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們口耳相傳的鬼怪故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逐漸由日常生活化狀態向半文學化狀態過渡發展，這一轉變發生在神話歷史化、衰微的時期。
并且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意識早熟的民族，在神話即將繁盛的時候，歷史化的潮流中斷了神話的激情。
像是遠古神祗戴上了近古帝王的冠冕，神話時代呼風喚雨的人物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被譜成先祖系列列在了《史記》中。
以及昔日“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的西王母則成了穆天子周游天下時與之暢談吟詩“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的女神。
這本應繁盛并系統化發展的華夏神話在歷史化的潮流中逐漸干涸了。
同時中國人歷史意識的早熟使得充滿怪誕、瑰麗的神話被滌蕩得失卻了夢幻的色彩，蛻掉了想像的羽翼。
對于一個完整的人而言，感性與理性永遠要在一種此消彼長的運動中達到相對穩定的平衡。
當“歷史化”的理性耗盡了神話的激情時，人性深處的感性能力再次喚起了自衛的沖動，要求在新一輪的互補中達到平衡。
于是后人以愈加奇特的的幻想著手自覺的創作來彌補神話的衰竭。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一時期出現的大量鬼怪故事是對原古神話的一種延續。
此時的鬼怪故事與遠古神話已有了本質的不同，故這里以“半文學化”稱之。
何以稱此時的鬼怪故事為“半文學化”？
原由在于：首先，其創作方式有別于神話那種不自覺的形成方式。
其次，它改變了神話、鬼怪故事日常生活化時期那種口耳相傳，通過生活經驗的傳遞、祭祀戒律的教誨的方式流布、承襲的傳播機制，而相對固定地以文字的形式傳播。
再次，它由前一個時期日常生活化的平鋪陳述轉變為一種紀實與虛構相交織的記敘樣式，透露出素樸而又明顯的文學氣息。
追根溯源，鬼怪小說的半文學化是建基于“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之上的，它是人類心智成熟的產物，更是人類主體意識、自我意識獨立成熟的標志。
這一時期跨度較大，但集中在漢魏六朝，其余緒延至唐初。
人們從崇神信鬼的原始時代走過來，并沒有蛻盡對鬼怪神祗的信仰與恐懼。
當然了，另一方面，從孔子、荀子、王充等儒學圣人開始“不語怪力亂神”的無神論觀又影響深遠，以致在文學創作上出現了一種矛盾現象。
創作者們以“小說”、“準小說”“實”寫鬼怪。
這既是一種矛盾，卻又是一種進步：較之以前，人們對于鬼怪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變化，開始有意識地冷靜地以“旁觀”者的身份來敘說鬼怪了。
像是在后期的一些成熟作品中，雖然也明顯地流露出藝術虛構的傾向，但總的來說，鬼怪仍是被作為一種紀實題材呈現在文學作品中。
然無論如何，到了這一時期，鬼怪是開始作為文學故事的角色進入到藝術殿堂了，這也就意味著，在這一時期，人們的審丑意識開始形成并有所顯現了。
這一階段有代表性的鬼怪作品有：《神異經》、《異聞記》、《十洲記》、《列異傳》、《搜神記》、《搜神后記》、《幽明錄》、《齊諧記》、《述異記》、《宣室志》等。
同時鬼怪小說的文學化時期上承六朝余緒，集中在唐宋一直延續至明清。
雖然此時鬼怪小說數量雖少，但質量較高。
在半文學化時期，尤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道教興盛，有大批鬼怪故事不像小說，而更似輔教之書，其作品雖想像奇異，但給人印象更深的是對宗教的強烈熱忱。
有些創作者甚至是以宣教作為其出發點的，為的是表明自己對宗教的理解與忠誠。
《宣驗記》、《冥祥記》、《冥通記》、《冤魂志》一類作品便是例子。
此外，在宗教熾熱興盛的年代，多數知識分子、作家即便不為宣教，也崇信鬼怪的真實存在，其作品對鬼怪的描寫多屬于一種依聞而錄、奉為實有的工作。
如干寶在《搜神記》序中就聲稱他的作品旨在“發明神道之不誣”。
其作品大多篇幅短小、結構簡陋，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與完整，原因就在于它僅是為了“記經象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
而到了這一時期，鬼怪小說拋卻了以往常常能見到的輔教、紀實的平白，而展示更豐富的內容、更逶迤的情節、更起伏的節奏。
這其中，有文學發展內在動力的作用，也有社會政治經濟的原因，更反映了新的歷史時期中人們新的精神需求。
而且在戰爭不斷、朝政頻迭的年代，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往往看不到希望，是時，佛教入主，道教興盛，人們很容易受宗教影響，寄希望于來生、仙境、因果報應。
志怪小說以其特有的內容及形式適足能滿足人們這樣的內心需求，反過來說，也正是人們的這種精神需求促成了志怪的繁興。
到了唐朝，政局相對安定，經濟逐步繁榮，雖然人們仍受到宗教的影響而向往非現實的美好幻景，但現實的安逸已開始使部分文人把眼光集中在真實人世之中了。
到了中唐以降直至宋代，作家們強烈的情愁愛憎、對人生的思考、對社會的反思，更希望通過對具有更突出的現實性意味的作品內容的展現而得到宣泄。
這樣一來，篇幅短小、情節單一的志怪故事的抒寫就顯得相當的力不從心了，傳奇于是應運而生。
傳奇這一新興文體以其曲折的情節、多層次的結構、華麗的語言承負了描寫內容豐富復雜的鬼怪小說的任務。
傳奇對內容豐富復雜的鬼怪故事的描寫，就其情節及場面的藝術展現來看，可以說是相當成熟的。
后來出現的整體面貌有所革新的宋元話本，就其對于鬼怪故事的情節展現來看，其實并沒有多大改變。
只是由于其所運用的語言的口語化、日常生活化以及藝術形象、環境氛圍的愈益人間化，從而使得其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是相當成熟了。
