老先生的一生其實充滿坎坷，雖然在順治十五年，19歲的蒲松齡參加縣、府、道三試，均獲第一，從此“文明籍籍諸生間”。
當時的主考官施閏章以孟子“蚤起”為題，蒲松齡將其寫成頗具意味的記敘文章，施大為贊賞“直足以維風移俗”，“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游行之樂”。
這給了蒲松齡很大鼓勵，其后來屢困場屋可能與此有關。
到了康熙九年，寶應知縣孫蕙請其擔任幕僚，“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斗酒難消磊塊愁”。
借助此詩，可知此番游幕并不開心。
次年，蒲松齡回家備考，結果名落孫山，他寫信給孫蕙說“君疲牛馬身猶病，我困遭逢數亦慳�！�
孫則回復“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未料一語未讖，“自是以后，屢設帳縉紳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
但“一第”始終未得，“設帳縉紳先生家”竟成為他以后的主要生活。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齡因答題“越幅”，被勒令出場。
“得意疾書，回頭大錯，此況何如覺千瓢冷汗沾衣，一縷魂飛出舍，痛癢全無。”
康熙四十一年，蒲松齡再次應考，其寄紫庭詩為此寫道。
“良獸高飛盡，吾鄙數何奇，莫下陵陽淚，三年黍一炊。”
“不恨前途遠，止恨流光速�；叵肴昵�，含涕猶在目�！�
“三年復三年，所望盡虛懸。五夜聞雞后，死灰復欲然�！�
顯然，這一次又告失敗，他已63歲，經歷“三年”也已不少，每次都是“含涕”，每次都是“虛懸”，命運卻一直未加垂青，而“死灰復欲然”，說明他還沒有徹底灰心。
最后到了康熙四十年，70歲的蒲松齡終于結束坐館生涯。
長期坐館，犧牲的是親情，母親不能侍奉，妻子無法安撫，兒子更難以培養，唯有“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寒冷凝冰”。
多少次叩擊科舉之門，多少次被拒之門外，其內心苦痛真是莫可言狀，終其一生生活在社會底層，耳聞目睹諸多吏治、民生疾苦，其內心激憤更是難以言說。
終于，蒲松齡將自己的生驗、社會認識、良好愿望、深刻思考等熔鑄成一個詞“孤憤”，在聊齋志異里，他將這種“孤憤”宣泄的淋漓盡致。
比如葉生，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場”。
郁悶而死后，混教人子“中亞魁”;葉生之魂說“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愿意足矣�！�
這是葉生憤懣之極的心聲，更是蒲松齡的影子，他也正是將滿腹“孤憤”“寄托”在葉生身上。
所以他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科舉弊端，痛恨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毒害。
的確，要知道老先生出生于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并且自幼聰慧，勤奮好學，十九歲時就連續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考中了秀才，并且得到了當時山東學道、清代著名詩人施閏章的賞識，贊他“觀書如月，運筆成風”，一時名聲大噪。
此后，他與同鄉學友砥礪學問更勤，曾與李希梅等人結成“郢中詩社”，常“以風雅道義相劘切”。
這使年輕的蒲松齡躊躇滿志，他熱切地希望能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實現他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
他為了專心準備舉業，曾隱居于山中寺廟苦讀，在朋友家住讀。
但功夫偏負苦心人，考了幾十年卻連一個舉人也沒有考中，直到七十一歲高齡時，才被提拔為貢生，五年后，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兩年之后，依窗危坐辭世。
在生活上，蒲松齡一生窮困潦倒。
他十九歲結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齡只分得20畝地，五斗蕎麥，三斗小米，還有三間老屋。
房子墻壁倒塌，門窗不全，透風漏雨，薄產不能自給。
隨著孩子的一個個出世，生活越來越困難，他不得不靠教書度日。
從二十來歲起，他開始在家鄉附近的縉紳、官吏家設帳教書，他邊教書，邊習舉業，邊創作，直到71歲才撤帳回家。
這幾十年的科場不遇，生活的窮困潦倒，使蒲松齡產生了無可擺脫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弊端、有了很深的認識。
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憤寄托在聊齋志異的創作之中。
蒲松齡在科舉制度中的失敗，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會上不懂得愛惜人才。
他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認識到，由于試官的昏庸、貪賄，真才不得錄用，而庸碌之輩卻能飛黃騰達。
因此，他的沮喪、悲哀、憤懣在聊齋志異中借談鬼說狐發泄出來。
考弊司一文就勾畫出考官昏庸貪婪的面目，譴責了考場中營私舞弊的風氣，無情地揭開了科舉制度的黑幕。
文中寫陰間主管考試的考弊司司主虛肚鬼王有個定例，凡考生初次謁見，須割一塊脾肉孝敬司主，如賄賂豐厚可以免割。
就是這樣一位貪得無厭的主考官，在堂上還要掛起“孝悌忠信”和“禮義廉恥”的楹聯，用表面的道貌岸然來掩蓋骨子里的貪贓枉法，所作所為，恰似人間黑暗的考場和營私舞弊的考官。
一邊是封建統治者時時標榜的莊嚴的道德說教，一邊是封建統治者時時施行的殘酷的吃人現實。
怎會不引發蒲松齡的孤憤之感。
還有司文郎諷刺考官的不學無術、顢頇無能，感情強烈，愛憎分明，文筆幽默。
文中寫一位盲僧以鼻代目，能嗅出文章的香臭好壞。
好的便受之以心，壞得便受之以脾。
