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三國志傳》以《花關索傳》為藍本，寫出了關索認父故事。

    而在《三國志平話》和《三分事略》中敘述諸葛亮南征時，只有“關索詐敗”一句，沒有完整的情節。

    此后在嘉靖本里也沒有關索故事，不過在毛宗崗評改本中，卻有一段沒頭沒尾的關索事跡，這些跡象表明，《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不是同一底本，其底本可能早于嘉靖本。

    到了清康熙年間，毛宗崗與其父毛綸對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做了修改和評點，即《三國演義》毛評本。

    他辨證史事，增刪文字，更換論贊，改回目為對偶，并把書名定為《三國演義》。

    從此，毛氏父子的評改本成為最流行的本子。

    經過毛宗崗的修改加工，精雕細琢，粗看無大的變化，細看卻又不同，藝術描寫有較大提高，尤其是對曹操，刪削贊賞性評價，增加詆毀文字，使全書貶曹傾向加重。

    毛本卷首有“讀三國志法”，書中每回有回評、夾批等。

    這些評語，對《三國演義》結構、情節、人物等作了分析，有助于讀者對小說的理解。

    可以說毛宗崗的評點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三國演義》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價值。

    簡而言之，《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一個“有志圖王者”，由于種種原因，他自己不可能在亂世中去圖王霸業。

    但是他“傳神稗史”，在史書和講史結合的基礎上，著重寫出了三國時代的盛衰變化，探討當時為什么會出現大動亂，大分裂。

    什么人才能圖王稱霸統一天下，如何才能鞏固政權，長治久安。

    小說運用藝術描寫，恰當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所以后人說《三國演義》是“有志圖王者”的啟示錄，它通過若干圖王霸者的失敗與成功，悲劇與喜劇，探究封建時代的政治哲學，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觀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統一，反對分裂的美好愿望。

    作者認為皇帝昏庸、奸臣作亂是導致漢末大動亂的原因，人心和人才，戰略和策略，是“有志圖王者”成功的決定因素。

    圍繞這幾個基本觀點，作者為我們繪制了一幅三國時代政治風云的彩色畫卷，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

    《三國演義》描寫了漢靈帝中平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共7年的歷史。

    全書120回，可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從第一回至三十三回，主要寫漢末的動亂和群雄并峙，曹操集團的崛起和壯大。

    第二部分從三十四回至十五回，寫劉備集團的崛起和壯大，三國鼎立，互相爭雄的局面。

    第三部分從十六回至一百二十回，寫三國的衰落，最終為司馬所統一，建立西晉王朝。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深刻揭示了漢末皇帝的昏庸和宦官外戚專權作亂，造成了東漢的衰亡和人民的災難，形象地描寫了各個軍閥集團的失敗與滅亡。

    憑借武力而篡奪大權的董卓，暴戾兇殘，喪盡人心。

    雖然建了郿塢，蓋了宮殿，囤積了足夠吃20年的糧食，自以為可望長治久安，但“誰知天意無私曲，郿塢方成已滅亡”。

    書中還寫了袁術與孫堅爭奪傳國玉璽的鬧劇。

    孫堅以為竊得傳國玉璽就可以得到天下，結果死于刀箭之下;袁術以為奪得傳國玉璽，就應了天意，不顧一切地做起皇帝來，結果都身敗名裂。

    作者還塑造了一個有著非凡武藝，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呂布形象。

    但他武藝雖好，卻沒有政治頭腦，只是自恃勇力，一味殺伐，且見利忘義，反復無常，最終命喪白門樓，成為有勇無謀的典型人物。

    作者又描寫了一個出身高貴、實力雄厚的軍閥袁紹，因缺乏遠見，優柔寡斷，不善用人而終遭慘敗，說明虛有其名的貴族世家是成不了氣候的。

    作者還寫了統治階級中一些無用的“好人”:如老實厚道的陶謙，胸無大志的劉表，懦弱無能的劉璋，他們都在大動亂中逐個被擊敗，被吞并，被消滅。

    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懷著爭人心、求人才的渴望，又有正確的戰略策略的英雄，才能成為一代英主。

