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趙昺與兩人談話，總覺的有股如鯁在喉的感覺，讓他不由的懷念起老師鄧光薦，那是個直脾氣，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從來不知道委婉為何物。而當時自己卻因此與其發生了不少誤解和爭執，還多虧應節嚴在其中周旋，否則以他年幼時的‘暴脾氣’，只怕當初早就將其逐出帥府了。
不過這么多年過來了，趙昺也逐漸懂得這些臣僚們說話的方式。首先要仔細斟酌，話語中不能出現違禁或是僭越的詞匯，否則不管你說的對錯，都要遭到彈劾，甚至丟了小命；其次要學會察言觀色，別給自己找不痛快；三是說話要拿捏好分寸，有事不能直言，要懂得‘委婉’，說的直白點就是藏半截、說半截，試探著來，以免失去了轉圜的余地。
趙昺對這種攥著拳頭大家玩兒猜謎的游戲，十分無奈，耗時耗神倍覺辛苦。你要從一堆廢話中抓住關鍵詞，找到要點，才知道其要說什么事情。而后還要仔細分析，其如此說是想達到什么目的。如此談話就成了一場斗智斗勇的游戲，雙方明槍暗箭，你來我往，從中尋求解決之道，冗長的談話往往要持續多個回合才能有結果。
當然這種方式也非沒有好處，起碼大家都有充足的時間考慮，不會一下子弄僵了，導致難以繼續商議。而趙昺也從其中受到‘磨礪’，學會談判的技巧和說話的藝術，能用隱晦的言語表達自己的意思，從而讓臣僚們能體會圣心，知曉圣意，從而做出正確的決定。
臣子們也要表現出足夠的睿智，若是你沒有從看似無意的話語間猜到皇帝的意思，或者會錯了意，那就別怪皇帝沒有給你機會，丟官不一定，一條冷板凳卻是坐定了。趙昺認為這其實就是上位者的甩鍋大法，事兒辦錯了，那是你當臣子的做錯了，而我從未說過這樣的話，鍋當然扣不到自己的腦袋上。
當然能夠上殿議事的官員也皆非易于之輩，哪個不是混成了老油條，讓他們輕易背鍋也非容易的事情。自會想方設法的避免自己成了背鍋俠。當然也有人愿意做，勇于替皇帝背鍋，而這種人趙昺卻也不敢用，如秦檜替高宗背鍋、王黼為徽宗扛事，都是有極強的權力欲和目的性，他替你背了鍋，結果你可能就送了命。
剛剛雙方的談話其實也是暗藏機鋒，重新恢復三省，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實趙昺卻點出那可不一定。因為粗看像是在分相權，但實際上對皇權與相權都有所分割，因為他明白世界上沒有完美，任何一項制度到了精明的帝王與權臣手中還是會找出無限的紕漏。
皇帝可以用使臣、內官來代越，權臣則通過儒學門第這一工具輕輕松松跨越，從而一掌權利。徽宗還搞出一個‘御筆’制度，是自己可以繞過一系列制度，來直接下旨到事務部門，讓當時即便權傾朝野的蔡京也無可奈何。
而有人會說三省制度可以稱得上是現代制度的雛形，是十分先進的行政管理制度，你一個穿越者應當十分明白，為何還會猶猶豫豫，不是傻，就是傻啊！可身處其中的趙昺卻明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與現代的三權分立真不是一個概念。
三省六部是一個行政整體，而三權分立中三權是平等的，與三省六部是有明確的不同。三省中，中書省起的是議政、草詔的工作，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取代了帝王朝議的權利；門下省則是對相關草詔進行復審，實際上是取代了相權中的部分權利；尚書省則是實際的執行機關，六部則是尚書省中中的執行部門。從中不難看出中書、門下似有議會、監察機關的功能，但實際上還是有著區別。
首先立法權實際上依然保留在帝王手中，門下的監察功能更像是相權用以對抗皇權的工具。而尚書省作為實際執行機關，似乎被排除出了帝權與相權的角逐。但實際上尚書省與六部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著相權與帝權的微妙平衡，尚書主官是對帝王負責，而六部則是對相權的唯命。
所以趙昺私以為三省六部是同時對皇權與相權的重新整理與分配，并不與三權分立扯上啥關系。且從現代的角度看，三省制似是很科學，但問題是行政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權力得不到體現。而尚書省的權力過大，畢竟統率六部的是尚書省，有架空皇帝的危險……
“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勞，則乃是臣子之過啊！”謝枋得嘆道。
“朕疲憊之時也曾想過，君放手以吏治民確可讓朕輕松一二，但常有官吏行為不端，以致傷民，而怨朕昏聵，如此也難心安。”趙昺也輕嘆道。剛剛他已經放出風聲了，自己太累想要將權力下放，可又擔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儲說右下》說：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網。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王應麟言道。
趙昺對于這些愛吊書袋子的士人們有時真的很無語，常常引用些艱澀難懂的圣人言，若是前些年他聽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云何意。好在這些年經過刻苦學習，也能知曉一二。這里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職責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這一段話的主旨是講，君王的職責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職責是管理百姓，官吏有問題，不能責難百姓，要向官吏問責。百姓那兒有什么事，諸如失火這一類意外，是官吏的失職行為，要問責，而意外失火時官吏的職責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組織資源去撲滅火災，那樣的話國家的管理便能綱舉而目張。故明主的職責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會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順了。
“《商君書·禁使》云：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所以為端也。陛下所憂，亦正是先賢所憂也！”王應麟輕笑著也跩了段文道。
趙昺明白他這段話講的道理，其實說的兩件事兒：一是講在國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誰也離不開誰，這是指“事合”，然而從利益關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謀私利，勢必侵害國家公共利益。
而騶與虞是指養馬與趕馬的馬夫，說的是如果馬也能視、能言，那么騶虞的一切劣行惡跡便不能有任何隱瞞，故兩者之間的利害關系有相反的一面，這就是所謂“合而利異者”。商鞅是以這個來比喻官民的關系。官員是統治和管理民眾的，官民這二者是國家行政機構必備的要素，這是講合。
然而在利益關系上，如果官員謀取個人的私利，那必然與民眾的利益相對立，如果民眾能視能言那么官員的任何私惡皆會被揭發出來，官員便無所逃其惡。馬是看得見，不會說話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惡事說清楚，如果放開百姓的言論，那么官吏便無所逃其惡了。
反之，如果雙方的關系是“利合而惡同”，如果事情的雙方利害關系完全一致的話，即使是父親問兒子，君主問臣下，也不會道明利害關系的真相。這也是商鞅擔心的，放開讓百姓說話，揭露官員的劣跡，那官會怎么辦呢？
他們就會利用在官的職能以治民，從而保全自己。以白話來說就是在一個地區或者單位，官吏與官吏之間，利益關系是相通的，好惡也是相同的，故要出問題時，誰也不會出頭告發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窩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權力的一些部門事業單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帶出來班子內一批人都參與其事并利益共享，這就是串案窩案連綿不絕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機構系統內，要建立監察機構，必須使兩者之間的利益和管轄上的隸屬關系相異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約之意。
“嗯，我朝御史臺是隸屬于中書門下，若是丞相違法又有誰來監察呢？”趙昺點點頭，同意他們的說法，可又生出一個新的問題，三高官官若是違法違紀，那怎么辦？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臺諫雖然有監察百官之權，但是權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個擺設和打擊異己的工具。自己上臺后委任鄧光薦為御史中丞，其實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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