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的傳入，其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別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層的佛塔。

    案面為一塊獨板，上面放有藍綾封套的書籍一函，案面另一側還有都盛盤一具，盤內放置筆筒石硯等文具。

    架案的左右兩端下方有一對如意云頭紋的架幾承托，墻上掛有花鳥紋豎軸古畫一幅。

    隨之而來的雕刻和繪畫藝術，也使在石窟、佛像、壁畫等方面有了巨大發展。這種情況對建筑藝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比較質樸的建筑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和圓淳。

    佛教傳入，經過幾朝，由于貴族王族的大力提倡，以致興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最突出的情況。

    地方各郡縣也都建有佛寺。永寧寺為最大，按《洛陽伽藍記》所記，中間置塔，四面有門，塔后為佛殿。

    塔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為輔，置于塔后。許多佛寺是由貴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謂“舍宅為寺”，就是把前廳改為大殿，后堂改為講堂。

    之后，傳統的庭院式木架建筑應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覽活動的場所。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禮拜而作，傳來之后，把它縮小變成了塔剎，已有的多層木結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木塔。方形、九層。除了木塔以外，還發展了石塔和磚塔。

    這種塔與樓閣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僅作為禮拜的對象，而不供登臨游眺

    其來源是公元三世紀時印度出現的高塔形佛殿，即后來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的“精舍”。除上述兩種塔以外，從壁畫和石刻中得知，當時還存在第三種塔--單層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洞窟型佛寺。漢代已掌握了開鑿巖洞的施工技術，佛教傳入后，開鑿石窟寺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

    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護。石窟保存下來的歷代雕刻與繪畫，是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

    從建筑功能布局來看，石窟可分為三種：一是塔院型，與初期佛寺以塔為中心相同，這種窟在云岡石窟中較多；

    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為主體，相當于一般寺廟中的佛殿，這類石窟較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稱毘訶羅，主要供僧眾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圍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

    此外還有一種小窟，分布在一、二類窟的周圍，也屬打坐用的禪窟。石窟的壁畫、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筑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筑的重要資料。

    貴族們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園林。園中有土山、釣臺、曲沼、飛梁、重閣等。同時，疊石造山的技術也有所提高，或重巖復嶺，石路崎嶇，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證。

    一些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愛好自然野致，在造園方面，聚石引泉，植林開澗，企圖創造一種比較樸素自然的意境。

    室內家具陳設發生了若干變化。一方面，席坐的習慣仍然未改，但傳統家具有新的發展。

    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頂，周圍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壺門作裝飾，人們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

    床上出現了倚靠用的長幾、隱囊和半圓形憑幾。兩折四牒可以移動的屏風發展為多折多牒式。

    還輸入了各種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圓凳、束腰形圓凳等。這些新家具改變了人們的起居習慣與室內的空間處理習俗，成為唐代以后逐步廢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習俗的前奏。

    在農田水利方面，大多數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門，使之發揮灌溉效益。東南十五里修了婁湖，周圍七里，溉田數千畝。

    縣城北作堰攔馬林溪水成塘，周長一百二十里，匯集七十二條山溪水，溉田數百頃。所記載的水道變遷及水道位置資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書中所記著包括農田水利，治理黃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運河等。此外，還將先秦至漢晉以來各地澤渚、陂塘、堤堰的興廢情況作了較詳細的陳述。

    使今天的讀者及水利學史研究者能夠據此恢復當時水利建設的部分面貌。

    書中不僅記載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變化，而且記載修筑水利工程的技術與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這些資料都是研究水利學史時必不可少的。

    對水道記得詳細準確，加上支流、湖澤分漢，城邑，山嶺等資料，所以能夠全面地來考察一條河甚至一個流域的情況，從而能夠推斷人工治理的利弊及興廢，為今天的水利建設提供借鑒。

    在水利史上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一塊瑰寶。

    所產蜀錦以精麗著稱，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賦》贊美蜀錦“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益州志》稱：“成都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

    “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蜀中軍需唯依賴錦”，可知蜀錦生產仍為軍需的主要來源，并在蜀地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當時蜀錦暢銷各地，魏、吳都到蜀去買錦。

    山謙之《丹陽記》記載：“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蜀也用錦來作饋贈，

    環氏《吳志》稱“蜀遣使獻重錦千端”。劉備賞賜群臣多用錦，“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同時，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間增產蠶絲，群臣關于在養蠶繅絲時“暫免他役”以及禁止蠶織時“以役事擾民”等建議，屢見不鮮。這一時期養蠶生產情況，在楊泉所撰《蠶賦》中有詳細的描述。

    當時對養蠶的溫度、用桑、蠶座、上簇等技術都有嚴格要求，如蠶兒“逍遙偃仰，進止自如”的蠶座疏密標準，

    “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余陽”的簇室選擇條件等，都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繅絲產品質量也很好，

    如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產高級的“御絲”。絲織物的花紋繁多，如吳王趙夫人能織作龍鳳錦和五岳列國地形錦。

    但由于長年戰亂等原因，這些地區的產品“皆下惡”，無法與蜀吳相比擬。但魏國沒有官營紡織手工業，專門從事官練的織造。

    由于他們習于羅紈綺縠等絲織服物，桑蠶業也隨之南移，并促進了南朝絲織業的發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設平準掌織染，大力生產各種絲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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