    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曹操、劉備、孫權等人脫穎而出，成為領一代風騷的人物。

    “青梅煮酒論英雄”一回，作者借曹操之口，講出了他品評英雄的標準，只有“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才是大英雄。

    全書的主干部分，作者便譜寫了一曲亂世英雄的頌歌。

    品評英雄，作者的著眼點在于人心、人才、戰略、策略，凡是這四方面有杰出表現的歷史人物，作者就充分利用史料加以挖掘和渲染。

    而不管他是“仁義之君”，還是“奸雄”霸主，是人中俊杰還是有嚴重過失的人物。

    相反，誰違背了爭取人心，珍惜人才的原則，不能實行正確的戰略策略，作者就加以批評，也不管他是英雄豪杰還是凡夫俗子。

    這就是所謂“秉筆直書”的態度。

    “得人心者得天下”，劉備在與關羽、張飛桃園結義時，就以“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作為其政治愿望，他擔任安喜縣尉，“與民秋毫無犯”。

    理政新野，安撫百姓，新野百姓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

    當他在新野為強敵擊敗時，帶著10萬百姓一起向江陵轉移，眼看曹兵追上來，諸葛亮勸他“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

    結果劉備說:“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正是由于劉備竭力爭取人心，遂使人心歸附。

    取得穩固的根據地，成為與曹操、孫權鼎立的蜀漢英主。

    孫吳集團則是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緣關系，是自己的部下和百姓因“受孫氏三代之恩”，從而死心塌地為之效勞。

    對于曹操，作者在揭露其奸詐巧偽的同時，也客觀地寫出他重視爭取民心，愛惜百姓的一些事跡。

    曹操官渡之戰后，與袁紹會戰倉亭，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罪。”

    可見曹操也善于穩定軍心。

    官渡之戰勝利后，曹操從繳獲的文件中發現部下與袁紹勾結的書信。

    謀臣建議將這些部下核點姓名，一一斬首。

    曹操卻將信件一一燒毀不予追究。

    “得人才者得天下”，作者認為珍惜人才，善于鑒別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圖王霸業的基本條件。

    作者滿腔熱情地寫出劉、曹、孫三個集團在這方面許多令人贊嘆的故事，也寫出其中的挫折和教訓。

    劉備珍惜人才，不僅與關羽、張飛結為兄弟，情同手足，而且重用幾經波折一心追隨自己的趙云。

    他又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諸葛亮的出山，給劉備的事業帶來轉機，從而開創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舉。

    荀彧和郭嘉是其智囊團中的核心人物。

    而典韋、許褚、張遼、龐德諸人，或是自來投降，或是被俘的降將，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來均成為曹操手下沖鋒陷陣的猛將。

    孫權繼承父兄的事業，鼎足江東，靠的也是重用人才。

    孫權繼位后，求治國之策于周瑜，周瑜說:“今方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

    于是向孫權推薦魯肅，孫權依靠周瑜、魯肅等能臣，與劉備聯合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后來他又重用呂蒙，奪取荊州。

    在劉備大兵壓境時，又力排眾議，大膽提拔年輕的陸遜為大都督，取得猇亭之戰的輝煌勝利。

    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方面，作者寫出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戰事。

    “溫酒斬華雄”，說明不應以出身貴賤作為劃分人才的標準。“火燒連營百里”，老謀深算的劉備被“黃口孺子”的陸遜打敗，說明“但當論其才與不才。

    不當論其少與不少。”，張遼、許攸、龐德等人被重用，說明不以個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標準。

