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據晉書嵇康傳記載：“嵇康學會彈廣陵散以后，恪守對傳授者立下的誓言，終生不轉教他人。”
“后來他曹受誣陷被殺害，臨刑時還要來一張琴彈奏這只曲子，并且非常惋惜地說：廣陵散于今絕矣！”
于是“廣陵散”于是成了絕世之物的代名詞。
還有就是于至丑之中窺真理，丑與真近，作者把至善至美之物的根源歸結于“鬼”這一丑劣之物，用意之深，溢于言表。
像是在聊齋志異黃英：小說寫馬子才與菊花精姐弟之間的的友誼。
在這篇小說中，菊花精怪不是面貌丑陋的異物，也不是內心險惡的妖孽，而是一個在當時社會看來的前衛分子。
而且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著眼，菊花精姐弟正是當時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商人的代表。
不過在傳統的眼光里看來，他們養菊、愛菊就不應當以賣菊為生，這是一種自鳴清高、安貧樂道傳統看來不雅、不當的丑行。
在這里，丑不是惡，而是一種反傳統、反固有秩序的表征。
作者于小說中對這種反傳統的“丑怪、精物”寄予贊賞，也折射出他認同社會發展必然趨勢的前瞻意識。
可以說這是一篇敘寫友情鬼怪小說的淡雅之作，小說寫精靈怪異、死生變幻，卻并不驚心動魄，而是于奇特詭譎之中流露出一種淡雅如菊的情致。
而除了這些以外，還有點一大類型就是報恩類鬼怪小說了。
眾所周知，“報恩”歷來也是鬼怪小說的一個主要題材。
述報恩故事的鬼怪小說的代表作主要有：隋候珠董昭之邛都大蛇白水**。
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余，蛇銜明珠以報之。
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下間，姥憐而飴之食。
后稍長大，遂長丈余。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
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
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代號殺我母？當為母報仇。”此后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
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陷湖”。
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
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
以上兩則都是以“蛇怪”為內容的小說。
要知道，“蛇”在西方文化中是罪惡的化身，早在幾千年前圣經里就給蛇扣上了蠱惑人心和邪惡的帽子，直至今天蛇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不祥之物。
在中國，蛇在千百年的文化傳承中，不斷變形、發展成了炎黃子孫們崇敬的神圣象征“龍”，這一點神話原型理論家們早就進行過祥實的論述。
然而，事實上，在人類文化早期，蛇亦是于人有嚴重危害的動物，尤其是對于以農耕經濟為主的中華民族，蛇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蛇卻在中國文化歷史的不斷積淀中成了“善”的化身，在上述小說中，甚至成了與人為善，救人性命的靈性動物，這當然是“蛇”在由害人之物演進為神圣之物的歷史過程中的明顯例證。
但是同樣值得探究的是，在這種“由惡而善”的演進過程中，潛藏著什么樣的社會文化意識呢？
把丑的化為美的，這是一種人心深處避害趨利的不自覺顯現，是一種于危害面前遭遇挫敗之后轉而對其跪拜屈從的奴性心理和自我安慰心理，更是一種審丑能力的包含、寬容、含納的彈性力量顯現，抑或說是一種審丑能力成熟自覺的顯現。
還有一篇述報恩故事的語怪小說白水**，講的是“田螺姑娘”白水**同情、幫助貧苦人謝端的故事。
謝端年幼喪父母，為鄰人養，孤苦一人。每每耕作回家，都發現家中有飯飲湯火，讓人心生暖意。原來這一切都是謝端于城外救過的一只田螺的作為。
當謝端得知實情之后，“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烹。
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
雖然，解剖學后自當少差，勤于田作，漁采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谷，常可不乏。”
這是一個遭遇命運不濟、生活窮苦之人迫切的內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無憂，有親有愛，有人疼惜。
小說讀來給人一種美好、詳和的感覺：你耕田來我作炊。
然而透過故事淺處，給人余下的卻是一抹悲涼。
現實當中正是因為人們尚缺失這些于人而言最基本的東西，所以作者才借小說來抒寫虛幻的滿足。
這是一種包裹著溫情的悲涼，虛幻之景越美好，內心的酸楚越深切。故當謝端要求“**”留下時，她“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幸福縹然而至又稍瞬即逝，人無力乞得也無力強留，這也體現了人在現實中對生存、福貴、窮苦的思考。
以及冤情類的鬼怪小說。
的確，鬼怪小說中還有一種是述冤情的，這是后來公案小說的源頭和雛形。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蘇娥東海孝婦徐鐵臼弘氏等。