他在嗅余杭生的文章時，“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膈”，可偏偏這位文章臭不可聞的余杭生得以高中，經他鼻聞文章寫得很好的王平子卻反而落選，讓他覺得非常的奇怪。
于是，他又去嗅考官的文章，那文章使他“忽向壁嘔，下氣如雷”，簡直嗅得“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于是他氣憤地說“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簾中人并鼻盲矣”實際這也是蒲松齡對考官們的總的評判，那些考官昏庸無能，埋沒了多少英才，又怎能不使蒲松齡產生孤憤之感呢。
賈奉雉一篇，寫一個才名冠一時的賈生起初尊奉“學者立言，貴乎不朽”，但屢試卻不中，后來他把丟棄的廢卷中，選擇那些格調卑下、文詞枝蔓、亂七糟的句子，拼湊到一起寫成文章，勉強記在心里，再去應試，卻意外地考中了。
考中后再讀舊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盡濕。
他因此而羞愧得無地自容，決心“遁跡山丘，與世長絕”，以保持自己的清白。
面對這種顛倒的考試制度，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只能感慨自己的失敗“非戰之罪也”。
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科舉考試弊端百出，才華橫溢的人屢屢失敗，庸俗淺薄之流卻能青云直上。
這些幻設的諷刺，矛頭直接指向科場考官，表達出了作者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
蒲松齡的孤憤還表現在痛恨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靈魂的腐蝕和摧殘上。
為科舉而生，為科舉而死，是封建社會中儒生最深重的悲哀。
蒲松齡一生與科舉考試直接相關，對科場集弊有透徹的了解，科舉失意之痛，使他有著更深刻的體驗。
聊齋志異就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科舉的罪惡和弊端，也批判了科舉制度下那些熱衷于功名的儒生，更是表達了蒲松齡痛恨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腐蝕和毒害之情。
如王子安就嘲諷了醉心于科舉功名的人物。
作品寫王子安，因為久困場屋，期望甚切，在一次考試之后，臨近放榜之時，喝得大醉。醉夢中竟產生幻覺，夢見自己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
在迷離恍惚中體驗了瞬間的得志，于是一再大呼給報子“賞錢”，還出耀鄉里，辱罵長班，顯現出種種虛妄而又可笑的丑態，也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了一個士子參加科舉考試后急切等待結果時的種種變異的心里情態。
其中描寫秀才入闈有七似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籠之病鳥、似被縶之猱、似餌毒之蠅、似破卵之鳩。
這些形象的比喻，具體地刻畫出科舉制度毒害下知識分子的病態心理，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科舉制度對人身心的摧殘和毒害。
葉生就從壓抑和埋沒人才的角度揭露了科舉考試制度的不合理。
主人公葉生久考不中，抑郁憂憤而死。
死后也要顯示自己的才學不凡，不僅將自己的平生所學教給朋友的兒子去中舉獲得功名，自己也終于中了舉人。
葉生在死后終于奮跡云霄，衣錦還鄉，可面對自己的靈柩，憮然惆悵，撲地而滅。
生時冠絕當時，但困頓名場;死后鬼魂終一舉成名而揚眉吐氣，可自己靈柩的存在讓鬼魂醒悟已非為人，“憮然惆悵，撲地而滅”。
這最后的“撲地而滅”。
足見其屢遭困頓壓抑的那種難于磨滅的記憶，及對死后榮貴、于生無補的痛心與灰心。
篇中葉生所說的“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讓世人了解他一生不中的委屈。
這些話就完全是蒲松齡本人的心聲。
這不正是入木三分地寫出了科舉制度對世人的毒害嗎，作者就是在借助想象，傾吐心中的孤憤之感。
其次老先生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抨擊當時的黑暗政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
因為正是老先生的一生坎坷，長期艱辛的生活使他有較多的機會體察民間疾苦，加深了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僚集團無能的認識和了解。
面對官貪吏虐、豪強欺世的黑暗統治，蒲松齡自然會痛心疾首，形成了他孤憤的第二點。
就像是手中的席方平就是通過陰間來反映陽世。
席方平的父親被奸人所陷害，后仇人又買通冥吏使席方平的父親遭受酷刑，席方平的靈魂到陰間為父伸冤報仇。
然而“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握，頗不直席”。
席方平憤恨不已，但沒辦法，只好進入冥府，認為冥王能為自己伸冤。
不料，整個地府被羊收買。
他們相互勾結，上下串通，對席方平威逼利誘，想使席方平屈服。
然而席方平是錚錚鐵骨的硬漢形象，面對n，毫不屈服，在嚴刑拷打下也沒有退縮，連對他用刑的鬼吏也肅然起敬。
通過二郎神的判詞，斥責統治者是“唯受臟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
這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種吃人的社會關系和官吏制度。
這幽冥中的斷案過程，豈不正證實了人間“衙門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語言，席方平的滿腔憤恨冤屈，不就是蒲松齡內心的“孤憤”之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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