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疏綺看著商陸扛著桌子漸漸走遠的背影,西下的夕陽陽光打在他的身上,心里有些失落,以后這樣的打鬧時光也不會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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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6月3日星期三晴
今天封考場了呢,收拾東西的時候有些悵然若失,原來一個人竟然會有這么多的東西要收拾!
看著以前學弟學妹們給自己寫的明信片,和同桌無聊時在本子上亂七八糟地畫來畫去假裝傳遞密語,在柜桶角落里好好呆著的女神給的lucky coin……仿佛高中三年的記憶都在此刻打開閘門潮水般涌來,時光呼嘯而過。
今天甚至還翻到了一次月考時特別喜歡的一篇文章,喜歡到忍不住用鋼筆整整齊齊地撰寫了一遍,每次看心中都是不勝歡喜——
《幽人蘇家橋》
一
常常竊想,如我輩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該是怎樣的一種際遇?肯定也讀書,卻難以進仕,也沒膽量造反——那我們還剩下什么活法呢?
援引古例,積極一點的人生有兩種:激進者去學游俠,保守者去當幕僚。游俠近乎要改造社會,雖也快意恩仇,然而風險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維護現實,盡管衣食無虞,卻要俯仰隨人。也就是說,不想輕生死,又想存骨氣的人,以上兩者皆非生命正途。
于是,古人又為這樣的人,在俠與僚之外,設計了第三條道路——隱。
關于隱逸的傳統,中國真是源遠流長。其中一種影響甚劇的謬論,叫做“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山林”。在我看來,隱于朝者謂之奸佞,隱于市者謂之逸民,隱于山林者謂之幽人。
幽人之謂,語出易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穎達疏解為“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謂僅僅是幽居巖戶還不能喚做隱士,還必須踐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當世江湖林泉俱為國有,隱逸的客觀條件已然無存。然則內心像幽人一樣生存于此俗世的人,其實尚未絕跡。以此衡之友儕,蘇家橋兄庶幾近之。
二
蘇家橋乃80級大學生,晚我兩屆,算我學弟。我們同長于山城利川,父輩是剿匪時的搭檔。因是,我們可謂世交。20世紀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風猶存,十幾個利川來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詩酒過從,自然容易成為幫派惡少。那時吾輩頑劣野蠻,出入袖刃,幾年大學生涯,記憶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數戰,傷人亦自傷,于今想來,唯余慚愧。
我先畢業分回故鄉教局,兩年后這幫兄弟又都發配回來。蘇兄的去處,便在團堡鄉鎮中學。我在教局督學,經常下鄉巡視。他初去該校未久,便已成為師生談資。那時的鄉校多為木樓,臥室板壁相間,全不隔音。據老師投訴,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誦詩慟哭,酒盡后撒尿入瓶(因廁所太遠),然后半夜投擲尿瓶于屋后窗下,一聲爆響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語文課講得極好,卻不是一個盡職守則的老師。多數時候鐘聲已久尚在酣臥,學生干部只好來敲門,他遂起身也不洗臉就趕去。到了教室,低聲問學生:我昨天講到哪里了?偶爾宿醉未醒,便叫學生自習,自己則伏在講臺上酣睡。一日,學生聽見鼾聲,抬眼卻未發現老師,上臺檢視,原來蘇老師已經滑到講臺下黃粱夢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帶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飲,竟至當街醉臥。鄉人訝異,打著火把來查看,其中一家長驚呼:蘇老師咋個睡這里了?蘇兄仰躺揮手笑曰:沒事,諸位忙,我們歇歇再走。想起辛棄疾詞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過這樣的意境爾爾。后來蹣跚路上,我又掉進排污溝里,幸好兩位把我撈出,輪番背回其寢室。三人皆已渾身污淖,且人亦如爛泥,便和衣擠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過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滿污泥的床單被子,竟然依舊,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內則仍余穢氣如縷。
那時單身的他,臟懶亂一時無匹。團堡教育站長來局里投訴,只好將之調往汪營中學,與我們另一兄弟方舟比鄰而居。我再去看他哥倆,發現室內滿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輪番打開幾個瓶子湊近嗅聞,有的蓋上放下,有的傾入碗中。詢之,原來有些盛滿夜尿,有待集中搬運出廬。醉后欲眠,發現這哥倆更絕,竟然共用一個盆子洗臉洗襠洗腳,連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們終于給他在州府恩施,介紹了一賢惠女友。就是這位后來的妻子,當時輾轉乘車來到鄉下對相,進屋一看床單漆黑,難以下榻,順手揭開要洗。哪知揭開一層,下面另有一層同樣污臟,又揭下,再揭下,總共竟翻出五張床單,皆是雙面狼藉。他自個一邊傻樂,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沒有因此嫌棄;反而就在那稻草墊底、終于染上陽光香味的床上訂下終身。
三
美國垮掉派詩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們不是我們污臟的外表,我們的心中一直盛開著一朵圣潔的向日葵。假設不是因為蘇家橋內心的品質,舌耕鄉野且容顏粗陋的他,又何能贏得青眸的眷顧?
周作人曾經形容弟子廢名,說他長得像個螳螂。我看過廢名舊照,似乎找不到那種感覺。倒是吾友蘇家橋,確確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們鄉下喚做跳雞子。也就是說,手長腳長,頭顱細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從小就戴的眼鏡,活脫一個馮鞏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調侃則是——敝體向稱瘦削,柔如飛絮;賤齒還算鋒利,粲若編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電桿之細。骨輕似燕,可秀纖掌之舞;發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錐。
其人好讀書,尤長于舊學;初時癡迷于魏晉,故言行風度頗類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劍四顧的自雄,也多窮途而哭的絕望。然則哭笑歌行之內,卻是心底的悲憫和溫良恭讓。某夜深雪覆蓋寂寂小城,除夕將至,我與他醺然還家,路遇一老丐蜷縮某機關門前。他拉著我上前詢問,老丐曰當年水災,其家顆粒無存,只好年關進城行乞;言畢泣下。老翁勾起我們各自童年顛沛的記憶,頓時三人抱頭痛哭于當街;我們傾盡囊中散銀,再三拱手揖別。那是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恍惚還殘存這樣一點古風。
就在那時,他的授課已然別具一格。當年教材,多是劉白羽魏巍楊朔文章充斥;他每講到這些,便拋開教科書大談這些課文的拙劣;然后從懷中掏出我們詩社的地下油印詩刊《剝棗》,給孩子們開講其中的佳妙。他的課堂,我稱之為“茶館式教學”,經常組織孩子們自由討論,他只負責啟發思路并偶爾參與評判。最初校長頗為憂慮,不免有些諷諫之詞;哪知年年期末會考,他的科目卻往往拔得頭籌。再后來,誰也不敢不刮目相視了。
若干年之后,我們還鄉,偶爾還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帶口的讀書種子或社會閑雜。見著他則依舊尊為老師,執禮甚恭,而他則多已不記姓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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