東海孝婦是其中的優秀作品。
孝順婆母的周青被枉殺的冤案，是后來關漢卿的名著竇娥冤的原型。
“青若有罪，愿殺，血當順下青若枉互，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標，又緣旛而下云。”
這一描述到了后來成了關漢卿竇娥冤中的六月飛雪。
整篇小說，情節哀怨、幽苦，是對現實官場、政治丑態的控訴，更是對個體脆弱命運的惋惜同情，這惋惜深處又隱含著對頑強生命意志的張揚。
另有搜神記蘇娥寫交趾刺史“何敞”，夜宿鵠奔亭時，遇多年前冤死于此亭的鬼魂“蘇娥”狀告亭長“龔壽”劫財殺人。
后經查證，何敞終為死者沉冤昭雪，惡人也終伏法受刑。
這種生前慘遭殺害，死后陰魂告狀的小說題材開啟了后世公案小說的先河。
小說風格沉郁、陰晦，讀來讓人心生憤慨，雖然文末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情節安排，然而虛幻中沉冤得雪給人的暫時性安慰卻也讓人生出深感現實黑暗、無由申辯的愴痛。
這是社會丑的內容，以生命丑的形式托顯，傾訴了作者內心積壓已久的怨憤。
至此，鬼怪小說實現了它向“諷世勸誡”原型的過渡。
于明清之時，鬼怪類小說成了寄喻作者批判精神的諷喻作品的集中表現，這是鬼怪小說在成熟時期表現出的最具特征的價值，預示了小說文體的高度成熟，也是鬼怪題材在小說運用中的最終成熟。
聊齋志異席方平：小說敘寫席方平赴冥界代父伸冤的故事，于陰曹地府所遇皆是貪官酷吏。
他狀告富豪羊某，城隍“以所告無據”而駁回，他“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又被推回城隍復審。
忿恨不平的席方平，一紙訴狀告到冥府，誰料閻王也是個貪贓枉法之輩，最終不得已到天庭之上找到二郎神才沉冤得雪。
小說，托言鬼神實則影射現實社會。
逐級上訴，它所諷刺、鞭撻的已不再是某一官吏的罪惡的個別現象，而是整個官僚機構的**與黑暗。
這是一篇十足的諷世之作，是鬼怪小說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
以往學者們在分析鬼怪類小說時，多認為是一種異聞瑣見，沒有什么藝術、社會現實價值。
直至明清時，鬼怪小說才得到人們的重視，聊齋志異在文學界的重大影響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是聊齋志異，其被抬高、甚至被列為藝術巔峰之作，其價值也僅是從反映論的角度量測，認為其成就在于小說借鬼怪諷刺了現世的黑暗，有著積極的現實批判性。
然而事實并非全部如此。多數鬼怪小說均系文言小說。
中國古典小說中文言小說一派，區別于晚出現的話本體小說，前者以抒情性為主，后者則受話本“說話人、聽眾”的創作接受樣式制約，以記述性為主。
抒情性的小說是作者于小說中寄寓了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之所以采取以“虛”寄“實”的手法。
一方面出自政治方面的考慮，另一方面則出自對現實文化、道德風尚的考慮。
于政治、文化的約束下，想要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內心需求，用虛無縹渺的“鬼怪”作依托，是再巧妙不過的方式了，它避開了現世的利害關系，在虛幻的境界中讓自身心靈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和補償性滿足。
這種通過鬼怪故事傾訴的情感是豐富多彩的，表現了作者對現實中所缺失的東西的強烈乞求、召喚。
其中所包含的除了對現實社會的諷刺，還有對宇宙時空的思索、對生命存在的理解、對人情價值的探究、對個人心路的體味與反思。
此外幽默類的鬼怪小說也不少。
而且可以說呈幽默之趣的鬼怪小說是鬼怪小說中風格頗獨特的一支。
它回避對生死、福祿、人情世故、紛繁社會的苦澀思索，率性而為地享用人生，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世界、社會、人生、自我的洞察、自信與慧黠。
如列異傳王周南列異傳宗定伯搜神記宋大賢。
搜神記狗搜神記安陽亭書生搜神后記楊生狗幽明錄新死鬼等。
王周南、宗定伯、新死鬼的作者們創作小說雖多是為“收集異聞”“發明神道之不誣”。
但實際上是對“鬼神異事”的批判，對“無神論”的張揚，對人的樂觀精神的彰顯。
小說里充滿對鬼、怪的取笑、戲謔、揶揄，風格清麗，節奏明快、語言幽默，讓讀者在莞爾一笑之后得到某種趣味與輕松。
例如：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爾某月某日當死。”
周南不應，鼠還穴。后至期，更冠幘絳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緩入穴。須臾，出語曰：“向日適前語。”鼠入復出，出復入，轉
更數，語如前語。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
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之，具如常鼠也。
一只身著衣冠，真呼人名諱的老鼠，那種言語狂傲、妝束的可笑在作者寥寥數語中描述得惟妙惟肖。
鼠怪三次恐嚇周南而不成，最終無計可施，顛蹶而死。
文中周南對妖魔鬼怪采取一種“不理睬”的態度，這“不理睬”里，包含著不被嚇倒、不受迷惑、不屑一顧的鎮定與自信。
整個故事讓人讀來忍俊不禁，反復品匝，一種自信、剛烈、正氣的氣節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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