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恪收縮防線，隨即放出了和平談判的信號。諸葛瑾作為吳軍代表前往腰埠。

    趙統(tǒng)不愿意跟男人磨嘴皮子，于是就向梅園請示。

    劉立以為一事不煩二主，欽命費詩全權代表梅園，與吳方代表諸葛瑾進行和平談判。

    費詩遵照梅園的指示，提出了和平談判九項原則：

    其一，吳軍作為主動挑釁的一方，吳王孫權必須要交付一筆和平保障金以示誠意。

    其二，麒麟鎮(zhèn)帥軍損耗嚴重，和縣百姓流離失所。吳軍必須要留下五萬青壯用于恢復建設。至于和縣重建結束之后，青壯是否回歸吳地聽憑自愿。

    其三，曲阿水軍必須要裁減運兵船的數量南昌水軍不得配備運兵船。避免渡江挑釁的事件再度發(fā)生。

    其四，吳王孫權親自向和縣百姓悔過賠罪，在和縣城郊勒石為憑以為警訓。

    其五，諸葛恪親自到腰埠烈士陵園祭拜，親口承認渡江挑釁的錯誤。

    其六，孫尚香作為吳地的郡主嫁給劉立為妃。吳王孫權作為嫡親兄長，必要補送一份嫁妝。

    其七，鑒于西陵英雄酒肆事件的突然性，吳地英雄酒肆的安全由吳軍全權保障。倘若發(fā)生保障不力的惡件，英雄酒肆有權自組武裝進行防御，吳軍不得干涉。

    其，興漢商會的成員在吳地經商享受同稅政策。計稅標準以如皋海軍基地核發(fā)的貨物清單為憑。

    其九，麒麟鎮(zhèn)帥軍有權利隨時解除協(xié)定，只需提前通知吳國方面即可。這是對吳師主動挑釁的懲罰。

    諸葛瑾對費詩提出的和平談判九原進行逐條的討價還價。特別是第九條，需要增加梅園不得主動進攻梅園的內容。

    費詩以為吳軍有挑釁的前科，必須要受到相應的懲罰。梅園不會束手束腳，必須要保證麒麟鎮(zhèn)帥軍擁有絕對的主動權。

    諸葛瑾不敢擅自做主，派人向吳王孫權請示。

    孫權一心想要與梅園劃江而治，早點兒從和縣僵持的泥淖中脫身，全盤同意了費詩提出的條件。

    同年十月，費詩和諸葛瑾在腰埠的麒麟鎮(zhèn)帥軍大營正式簽署和平協(xié)定，確立了雙方和平共處的九大基本原則。由于時間關系，吳國稱其為十月協(xié)定，想要淡化渡江求和的基本事實。

    梅園隨軍記者為了紀念犧牲的騎兵督將士，特意稱之為腰埠協(xié)定，讓后人明白麒麟鎮(zhèn)帥軍在談判過程中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對腰埠之戰(zhàn)后烈士也給予了最高的評價。

    十月協(xié)定正式簽署的第二天，吳國正式交付了承諾的物資。麒麟鎮(zhèn)帥軍如約釋放張承。諸葛恪帶著萬余精兵登船南渡。吳王孫權的北伐行動宣告失敗。

    趙統(tǒng)站在和縣城頭，望著在城中工地上揮灑汗水的吳地青壯，他的心情十分復雜。戰(zhàn)爭，受苦的總是百姓。

    東吳大將諸葛恪成功進入了各方諸侯的視線，被譽為東吳年輕一輩的第一人。除了老將周瑜之外，他是吳地的希望所在。即便是和縣戰(zhàn)敗，也不損其聲望。

    吳軍渡江作戰(zhàn)，與麒麟鎮(zhèn)帥軍打出了一比一的戰(zhàn)損比例。這樣的功勛讓世人覺得“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是至理。

    只有吳王孫權，才知道吳軍損失慘重。一比一的戰(zhàn)損比看似平分秋色，其實以吳地的人口基數，仗打成那樣就是慘敗。損失了十萬青壯，還賠償了一大筆錢，十年之內無力北顧。