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鬼怪故事有：《古鏡記》、《離魂記》、《補江總白猿記》、《柳毅傳》。
還有《任氏傳》《李章武傳》《霍小玉傳》、《聞記》、《靈怪集》、《廣異記》、《玄怪錄》、《通幽記》、《碾玉觀音》、《西湖三塔記》、《洛陽三怪》等等。
并且要知道，鬼怪小說發展到封建社會晚期，正值古代小說到了鼎盛時期。
明清時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包括一些擬話本小說，鬼怪小說也愈成熟地在小說中散發出其經久不衰的魅力來。
它不僅已遠遠超出紀實性模式的描敘，而且也不再局限于個人生活情趣的抒發，而且在其高度文學性的描寫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表現出沉積并延綿了千年之久的以特異的方式顯露的離經叛道的觀念意味。
同唐傳奇比較，此時的作品中所出現的“鬼怪”，每每以生動感人的形象表現出對現實社會的剖析、對宮庭官場的諷刺、對人間不平的控訴以及對封建禮教的反叛。
其頗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燈叢話”，即《剪燈新話》、《剪燈余話》、《覓燈因話》，這三個小說集中有不少優秀的鬼怪故事。
如前所述，鬼怪故事文學化時期最優秀的作品當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
因為《聊齋志異》中對鬼怪故事的一篇篇抒情性描敘，以妙筆生花般的藝術效果將這種由來已久的反叛傳統、針砭現實的批判性文化意蘊表現、呈現乃至體現到了極至。
文中幾乎篇篇有鬼，節節有怪，作者于個中既寄寓了強烈的主體性意趣，又流瀉出濃重的現實性意味，從而創造了我國文言小說的新高峰。
縱觀之，宋明以降幾乎所有的描寫鬼怪故事的小說，無論是文言的還是白話的，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
作為鬼怪小說文學化時期最優秀的作品，《聊齋志異》以其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可以毫無遜色地與同一歷史時期的另外兩部文學巨著《儒林外史》、《紅樓夢》鼎足而立。
以上是對中國古代鬼怪小說的形成與發展作了一個簡要的概述，這樣的階段性劃分與分析于我的論文后半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
鬼怪小說的日常生活化、鬼怪小說的半文學化、鬼怪小說的文學化、鬼怪小說的經典化四個階段的發展軌跡恰恰反映出的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審丑意識萌芽、發展、成熟的成長歷程，四個階段的切分以及對每一階段的橫截面綜合論述恰恰呈展出了中國人審丑意識于各時期獨具的魅力、特征。
前面提到了“鬼怪與丑的關系”：從外觀上看，鬼怪是丑的；從本質上看，鬼怪是反常、反和諧、反生命的丑物。
然而，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多數鬼怪形象都表現出了“善”的內容。
例如唐鬼怪小說《任氏傳》中的狐女任氏，雖為狐怪，卻有著面對強暴，義正辭嚴的勇氣，更有不求寶貴但暮真情的美好品質。
像是宋鬼怪小說《碾玉觀音》中的璩秀秀，其身雖為魂鬼異類，但所具有的那種敢愛敢恨的稟性卻著實讓人欽佩這樣的鬼怪形象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不是少數。
中國古代鬼怪小說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傳達于讀者的并不是“鬼即是丑的”、“怪即是惡的”的理念，甚至多數鬼怪可以說比一般人更美、更善。
故而，我們這里“鬼怪故事的審丑特征”研究，側重點就不在于鬼怪形象本身的審丑特征簡析，而在于鬼怪故事蘊含的審丑意味體悟。
中國古代的鬼怪故事，按其故事內容特征可以分為三大類：紀實類鬼怪故事、宣教類鬼怪故事、寄喻類鬼怪故事。
其中寄喻類又可分為：愛情、親情、友情、報恩、冤情、諷世等若干種。
比如紀實類鬼怪小說。
我們縱觀中國古代鬼怪小說，可以說從漢魏六朝一直到唐初，鬼怪小說都是傾向于錄異紀實的。
正如魯迅先生所評價的，當時的文人墨客并“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
這一時期，小說家們不講求詞藻華麗，也不講究結構嚴謹，但求收錄世間罕聞，故而，故事皆短小精簡，然卻也生動形象。
例如《列異傳·孫阿》：宣揚陰間確實存在，亡者仍然有知。小說中寫身為鬼魂的兒子要辦事，想請有地位的父親出面托人情、拉關系，有話又不肯直接對父親講，拉出溺愛自己的母親從中斡旋。
這樣的敘述內容使小說十分貼近現實生活，更增加了小說錄異的真實性。
再如：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證幽明。
忽有寬各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仆便是鬼。”于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減。瞻黯然，意色太惡，歲余，病卒。
當然，這是鬼怪藝術形象倫理化之后造成的，但就鬼怪自身而言，它與丑的親緣性關系仍是不能割裂的。
從紀實到宣教再到寄喻，鬼怪故事的發展正揭示了中國古代人的審丑能力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由隱而顯的過程，即審丑意識的半文學化、文學化、世俗化、經典化發展過程。
當然，這樣的分法并不是要把鬼怪故事作機械的階段劃分，事實上，古代的鬼怪故事，常常是紀實之中有深刻的感嘆，寄喻之中有宣教的成份，互相交錯、難分難解。
但縱觀先秦至明清的古代鬼怪故事，其整體脈絡還是顯示出一種由紀實宣教到寄喻抒情的發展軌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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