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楓清楚其實比朱震更早的晁說之已敘述了先天圖的流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種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嵩山集》卷十八《王氏雙松堂記》)

    與邵雍同巷里居住了三十余年的二程兄弟說：“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程顥《邵堯夫先生墓志銘》)程氏只上推到穆修，穆修以上則以一句“遠有端緒”省略。

    邵雍之子邵伯溫說：“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為人倜儻不群，師事汶陽穆修。挺之聞先君好學……于是先君傳其學。……伯長，《國史》有傳，其師即陳摶也。”(《易學辨惑》)

    由此可見朱震所說的傳承關系是基本可信的。可惜的是這張“先天圖”沒有隨上述文字流傳下來，以至今人無法確認它到底是“陰陽魚圖”，還是“先天八卦方位圖次序圖”，或是別的什么圖。

    其后詳細論述易圖流變的是元代的袁桷，他在為宋末謝仲直《易三圖》作的《序》中說；“上饒謝先生遁于建安番揚，吳生蟾往受易而后出其圖焉”。而謝仲直又得自彭翁，彭翁得自武夷君。武夷君可能就是白玉蟾(白玉蟾道號武夷翁)。

    袁桷又說：“至荊州袁溉道潔始受于薛翁，而易復傳。袁乃授永嘉薛季宣……最后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其孫抗秘不復出。……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轉引自胡渭《易圖明辨》卷三)依袁桷說，易三圖的流傳大致為：

    那么蔡元定從四川訪得的三圖是什么樣子?或者說謝仲直的“易三圖”是什么樣子?今天已經看不到了，袁桷當時就沒有說明。胡渭推測：“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圖，一為先天太極圖無疑矣。其二蓋九宮圖與五行生成圖。”

    明代初年趙撝謙(1351～1395)在《六書本義》中載有這張圖，并說：“此圖世傳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今得之陳伯敷氏。”

    當時大多數人都相信這種說法，只有季彭山表示懷疑，他說：“朱子與蔡氏無書不講明，豈有秘不與言之理?”(轉引自明代楊時喬《周易全書》)。胡渭不僅贊同袁桷的說法，而且贊同朱震的說法，認為陳摶以先天圖授種放，三傳至邵雍，邵雍的“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圖可知也。”斷定此圖出自陳摶，源自《參同契》。

    有一種說法人為陰陽魚太極圖源于《周易參同契》“水火匡廓圖”或“三五至精圖”，也是值得分析的。后兩圖傳為五代彭曉為詮釋《周易參同契》而畫的圖，而經查《正統道藏》，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中并沒有這兩幅圖，而只有一幅“明鏡圖”。

    當然不能排除其他失傳的版本中載有這兩幅圖。退一步說即使彭曉作過這兩幅圖甚至哪怕《參同契》中就有這兩幅圖，也不能斷定它就是太極圖的源頭，其道理同上述一樣，從這兩幅圖的圖形上看不出可以推衍出太極圖的痕跡，但卻有思想淵源關系。《參同契》首章說：“坎離匡廓，運轂正軸。”

    特別強調坎離，坎離為日月、日月為“易”。坎為陰中有陽，離為陽中有陰。“水火匡廓圖”正是對坎(水)離(火)二卦的形象表示。這種陰陽相合，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消長流變的思想不正是太極圖的基本思想嗎?從袁桷等人所敘流傳譜系看，太極圖道教是很有關系的。武夷君白玉蟾是道教內丹派南宗第五祖，“蜀之隱者”可能就是蜀中道士。

    思想上的淵源關系并不等同于圖形上的淵源關系。看來要考察太極圖源自于什么圖是很困難的事。我們還是來考證一下最早的太極圖是何人所作這個問題吧。

    首先要給太極圖的圖形定一個標準(正因為沒有一個標準，所以上述原始時代的圖形統統被稱作“太極圖”)，真正的太極圖應當是內為陰陽魚互糾圖案、外為八卦或六十四卦環形圖案。至于陳摶所傳的“龍圖”、“先天圖”是不是這種圖形，已無法考證。因而難以判斷陳摶就是作此圖的第一人。薛翁、蜀之隱者是否作此圖，同樣無考。檢索現存文獻資料，發現最早的一張太極圖在南宋張行成的《翼玄》中。

