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面對這同樣燦爛的這一部分傳統文化藝術,已有學者們開始嘗試性地挖掘其審丑價值。
比如像是王乙的現實、傳統和自我的鬧劇論元散曲中的審丑內容、李迎春韓愈詩歌的審丑意識、趙平天臺宗的善惡重構與審丑意識。
以及楊妍的從莊子審“丑”中看丑的之美、薛彩菊水滸在審丑中得到美的升華等。
總之,我國學術界已開始注重“丑”、“審丑”這一領域,然而相關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尤其是以審丑理論運用于對傳統藝術的批評還多限于千余字的單篇論文,尚無較系統的深入探討。
所以鑒于此,我們這里將在吸取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給大家簡單的探討一下“中國古代鬼怪小說的審丑研究”。
當然了,我們這里將以文藝美學的研究方法著手,以期不限于對有關藝術現象的一般描述,也不限于審丑理論的基本闡釋,而是以“丑學”的眼光審視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鬼怪世界,揭示出中國鬼怪小說的審丑特點與審丑意義。
并且從行文布局來說,為了揭示出中國鬼怪小說的審丑特點與審丑意義,又不得不先行說明與我們中心論題密切相關的兩個理論性的問題:一、丑的涵義問題二、鬼怪與丑的關系問題。
當然,這也是我國現當代文化藝術現實孕育而生的必然產物。
因為這和西方的文化有所不同,眾所周知,西方從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崇尚“美”的藝術,以致在古代法律中明文規定:不允許藝術中表現“丑”的事物。
可以說西方的藝術史就是一則“美”的歷史。
直至近現代開始,西方才開始重視丑,甚至把“丑”和“荒誕”奉為經典和真理,這就是西方現代、后現代藝術的核心。
而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石窟建筑的這種“丑風格”主要是受外來文化佛教因素的影響,但這種風格確也在佛教文化在中國的長時間傳播、融合、積淀與再生之后,烙上了一種獨具中國化的傳統藝術印記。
首先是關于美與丑的關系問題。
大家都知道,美與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自古以來就爭論不休的問題。
不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有過關于美與丑的爭論:
一、丑能否獨立于美之外?
丑是否與美有同樣重要的美學價值?
二、丑與美是絕對地對立還是可以辯證地互融?
對于這些命題的爭論,中西方理論家們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早期的西方哲學家們對“丑”是不十分重視的,理論界歷來傾向于“丑”、“美”水火不容。
在西方,從古希臘時期開始直到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之前,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丑雖然也經常被提及,一些哲學美學家甚至也談到丑的藝術表現及特征,但美學研究的中心話題始終是美而不是丑,丑只是人們為了更好地論述和研究美的本質和特征才附帶提及的話題,作為美的“陪襯”或“例外”而存在,其作用和價值在于襯托美,增強美的光輝。
人們對丑的研究從屬和服務于對美的研究。
這一時期作為審美觀照和藝術處理的對象的丑,主要是形式丑,處理的方式是按照和諧的原則化丑為美。
其實,西方人在其藝術實踐中是不回避丑的,只是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丑在學理上不被承認,丑在哲學和藝術理論中始終得不到合法的席位,人們甚至以法律的名義要將丑扼殺。
古希臘忒拜城的法律就明文規定“不許表現丑”,雅典執政官伯利克里曾自豪地宣布“我們是愛美者”。
萊辛在拉奧孔中談道:希臘藝術的“法律”就是美,“希臘藝術家所描繪的只限于美。
而且就連尋常的美,較低級的美,也只是一種偶爾一用的題材,一種練習或消遣”。
然而,如此這般只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美和丑注定是一對孿生姐妹,有美必有丑,二者無法割裂。
盡管先哲圣人們有意排斥丑在理論上的合法性,但是我們仍能發現這個被認為是“美的信徒”的民族的藝術作品里,有大量表現“丑”的經典。
其中有百手怪、獨眼巨人、長有馬尾馬耳的森林之神、合用一眼一牙的三姊妹、女鬼、鳥身人面的女妖、獅頭、羊身、龍尾的吐火獸,有跛肢的神。
并且在他們的悲劇中描寫了最可怕的罪行,瘋狂,還在他們的喜劇中描寫了罪惡和不名譽的事情。
以及在荷馬史詩中,既有容顏絕美的阿弗洛狄忒、海倫,也有面目猙獰、令人喪膽的美杜莎、庫克羅普。
既有勇敢英武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也有卑下猥瑣的忒爾西忒斯。
就連俄底修斯那樣富于智慧的英雄也有奸詐晦暗的一面。
丑的現象并沒有被刻意回避,而是被突出地勾畫了出來,從而全面地體現出藝術之“真”。
事實證明,就算是在崇信美的國度里,客觀上也沒有從根本上擯棄丑。
當然,總的來說,在西方古代時期,人們在哲學、美學上對“丑”總是顯得不夠重視。
從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圣人到古羅馬時期的盧克萊修、賀拉斯、琉善直至中世紀以普洛丁、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基督神學,在其理論著述中,丑始終只是作為配角、作為美的對立面順帶提及,而且大多只是對丑的藝術表現進行經驗性的描述或是把丑與善惡問題聯系起來,沒有以充分揭示出其存在價值的哲學或美學眼光去審視“丑”。
應該作為例外提及的則起碼有兩個人:亞里士多德和朗吉弩斯。
亞里士多德對丑的論述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丑”與“求知”的關系。
“一具死尸,一個可鄙的動物,看上去只能引起痛感,但是如果惟妙惟肖地摹仿下來,卻使人愉快,因為人們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
