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明末土地兼并嚴重，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得殘喘于水生火熱中的人民揭竿而起。
像是崇禎元年，陜北直接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徹底激化了社會矛盾。
到了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更是攻陷了北京城，明王朝的頹勢不堪一擊，崇禎帝自盡殉國，自此朱明統治生涯告一段落，然而明之亡歿于萬歷統治時早已埋下了禍根。
但是需要說明，晚明時期動蕩的社會和黑暗的王朝統治，也并未阻礙文化的繁榮和市場的開拓。
因為晚明時期，官僚士大夫們將度曲填詞看作風雅之舉，因此傳奇戲曲逐漸趨向文人化。
許多士子們也因仕途失意，選擇了棄政從文，進而創作出大量豐富的傳奇作品。
文人傳奇的創作動機是憑借一己之文而抒情達意，以史入文而借古諷今，在經過精心構思之后，于作品中展露出一個朝代的本來面目。
由此晚明情鬼戲中往往穿插一些與時代動蕩背景相關的情節，以文寫史，將真實的歷史隱約地呈現出來。
如牡丹亭在敘寫杜麗娘因夢而亡之余，轉而投向了客觀的時代背景描寫，寫溜金王李全和楊娘娘奉大金之命，騷擾江淮三年，杜寶鎮守揚州，平定叛亂。
在淮警、寇間、折寇、圍釋等關目中體現出的戰亂描寫，穿插于柳夢梅和杜麗娘邂逅、甄氏與女兒巧遇之間，從而在驚夢之后將作品又推向了一個。
杜麗娘為鬼三年，還魂重生后所處的環境已非昔日的太平盛世，而是一片生靈涂炭、顛沛流離的景象，杜太守一家尚且妻離子散，更何況是黎民百姓？
又如紅梅記寫賈似道之荒淫殘暴，尤其是殺妾更突顯其官宦本質，周朝俊于歷史的真實中，為賈賊安排了一個合乎情理的結局。
如劾奸終歸將殺妾的真兇得以嚴懲，而城破則極力描繪了當時社會的nn不安。
周夷玉以南宋史實譏諷晚明的政治統治，順勢安排了裴禹與李慧娘的人鬼相戀，又寫到盧昭容與裴舜卿的悲歡離合，而造成悲情的罪魁禍首都是奸臣賊子賈平章，可以說劇作家是在借古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抒發對現實政治的一腔憤懣。
再如焚香記中驅敵、傳箋、滅寇等關目中的戰亂描寫，意在揭露社會的動蕩和人民的苦難。
此外，畫中人中寫到庾期遠親赴山東攻破賊寇，嬌紅記中寫到西番國主率領番兵搶入川蜀，鸚鵡洲中寫到韋皋入川平亂，夢花酣中寫到遼兵侵宋，等等。
情鬼戲中諸如此類的戰亂描寫，可以說是劇作家在突顯社會背景的同時對其坎坷人生滿腹滄桑感的再述。
而且情鬼戲皆演男女相戀之喜與憂，安排因戰亂而導致生旦bp分離的劇情，突出了情在締結過程中的艱辛，即使戰亂平息后，生旦再度相遇，重溫舊情，也是歷經了千般磨難后的結合。
就像前文說的，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漸進活躍，進而帶動了市井文化的繁榮，蘇浙地區的發展尤為顯著。
隨著江南集鎮的蓬勃興起，市民階層逐漸壯大起來，市n識也隨之增強，他們開始追求更為豐富的文娛生活。
到了晚明時代，社會商業、手工業的繁盛興旺，為朱明王朝的重新崛起帶來了契機，然而手工業主對工人的層層盤剝，卻造成了階級矛盾的惡化。
在封建主義統治下，晚明時期所孕育著的改革因素走向了畸形，不得民心的朝代終歸是墜落深淵。
晚明時代的社會背景，在文人的傳奇創作中成為一個縮影，情鬼戲在突出情的主題時，也因而擔當了一個朝代覆亡的素描者。
統治者在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時，總要建立起一整套維護其統治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因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也便充當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要領。
早在明太祖即位時，為加強統治，就把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按股科舉取士，以維護皇家威嚴和鞏固封建統治。
此后明正德年間，以孔孟思想為核心的朱子理學走向沒落，繼之而起的是王學左派思想。
明中期興起的王守仁“心學”簡稱王學成為晚明時期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挽救著程朱理學的頹勢，進而為統治者服務。
王陽明在陸九淵之后明確地提出了“心學”觀念，他在答舒國用一文中提到：“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
“心即理”說是陽明學說的前提，其直承于陸九淵思想，王學思想的核心即“良知”。
此外，還有“致良知”說、“格物”說、“知行合一”說，強調身、心、知、意，這些不能脫離生理血肉之軀的主體精神，其本意是想尋求思想觀念的倫理化，企圖把封建倫理觀念灌輸到人們心中，但也導致了否認用抽象、先驗的理性觀念來強制心靈的必要。
心學實質上依舊是一種儒家思想學說，為維護封建統治提供理論依據，但無論從“致良知”說或“知一”說來看，處處都隱含著一種解放的精神，處處是反對股化道學，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從而又具有反傳統的意義。
可見王陽明學說構成了當時思想界的龍脈，像是傳習錄中記載其平日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即以善、惡學說詮釋了他的哲學思想。