    張行成，生卒年不詳，約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紀，紹興(113l～1137)進士，乾道二年(1166)向皇上進呈易學七書，其中《翼玄》即載有此圖。

    《翼玄》又作《翼元》，現存版本為兩種，一是清乾隆李調元輯刊的《函海》本，一是1935年開始編輯出版的《叢書集成初編》，據《函海》本排印本。

    今人郭或先生在《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發表《易先天圖－－渾天象非張行成之圖》，其理由有四點：

    (1)張行成的“太極觀是具體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與后來朱熹、蔡元定以《先天圖》環中之‘中間虛者’為太極的宇宙論是不同的”。

    (2)洪邁沒有提及，朱熹也沒有評論。

    (3)邵雍并不以渾天術言天。

    (4)《翼玄》是注釋《太玄》的，“用以明三元符號系統《太玄》的書中，又怎能有此二元符號系統的圖呢?”這幾點意見很值得商榷。

    第一，無論是“形而上”太極觀還是“形而下”太極觀，與陰陽魚太極圖都沒有直接關系，郭氏說：張行成“既不以先天圖中間虛處為太極，就不會有此《易先天圖——渾天象》之圖”。真不知這兩者之間有何關系?

    陰陽魚太極圖中間并不是虛處，而恰恰是實處(由黑白兩色交互構成)，如按郭氏的說法，恰是“形而下”，由“形而下”的太極觀演變出“形而下”的圖形不是更自然、合理嗎?(當然并非如此簡單，下文將具體分析)倒是“中間為虛處”的所謂“形而上”太極觀只能派生出空心圓太極圖，而難以派生出“陰陽魚交互”這種“形而下”

    太極圖。

    第二，說掌管國史圖書的洪邁如果見到陰陽魚太極圖就不會以黑白半圓表示兩儀(“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這種推測是沒有說服力的。無論洪邁是否看見陰陽魚圖，都沒有理由強迫他不許采用黑白半圓太極圖，他可以不喜歡陰陽魚圖而更偏愛黑白半圓圖。

    事實上，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偏愛黑白半圓太極圖的，因為它簡單明快地表示了太極生兩儀之理(這一點并不亞于陰陽魚圖)。如朱熹評論：“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涂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同上)再說朱夫子無論怎樣“博學多識”，也可能有未見到的東西。以此作為論據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紹熙四年(1193年)朱熹托蔡元定入蜀尋找易圖，蔡從蜀之隱者手中求得三圖后，可能給朱熹看過，因為慶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給蔡季通的信中說：“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閣皂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書》六十、六十一)這里說的“先天”圖很可能就是這張“先天太極圖”(外套六十四卦的陰陽魚圖)。

    可是到了次年(慶元三年，1197年)刻在閣皂山的圖都只有“河圖”、“洛書”兩幅。為什么最終沒把“先天圖”刻上去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磨巖鐫刻比較困難，因為此圖外套六十四卦(這一點可以肯定，至于里面是“陰陽魚”圖還是六十四卦方圖已不可考)，要把這些復雜的卦爻刻上去是較困難的，所以朱熹設想“刻卦印印之”。

    二是與河、洛二圖比較并不重要。根據胡渭的推測，此圖“出希夷，源自伯陽，不若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為得其正耳。”可見這張圖不如河、洛來得正宗。

    胡渭這句話是解釋蔡季通“秘而不傳”的原因的，而實際是蔡季通、朱熹都覺得沒那么重要，加上鐫刻又困難，所以就棄而不刻了。對此，束景南先生認為；所以只刻二圖，是因為八分的“河圖”與九宮的“洛書”本已包含了這張圖，三圖本為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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