這與中國老莊“丑體道”的思想有相通之處二是“丑”與“滑稽”的關系:“喜劇是對于比較壞的人的摹仿。
然而,壞不是指一切惡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種是滑稽。
滑稽的事物是某種錯誤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傷害”這一思想被后來車爾尼雪夫斯基發展延伸:“丑,這是滑稽的基礎、本質”,“只有到了丑強把自己裝成美的時候這才是滑稽”。
而另一位則是朗吉弩斯,朗吉弩斯在論崇高中雖然沒有指出“崇高”與“丑”的內在聯系,但他對“崇高”的論述實際上已為“丑”在藝術實踐中和理論上獲得相對獨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然而,亞里士多德和朗吉弩斯的理論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及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得到響應,而是淹沒在高揚“美”的聲浪之中了,這樣的哲學傳統深深地影響了后來西方美學的發展方向及研究重心。
直到西方近代,哲人們才真正開始重視“丑”:鮑姆嘉通認為感性認識的不完善就是丑。
黑格爾認為丑是一種歪曲,是理念不能找到表現自己的適當形式而產生的美的缺陷休謨認為美丑的判斷在于審視主體內心,使人痛苦的就是丑的。
博克論述了丑與崇高的一致性萊辛最早提出了丑在藝術中的處理原則席勒在關于藝術中運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一文中,闡釋了藝術可以表現丑事物的觀點。
弗利德里希史勒格爾從美學意義上系統論述了“丑”,并把它提升到與“美”同樣的學理高度康德在其關于崇高的思辯中也給了后人許多有關“丑”的啟示雨果則以其文學實踐證明了丑的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對“丑”的研究領域最有貢獻的則是羅森克蘭茨,其著作丑的美學標志著“丑學”真正從“美學”中獨立了出來,并最終于學理上得到了認可。
從此,在西方的美學大潮之下潛行的“涓流”,歷經幾百年的豐潤,終于匯成了一股沖擊力不小的激流,激蕩著20世紀西方的哲學論壇和藝術領域,到了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
則以對丑的淋漓盡致的深入展現,實現了由“丑”向“荒誕”的轉換這交替不是對于“丑”的一種祭奠,而是對“丑”的一種延伸與升華。
對于西方整個哲學、美學而言,“丑”理論與其它那些曾經盛極一時的理論一樣。
似乎僅僅是西方哲學美學“海水”的某一次漲潮,其后又總有另一股潮水涌上來最終壓過和淹沒了它。
總而言之,西方有關“丑”的理論的興盛只是這一階段理論變革、藝術實踐滿足獲得陌生化效果的需要的產物。
尤其是,由于二元思維模式的影響,人們大多只是看到“丑”與“美”對立的一面,而沒有更全面地看到二者的辯證關系。
在中國的話則不同,因為華夏人尚“丑”、好“丑”,有關丑的藝術紛繁奪目、大放異彩。
從遠古模樣并不英俊的開天辟地神盤古、人首蛇身的造人女媧,到富有“獰厲美”的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皿。
再到魏晉唐時期石窟中那些面目丑陋的阿男、迦葉、金剛、力士佛教造像以及志怪傳奇小說中的鬼怪妖魔形象直至宋元雜耍中的小丑和戲劇中的丑角就能看出。
華夏哲人們自古善“辯”,莊子就極推崇“丑”,甚至把形貌粗陋怪異的至丑之人“支離疏、兀者王駘、叔山無趾、申徒嘉”作為完美人格的代言。
這一思想對后來中國文人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后世道家學者、佛派學者皆不排斥丑、不回避丑,甚至會刻意追丑、求丑。
“得精神于陋形之里”、“陋劣之中有至好”、“丑到極處,便是好到極處”都說明了中國文化的這一“尚丑”特點。
而明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的萌芽、個體意識的解放,丑的地位更是不斷被提升,到了清代則得到了突出的強調,經典性的“嗜丑”小說作品。
如剪燈新話、剪燈余話、覓燈因話、“三言二拍”、金瓶梅、平妖傳、斬鬼傳、聊齋志異等相繼出現。
縱觀歷史,可以說華夏民族從來不排斥“丑”,而是樂于述說、把玩與體味“丑”。
對于美與丑的關系,中華古代的圣人們以其辯證的思維方式,作過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論述。
縱觀之,從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中有關丑的論述中可以概括出六種觀點:
1美丑善惡不分說。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也,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作為“比德說”
之核心思想的“美即善,丑即惡”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儒家學者。
2美丑互化說。這屬于道家所持的觀點,代表人物是莊子。其論說有“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
“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丑則不得丑,不求丑則有丑矣”,等等。
3以丑襯美說。這里面的代表觀點有:“不睹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規虎豹之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暗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丑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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