    總之，一地的得失，決定不了事業的成敗，而人才的得失是事業成敗的關鍵。

    《三國演義》還寫出了圖王稱霸者的各種戰略決策。

    作者從宏觀的角度寫戰爭，把政治決策和戰略決策結合起來。

    曹操的戰略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高舉統一旗幟，取得政治主動權。

    他正確估量形勢，以天子名義進行討伐戰爭，吞并各個軍閥集團，統一了北中國。

    劉備實行“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執行這個方針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違背這個方針，關羽失荊州，劉備為了替關羽報仇，伐吳抗曹，結果失敗。

    總之，《三國演義》不僅教人洞察人世，而且教人如何觀察一個國家，一個政權。

    《三國演義》總結了中國自階級社會以來直至明代成書時的政治、軍事、外交各方面的斗爭經驗。

    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結晶，它作為中國政治、軍事、外交斗爭的“百科全書”，至今仍吸引了廣大讀者，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當然了，世事無完美，就算《三國演義》還是有著“擁劉反曹”的道德悲劇。

    這是因為三國歷史本身存在著正統和非正統之分，正統思想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的一種理論。

    西晉陳壽作《三國志》時，因為晉王朝承認了“魏晉禪讓”的合法性，所以該書以魏為正統，以蜀、吳為僭國，只尊曹氏父子為帝，給以“記”的規格，對劉氏父子則稱為“先主”、“后主”，歸入“傳”類。

    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首次以蜀漢為正統，以魏晉為僭國。

    不過此書已經失傳，習鑿齒所處的東晉偏安江左，北方中國被“五胡”占據，其地位正與三國時的蜀漢政權相類。

    他用推崇蜀漢為正統的方法間接推崇東晉的正統地位。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以魏為正統，南宋朱熹《通鑒綱目》又以蜀漢為正統。

    南宋以后史學家對于這個問題仍有不同見解。

    如果說“擁劉反曹”傾向在史書中尚有分歧，在民間則是一致的，民間“擁劉反曹”傾向的形成，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從曹丕篡漢后，中國長期處于分裂的戰亂局面，人心思漢，希望天下統一。

    人們對蜀漢政權的承認也表示了這種懷念之情。

    《三國演義》由平話、戲曲故事到小說寫定的全部演變過程，從北宋到元末，歷時約三百年。

    這三百年中，漢民族遭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戰亂影響，民族矛盾激烈，也必然產生“人心思漢”的情緒。

    二是劉備以仁義立國，與小說中曹操的奸詐相對立，人民群眾傾向于“好皇帝”，在劉備、諸葛亮身上寄托了“仁君賢相”的政治理想。

    羅在小說中藝術地表現三國史事的時候，不僅有政治的標準，而且還有倫理道德的標準。

    用政治的天平來衡量時，他肯定了魏蜀吳三國在爭取人心、重視人才方面的成功，贊揚他們正確的戰略和神機妙算的策略。

    但是當作者用道德的天平來衡量時，天平就傾向了劉備而貶低了曹操。

    這是因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這段話就是羅貫中的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

    從歷史記載和民間傳說看，劉備和曹操雖然都是雄踞一方的軍閥，但劉備比較仁厚，曹操比較奸詐，劉備有意識地高舉“仁義”旗幟與曹操抗衡。

    他對龐統說:“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羅貫中把劉備作為實行“仁政”的代表，寄托了“仁君賢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作為“霸道”的代表，在承認其雄才大略的同時，又嚴厲地指責他專橫暴虐一面。

    應該說，羅貫中的擁劉貶曹主要不是正統思想作怪，他對其他的劉姓軍閥如劉表、劉璋等人絕無好感，并不認為他們只要姓劉就可以繼承漢室。

    他在小說中灌注了鮮明的“擁劉反曹”思想。

    一是由于歷史的長期積淀，在民間和南宋以后的歷史家中已經形成了“擁劉反曹”的傾向。

    二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觀和審美觀對三國歷史作出了評價。

    經過毛氏父子修訂過的《三國演義》在藝術上更為精致，但是正統思想則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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