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王殿甫他想達成這筆交易的迫切性要遠比段云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賽格集團拖欠銀行的11億元人民幣急需還上，如果在一年之內賽格集團還是沒有任何起色，那么部里的領導肯定會對他喪失耐心，等待王殿甫的結果很有可能會被調任，重振賽格集團的理想也會就此破滅。
所以當前的形勢并沒有給王殿甫太多選擇的機會，段云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以至于在酒桌上簡單的聊了一陣之后，倆人就已經達成了初步的交易，后續王殿甫只需要擺平內部的反對聲音，并且完成集團重組，那么段云就可以入股賽格集團的下屬上市公司，從而成為賽格集團的股東。
當天企業家年會結束之后，段云回到家中就開始制定相關的入股賽格集團計劃，這一次他的投資上限將會達到10個億，如果如果計劃順利的話，那么段云將會完成在深圳電子產業的“統一”，實質上也實現了在深圳電子行業的壟斷地位。
小企業都是靠競爭上位，但是對于大企業來說，更多玩的是資本的運作，當市場上出現潛在對手的時候，只要你的資本足夠雄厚，不需要費盡周章去競爭，完全可以憑借資本的碾壓，將對手直接買下，這也是國際上很多行業巨頭常用的手段，也正是因為如此，歐美國家才會有如此多的壟斷企業，以至于這些發達國家專門出臺反壟斷法，以此來阻斷這些資本巨頭的無序擴張。
而在當前的國內，還沒有出現相關的反壟斷法案，所以段云這么運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當前的國企因為體制的原因，是不能夠被收購的，否則的話，憑借天音集團的財力，完全可以收購國內很多家有影響力的電子企業，完成商業版圖的進一步擴張。
不過從1993年開始，民營企業的異軍突起確實已經到了勢不可擋的地步，1992年是個中國公司元年，去年一年全中國注冊的新公司超過了過去改革開放10多年的總和，尤其是在國家領導人南巡講話之后，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出現，并且在短時間內就釋放出了強大的力量。
民營企業的強勢崛起，其背景就是國營企業改革一定程度的失敗，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產業，他們都表現的不堪一擊。
當初海鹽襯衫廠步鑫生的改革事跡紅極一時，以及國企承包大王馬勝利也曾經創造過國企改革的輝煌，然而這些改革的先行者最終都如同綻放的煙火，短時間的絢爛之后，就開始變得寂靜無聲。
國家高層也正是看到了這些國企改革的熱點事件，所以說這些年一直在給國企松綁放權，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他們想要的那種純粹的自由，其實是和當前國家體制完全背道而馳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現如今國企面臨的形勢非常危急，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至，這就讓國營企業處境更為艱難，事實上到了9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國營企業面臨破產，但是靠著國家財政的輸血，依然能勉強維持不倒閉，但實際上氣數已盡，完全沒有挽救的價值。
另外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問題上，國家決策層也開始有了松動，先前中國社科院工業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于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里，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國家只要抓住少數，關鍵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會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企業。
周叔蓮的觀點得到了決策層的贊賞，很明顯，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余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說白了，在這個時候，國家對一些中小企業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可以看作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國家已經可以允許一些中小型的國企進行私有化的改制。
不過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發展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當地的政府也為這種私有化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很快，在廣東第1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的思想解放之后，當了數10年主人翁的工人，開始接受自己不在于企業“共存亡”的現實。
去年年底的時候，邊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才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人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的工作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貼”，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
而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采用，各地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百元都有，他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的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者自主創業的啟動資金。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以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上進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更為要命的是那些地方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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