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上述三類人物形象，就象閑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說的。
“是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首;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
作者通過對他們的描寫，揭示了科舉制度敗壞吏治、腐化世風的罪惡。
因為《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寫了幾代儒林士人在科舉制度下的命運，他們為追逐功名富貴而不顧“文行出處”。
并且把生命耗費在毫無價值的股制藝、無病呻吟的詩作和玄虛的清談中，造成自身道德墮落、精神荒謬、才華枯萎，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價值，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真儒名賢呢，在小說中作者也開始了對理想人格的思考與探求。
小說中塑造了三類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會主張，代表了他不斷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心理歷程。
首先，作者描寫了具有某種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瓊枝。
杜少卿出身于“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家族，頗有真公子孟嘗君、平原君的風度。
出賣田宅，接濟貧困，不忘報答。
杜少卿有王冕那樣孤高傲世、桀驁不馴的性格。
淡薄功名，對朝廷有清醒的認識，認為走出去做不成什么事也，寧可不出去。
“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他這種人生理想是與科舉世家所規定的人生道路相背離的。
杜少卿鄙棄科舉，巡撫薦舉他進京去做官，他裝病不去;杜少卿傲視權貴，有人要同他去會知縣，他說:“王家這一宗灰堆里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么～”
他藐視封建禮俗，用普通的人情來解釋《詩經》，說:“《詩經》上《溱zhen洧wei》之詩，也只是夫婦同游，并非**。”
因此他不受封建禮教束縛，“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著金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
杜少卿尊重女性，反對對女性的輕視和摧殘。
他篤于夫妻情愛，別人勸他娶妾，他反對道:“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
雖然他的主張受封建孝道的影響，但已經是石破天驚之語了。對敢于爭取人格獨立的沈瓊枝，他，充滿了敬意。
杜少卿和六朝文人一樣反對名教而主張回歸自然，把自然山水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
他尊重個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雖然放蕩不羈，內心仍然是憂國憂民的，他扶困濟貧，樂于助人，以至家產耗盡，卻仍然拿出三百兩銀子修泰伯祠。
杜少卿是一個既有傳統品德又有名士風度的人物，既體現了傳統的儒家思想，有閃耀著時代精神，帶有個***的色彩。
沈瓊枝也是一個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女性形象，她被騙為鹽商作妾，不甘“伏低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繡賣文維持生活，自食其力。
一個遠鄉的弱女子，不慕財富，不怕惡少，不懼官府，力圖掌握自己的命運，有膽識，有志氣，放射出叛逆思想的光芒。
杜少卿得知她的經歷時，連連稱贊:“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
這兩個人物形象上，反映了一種要求沖破封建束縛、爭取個***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但這兩個人物的結局都比較慘淡。
杜少卿在餞別虞博士時，神情慘然說:“老叔已去，小侄從今無所依歸矣～”經濟無依仗，精神無歸附，表現了作者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和苦悶。
沈瓊枝則在被押回揚州途中，一拳打倒差人，不知所終。
作者描寫的第二類正面人物，是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所謂“真儒”、“賢人”的形象。
這些人，多數是杜少卿的朋友，其中，遲衡山強調“禮樂兵農”，幻想用古禮古樂來挽救世道人心。
莊紹光無心于仕途，專門閉戶著書。
虞育德號稱真儒、大圣人，他被杜少卿評為“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
虞育德本不耐煩做時文，也不積極應試，而是致力于人心教化。
這一批儒林高士的共同特點是，講究文行出處，淡泊功名利祿，他們的德行、學識和操守堪稱儒林中的楷模，與杜少卿的離經叛道的性格不同的是，這些儒林高士的的言行仍然受正統儒家和封建名教的深深制約，祭祀泰伯祠是他們為拯救人才采取的主要辦法、措施和行動，面對世風日下、惡俗澆漓的現實，他們都企圖用復古的辦法來改變衰風頹俗，復興正統儒家思想。
但后來泰伯祠終不免頹敗荒涼，象征著這些“維持文運”的“星君”，也難免“風流云散”，未能逃脫籠罩一代文人的厄運。
作者也陷入悲觀之中，失望之余，又轉而尋求別的出路。
作者塑造的第三類正面人物，是越過儒林，在最后一回出現了四個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貴之外的市井奇人。
這些人中，有賣火紙筒的王太，也是圍棋高手;有開茶館的蓋寬，能畫一手好畫，不攀附權貴;寫字的季遐年，以寫字為生，又以寫字自娛;裁縫荊元，能彈一手好琴。
他們不受名教禮法約束，不受功名富貴羈絆，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沉醉在琴棋書畫的雅趣中，怡然自得，安貧樂道，高雅脫俗，表現出正常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
這是吳敬梓上下求索的積極結果，包含著可貴的民主思想。
“四大奇人”是知識分子高雅生活“琴棋書畫”的化身，是文人化的平民，他們是作者為一代讀書士子設計的人生道路，體現作者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作者這一幻影式的追求與構想，終沒有改變現實儒林的景況，沒有挽回文風的頹敗。
《儒林外史》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諷刺小說。
小說通過鮮明、生動的形象，從揭露作為上層建筑的科舉制度的罪惡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會末期各種知識分子熱衷功名、利欲熏心的骯臟靈魂，無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貪贓枉法。
豪紳地主的專橫暴虐、貪吝刻薄，辛辣地諷刺了封建禮教的虛偽無情。
