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去秋來，很快時間推進到了2118年的秋天。
一切和往常似乎沒有什么兩樣，又似乎是有些不太一樣，一切的變化都顯得自然而綿長，華楓身邊出任務和學習的時候，最常見的依然是云夢和白鳳，隨時間的推移，他們都在緩慢的成長。
西漢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別是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
注重史學也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自司馬遷撰《史記》，歷代都有紀傳體史書，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編年體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為代表；其他各種紀事本末體史書及古史、 雜史、地方史志、 史學理論等官私撰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古代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出于漢族學者的手筆。
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至今的農書達370余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
在古代漢文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而屈原(約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約987～約1053）、 蘇軾(1037～1101)、 陸游(1125～1210)、辛棄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與作品。
他們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歐陽修（1007～1072）、蘇洵(1009～1066)、 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蘇軾、蘇轍(1039～1112)時,古文運動大獲全勝，號為“唐宋八大家”。
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長篇巨著如：《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齋志異》均素負盛名。
在一些類書巨著的編纂方面，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清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不僅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也顯示了古代漢族學者與少數民族學者合作與互相學習的精神。
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體系形成的儒家學說對漢族產生著常常深刻的影響。
在道德修養方面，華夏文化重視:"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止于至善”、“復歸于樸”。心若有私，便不能與物合一，便不能達到至善，更不可能反樸歸真。《周易·文言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
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人之初生之時，本無私欲，一派天然純真，此是“先天”狀態；既生之后，進入“后天”狀態，隨著對外物的接觸，名利美色的誘惑常常蒙蔽我們的先天之性，因此，私欲就會出現了。
人心本無私，但是，因為肉體的欲望而使人容易產生私心，所以，要回歸自然，就需要自覺地修養，修養的過程也就是存其天理、滅其私欲的過程，也就是心物合一的過程、達到至善的過程、復歸于樸的過程。
在器物制造方面，華夏文化也重視把禮樂精神融入進去，而不是只求實用性，尤其重視不過分突出人工的技巧。
中藥材一般是直接從自然之中而來，不去進行提煉加工；中國建筑強調風水以及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建筑材料也是以自然之中的石頭和木頭為主，即使所用的磚瓦是經過人工燒制的，這些磚瓦時間長了也可以再轉化為土；衣料采用獸皮、棉麻、蠶絲之類的東西；文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切無不體現著崇尚自然的精神。
華夏文化的“文”在經典之中，而“化”則把經典與現實聯系了起來，至于“化”的成果卻彌漫在與人有關的所有事物之中。
“文”是“化”之本，“化”是“文”之用。華夏文化之“文”經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時代而由孔子集大成，《孟子·萬章下》說：“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
由此而使華夏之“文”確定下來，成為“天之經、地之義”，“文”也就成了“化”的依據和原則，“化”的方法很多，“化”的范圍幾乎無所不至，因此，華夏文化不再對“化”的范圍加以詳細區分，因為分不勝分。
但是，西方“科學”是追求“分析”的，因此，有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比如“喪葬文化”、“飲食文化”、“建筑文化”、“廁所文化”等等，幾乎沒有什么不是“文化”了。
如果按照華夏文化的“文”來看待西方文化，那么，他們的“文”是什么呢？因為西方文化的前提預設是“天人相分”，因此，純粹天然的東西只是“物”，只是“客”，所謂“客觀”也就是把這些“物”作為“人”的“客”去努力保持其本來面貌，
也就是力求保證其“真”的程度，所以，“客觀”是把“人”于“物”連接起來的橋梁。
“人”對“人”與“物”加以分門別類、條分縷析，然后產生了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因此，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人”的認識的產物，都帶有“主觀”的特征。在“主”、“客”兩分的過程中，“人”成了“主”，而“物”成了“客”，而且在主客之間，沒有華夏文化中“賓至如歸”的觀念，它是“主是主，客是客”。
在這里，“人”是站在“主宰”位置的，所有的“物”都是“為我所用”的，一旦不能為我所用，便要改造或者消滅。我們可以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便是他們的“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科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他們的“文”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除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文”之外，還有一項，那就是宗教的經典。
在西方的宗教信徒來說，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懷疑的，是超越于人與物之上的，但是，看看西方宗教（基督教）的演化過程，就可以知道，《舊約》的上帝耶和華信仰，到了《新約》之中已變成了“圣子”耶穌信仰，另外還有信仰“圣母”瑪利亞的，雖然說“圣父、圣母、圣子”可以“三位一體”，但是，這種信仰也像“科學”一樣“分門別類”了。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像“科學”一樣，使宗教信仰也要“不斷創新”了。因此，這個宗教性的“文”也只是相對穩定，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信仰也是“為我所用”的。
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宗教信仰的各個方面，都體現著對“人工”的重視，這樣的“文”如何去“化”呢？他們把天人分開，認為天地萬物不是“人”的一部分，而是“人”之外的、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東西，所以，他們格外重視技術發明，因為技術水平越高就獲利越多。他們把神人分開，所以，有了政教分離，在政治上講究政府與公民之間簽訂“契約”，在宗教上講究上帝與信徒之間簽訂“契約”。
有了這樣的“契約”才能保證各自的權利。他們說“人性惡”，所以用上帝、耶穌的神圣性來誘導人們去追求“博愛”，因為博愛可以人人獲利；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防止各自的權利受到侵害。
然而，他們又順應并鼓勵人們的私欲，在人與人之間講究個人的權利和欲望，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無所不為，因此，顯得非常“自由”而且“平等”，具有一種瞑炫性的誘惑力；他們用人工的智巧來認識、控制天地萬物，以此達到滿足人的私欲的目的，因此，顯得格外發達、強大，具有一種神奇性的誘惑力。
這樣，也就難怪人們常常要贊美西方文化了，可是，這種誘惑力的后面是什么呢？這也是華楓困惑的問題，盡管時間已經過了很久，現在這個時代對文化的需求已經變得淡薄了許多，更多的時候人們突出的是一種思維的實用性，而不是他的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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