    費詩見趙統(tǒng)思緒萬千，忍不住的開口說：“鎮(zhèn)帥，梅園漸大，忘戰(zhàn)必危。和縣之事，在于淮南承平日久，百姓們都忘了東吳猛于虎。這回吃了大虧，應該有所警惕才是。”

    趙統(tǒng)無力反駁，十萬吳軍北渡，和縣的民兵組織居然沒有加以重視。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和縣世家有意縱容。梅園對于淮南世家沒有做到絕對掌控，是長江防線被打開缺口的主要原因。

    再有就是合肥鎮(zhèn)帥張遼年事漸高，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支援江都戰(zhàn)場。長江防線有所松懈，給了諸葛恪可乘之機。

    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梅園，防御壓力也在逐漸的增加。獨自面對天下英雄，僅僅是南線，就有孫權，劉琦，劉琮和劉備四方勢力。再加上西北的袁曹，以及北面的匈奴殘部。東南一線的高勾麗和公孫家殘余勢力，東北又有夫余虎視眈眈。

    梅園靠兵臨城下壓服諸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好戰(zhàn)必亡。到了這個時候，以德服人就成了主流。

    戰(zhàn)爭手段漸漸的退居次要，是對梅園一統(tǒng)大業(yè)的特殊考驗。興漢大業(yè)的關鍵，在于建國思想的轉變以及包羅萬象的胸懷。

    趙統(tǒng)說：“騎兵督的故事告訴我們，麒麟鎮(zhèn)帥軍也有致命的弱點。江南地形復雜，豐富的物產讓普通百姓選擇的余地更大。南方勢力集聚資源相對容易，唯一的弱點就是人口基數青壯人口不足。”

    費詩深有同感，江南戰(zhàn)場，從來都是人死光才算完，至于拱手投降的事情，基本上不會存在。古人以為“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關于這一點，在江南百姓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現。

    江南糧足，進而兵精。要知道在北方大地，改朝換代一般都是由下而上的勢力擴張，由鄉(xiāng)及縣郡，再由縣郡到州府，最后裂土分茅成為國。反觀江南，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歸附。

    最有說服力的就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大治蜀未治”。再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說法，每逢亂世的到來，南方世家總能提前一步積聚力量，最后形成相對穩(wěn)固的利益集團，在笑看風云之中坐等最后的贏家出現。

    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情況，一般來說在江南一帶很難出現。費詩突然覺得，東吳得了楚地，似乎戰(zhàn)心削弱了很多。

    其實以諸葛恪的能力再加上柴桑的周瑜，完全有能力把淮南打成一鍋粥，甚至是迫使梅園主動求和也說不定。

    按照費詩的估計，要實現以弱凌強的計劃，吳地青壯的損失會超過五十萬，孫權絕對不敢賭。畢竟損失太多的青壯，會讓江南世家離心離德。

    更何況東吳與梅園國戰(zhàn)，就必須協(xié)調好投入與產出的比例。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一般不會出現在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特別是決定命運前途的戰(zhàn)斗，低消耗高收益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就拿戰(zhàn)爭成本來說，吳軍渡江作戰(zhàn)，一個人的消耗相當于麒麟鎮(zhèn)帥軍的兩個人。打成一比一的比例就相當于諸葛恪拿兩塊錢換走了趙統(tǒng)的一塊錢。

    大戰(zhàn)越久，吳軍賠的錢就越多。這就是吳王孫權急于脫身的真正原因。打仗是為了賺錢，只有投入少，收益高，才能擴大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一旦投入高，收益少，誰愿意拿自家的財富填補窟窿？

    腰埠協(xié)定的簽署，標志著梅園和吳國迎來了新一輪的和平時期。麒麟鎮(zhèn)帥軍坐鎮(zhèn)淮南，迫使吳王孫權向西問劉琦要地。

    劉琦被迫兩面作戰(zhàn)，東抗諸葛恪，西戰(zhàn)張允。周瑜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居然不顧吳王孫權的指示，揮師直取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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