可以說《儒林外史》“是一面晶瑩透亮的鏡子，它從腐朽的科舉制度這一角度，照出了中國封建末世黑暗王國的全貌。”
《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在于抨擊科舉制度，深刻揭露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種種罪惡。
科舉制度開創于隋唐，唐朝時分秀才、明經、進士等科，主要考詩、賦或儒家經典，成績優秀者舉用為官，這種考試制度和選拔人才的制度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依據門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可是，到了明代，只設進士一科，而且變為主要考股文，股文的特點是，題目限于四書五經以內的文句，考生作文章闡釋經義的時候，只能依照題目的意思，摹仿古人的語氣。
“代圣人立言”，不許自我發揮，更不能聯系當前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為準繩，文章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規定，一篇里有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指出:“愚以為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
由于明代科舉考試演變為取士的唯一途徑，“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因此，股作文法對于控制文人思想，使之程式化、教條化起到惡劣的作用。
《儒林外史》作者懷著極度憎惡、沉痛的心情，操起鋒利的匕首，投向股科舉這個封建制度的毒瘤。
在第一回“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之后，第二回，作者就塑造了周進這樣一個被科舉等級制度壓扁而又如醉如癡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
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讀書的人，先應知縣主持的縣試和知府主持的府試，及格的稱“童生”，再應本省學政主持的院試，及格的便算“進學”、稱“生員”，即秀才。
當了秀才，就可以參加全省性的鄉試，由皇帝欽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每三年一次。
取中的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鄉試的第二年，舉人在京師參加由禮部主持的全國性的會試和皇帝主持的殿試，考中的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按次稱“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的賜“進士出身”，三甲的賜“同進士出身”。
統稱“進士”。封建統治者就根據這些不同等級的考試選取“人才”，分派大小不同的官職。這樣科舉考試就和升官發財直接聯系了起來。
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股制藝，用它來禁錮思想、束縛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看清了它是走進官場，獵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就拼命追逐。
周進、范進為舉業發瘋發癡;馬二先生為了宣傳時文奔走一生，魯編修為入贅的女婿不精于股而“憂愁抑郁”。
股禍害還殃及女子和小孩。魯小姐在她父親的熏陶下，也時刻監督丈夫課讀。
她見夫無望，又盼子成龍。小兒子剛滿四歲，就“每日拘著他在房里講‘四書’，讀文章”;“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
股作為沒落封建制度的產物，本身也充滿了腐朽性，為了應付考試，讀書人只讀“四書五經”等幾部經書，有的甚至連這些也不全讀，只把經書中有可能提出的題目，請別人先做好文章，事前背熟，然后去考。
而且考試作弊的現象也很多，在考場里，“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有的甚至“推著出恭”，在土墻上“挖洞”，“伸手到外頭去接文章”。
考官則私受人情，賄買替考。這樣科舉選拔出來的是沒有真才實學的庸人，像范進甚至連蘇軾是哪個朝代的人都不知道。股科舉使一代青年蛻化墮落。
同時小說還揭露了虛偽吃人的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
程朱理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內容，股取士制度則是推行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的罪惡工具。
吳敬梓把反科舉制度和反程朱理學、反封建禮教結合起來。
他從維護傳統的“孝”、“悌”觀念出發，暴露了封建禮教的虛偽性。范進的母親因為兒子中舉喜極而過世。
范進為母親的死日日追薦，忙了七七四十九天。
張靜齋拉他到湯知縣家打秋風，吃飯的時候，范進為了表示自己“居喪盡禮”，堅決不肯使用擺在前面的銀鑲杯箸，只好換了白顏色的竹箸，湯知縣正著急“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
忽然看見范進“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心才放下來。
不用象牙筷子，卻吃葷，揭露出范進這一“孝子”“克盡孝道”的虛偽做作。
王玉輝是一個受理學毒害極深而幾乎喪失了人的一般常性的迂拙夫子。
他的大女兒早已“守節在家里”，三女兒“出閣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
她“哭得天愁地慘”，要“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
公婆兩個聽了反復好語相安慰，王玉輝不僅不加阻止，反而勸導三女的公婆“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著他行罷。”
并鼓勵自己的女兒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
天以后，三女終于絕食而死。
她母親“傷心慘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來。王玉輝則“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
王玉輝不近情理的言論舉動，正是宋明以來大量“節婦烈女”的現實寫照。
然而，王玉輝也終究不是野獸，當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舉行公祭時，大家盛贊他生了“這樣好女兒”，他卻“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
想出去散心，到了蘇州虎丘，“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里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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