王守仁堪稱一代思想家，他在王文成公文集原敘中曾自詡云：“所云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
就連普也說：“陽明的學術思想，承接了堯舜的正傳，孔氏的心印，發揮了內圣外王的工夫，轉變了理學的頹風，支配后來近五百年的思想流變。”
王陽明“心學”創立之后，王學左派思想延續至后代，其派別有以錢德洪、王畿為代表的“浙中王門”，以鄒守益、羅洪先為代表的“江右王門”，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
李贄是泰州學派代表王艮之子王襞的學生，他早年出入官場，之后卻遁入空門，在寺院里處理公事，他是個狂禪人物，其學說以“異端”自居，并提出了“童心說”，即“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李贄的“異端”思想，承接著王學左派思想。
湯顯祖極其推崇“異端之尤”李贄，湯翁“主情說”也受之影響。
從孔孟內圣之學中衍化出來的王陽明“心學”，由理性到感性、由倫理到心理、由天理到人欲等方面逐漸地發生著裂變，最終走出了內圣之學純粹遵循倫理道德規范的模式。
倫理世界的絕對價值標準從根本上予以否定，道德理性不再制約著思維，轉向了自然感性的張揚，內圣之學的基本法則蕩然無存。
李卓吾“異端”思想為內圣之學的殘喘敲響警鐘，其特征是標舉自然人性論的旗幟，抨擊內圣之學的倫理絕對主義，淡化乃至擯棄心學核心命題“心即理”的道德本體論含義。
隨著內圣之學的瓦解，人們的心靈也顯得躁動，開始廣泛地追求解放精神，進而激活了晚明思想界，也使后續的思想家放開眼光，打破傳統，這種理論走向集中體現在李卓吾理論觀中。
無論是王守仁“心學”，還是李卓吾“異端”思想，皆在反理學。
這種思想緣起于思想家本身的特殊人生際遇以及晚明社會大背景的影響。
在科舉取士的明代，士子們已然成了封建統治者利用的對象，不再是為國謀利益的棟梁，相反卻是在受著統治者無情的束縛，連番落榜使得他們對朝廷的科舉取士產生質疑，偶或中榜的士子在統治者控制下的牢籠里也是處處碰壁。
“心學”的提出和傳播，自然契合了士子的心理需求。
士子心態的改觀，也引起了他們人生路徑的改變，從而選擇了退隱山林，歸情感于創作，以泄心中之憤怒。
晚明時代，人的感性一度沖決了理性倫理的堤壩，反理學思潮的掀起直接影響到了界。
“心學”所標舉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命題擴至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并逐漸轉向了提倡以內在的自然、情感、欲求為人性本體，而反對以外在的天理、規范、秩序為人性本體。
明末封建經濟中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也影響到了意識形態的劇變。
王學左派所倡導的個思想受到了廣泛的普及，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他們反封建的要求也在不斷加強。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心學”籠罩著晚明思想界和界，它大膽懷疑一切固有學說的精神，對于文人情感的抒發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諸如湯顯祖、周朝俊、吳炳等劇作家也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受到反理學思潮的影響，于傳奇作品中突出“以情反理”的文思脈絡，一改之前的“以理節情”。
進而將這種適應時代的思想通過傳奇n定人物形象的“知”與“行”表現出來。
所以晚明傳奇中的情鬼戲，著意選取了一個奇異的“鬼中人”形式，刻畫了人們在不堪忍受封建禮教壓抑下的斗爭，進而展現出禮教束縛下“情”對“理”的批駁和反抗。
湯若士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年方二，卻香魂隕落，幽媾一出，當麗娘的游魂邂逅柳夢梅時，敢于直言她的相思愛戀之情，雖無在世父母的憐愛，但也不再被封建家長約束行徑：
宜春令旦斜陽外，芳草涯，再無人有伶仃的爹媽。奴年二，沒包彈風藏
葉里花。為春歸惹動嗟呀，瞥見你風神俊雅。無他，咱待和你剪燭臨風，西窗閑話。
周夷玉紅梅記中鬼辯一出，慧娘的游魂對賈似道再無之前唯恐其不悅的憂慮，而是自作主張地私放裴禹，并與似道強辯：
牧羊關一犬聲還吠，千牛在那家？是這般重重朱戶鎖窗紗，怎出得羊腸路奔走天涯？賈后花園放出，還要強口，你休道我劍不利也！貼驚介動不動鋼刀一下，俺也不怕害些兒怕，遲和疾一死無加。
卻原來有虧心的也怕殺，你怎不自保身家？
賈nrn，敢在我跟前指東話西。
你渾身是膽哩！怒介貼小妮子從來心膽大，
因此上拼殘生來吊牙。
吳炳西園記中的趙玉英魂歸地府后，便不再拘束于凡世間大家閨秀的禮數，夜聞張繼華呼喚她的姓名，感動不已，主動投向了張生的懷抱，并與之幽媾兩月。
玉英魂并不認為這樣的愛情不合情理，而是自語道：“若許得如此兒郎，也不枉殺奴家一命。”
對于封建家長為她定下的姻緣，她則敢于抒發內心強烈的不滿，“可憐紅粉，豈委白丁誓不俗生，情甘愿死。”
粲花主人在為張繼華、王玉真安排情緣的同時，穿插了趙玉英與張繡林的人鬼之戀，進而塑造出一個愛恨分明、有理想、有追求的情鬼形象。
情鬼戲中，情的締結過程可謂坎坷艱辛，然而為情甘愿以死抗禮的青年男女，他們用真情換取了傳奇大團圓的結局，最終愛情戰勝了禮教，屈服于正義，美抗拒了丑。
王學左派思潮的影響已然滲透到曲家的心靈深處，劇作家正因情思涌動，在傳奇中所塑造出的情鬼形象才更顯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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