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山當眾高聲宣讀奏疏，其音調悠揚頓挫，很是帶感，且內容也頗具感染力。但在趙昺看來確是空洞無物，目光短淺，而讓他唯一佩服就是這小子還有些膽量。現在的他已經非是當初剛剛登上帝位，那個畏畏縮縮的小胖子。

    久居高位，趙昺已經不由自主的養成了上位者的威嚴，且他多年領兵征戰，手刃敵將，身上也凝聚了鐵血氣息。因而已然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氣質，別說普通百姓，就是一般的官員見了他，也會戰戰兢兢�？蛇@小子卻毫無懼色，小嘴巴巴的一點兒也不打磕巴。

    所以趙昺覺得眼前這小子不是傻，就是賊大膽。不過傻的可能性極小，能進太學甲齋的皆是各府學舉薦的優秀士子，若是混進來個傻子，笑話就大了。不過在他看來其還是個傻大膽，根本沒有一個準官員應當具備的政治頭腦，缺乏洞悉局勢的眼力和沉穩的性格。

    再聽凝聚了眾太學生們無數心血的奏疏，趙昺也只是搖頭苦笑，盡管文章辭藻華麗，引經據典，堪稱范文，但內容依然沒有跳出‘清談’的范疇。在他看來清談涵蓋的意思比較廣，在漫漫的歷史長長河中，也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化。

    但是有兩個特征是不變的，一是清談對應于俗談，它談的一定是高尚話題；二是清談的人，必須是文化人。如我們平時愛討論的哪里開了個新館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個馬子啦，這種庸俗的東西是要排除在清談之外的。再如工農兵關心的都是四時農桑啦，國土防御啦，這些也都是俗務，不能參與清談的。

    清談在早期應該算是學者們進行學說交流的工具，因為中國古代學術沒有自然科學，也不講實驗，那么學術的增進主要是靠談來交流，大學者們的很多學術思想就是在談的過程中被記錄下來的，談論的內容主要還是學術問題。

    這種情況到兩晉時期發生了變化。因為那時候門閥壟斷了進身之階，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績，第二那時候不用考科舉。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當大官的本錢。如此也自然沒有必要關心實際的東西，再加上門閥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談論世俗的話題。

    有關國計民生，自然物理，軍事政治等等一概視為降低身份的東西。反正是誰要是能侃，又能把人侃暈，誰就被視為水平高。知識分子愛琢磨，一旦脫離實際，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虛的方向發展。

    為什么選玄學呢？因為一部分人談政治怕掉腦袋，而神仙鬼怪不犯忌諱；另一撥人則覺得參透玄虛可能成仙。結果大家都談玄學，當權者也參與其中，神仙沒修成，卻為佛教東漸打開了大門。因而當時在朝也談，在野也談，誰也不管正經事。甚至有州縣官一到任就關起門來喝酒清談，在任數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賦稅幾何的。

    知識分子和官員皆好玄學，放在現代這些人就是不務正業，可在當時卻被視為“清高脫俗”，把玄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清談是一種高雅的行為方式。于是人人以此為榮，大家是爭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后人所說“清談誤國”的由來。

    清談還有一位形影不離的兄弟——清議。南北朝時期外族對中原的掃蕩和軍閥混戰，摧毀了門閥士族的社會基礎，隋唐始創科舉，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對人事的壟斷。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參政，官員定期要考核，清談也只好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清議。

    與清談不同，清議在于論政，針對當時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所以談著談著，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時事，品評人物。尤其是在漢末，閹宦當道，官場成了買賣場，在野文士無由仕進，又痛恨政局**，所以就“匹夫激揚，處士橫議”。

    由是可知，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為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議”。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后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風尚，歷來影響仕宦階層”，它的背后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階層。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眾口同聲，其利斷金。

    清議比起清談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學，漸漸清議已然是一種政治輿論。且由于清流士風使然，他們不畏權貴，倡導廉潔正義，揭露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以名節為重的當時社會，文士階層出身的官僚不論在朝在野，都為其所左右。

    當然造成這種局面與統治者也脫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實施右文政策，同時也為了控制官僚，對言官、御史頗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殺上書言事者’的家法。從而讓清流們變得有恃無恐，于是清議也成了影響國策的主要渠道，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但是趙昺十分清楚，清議比之清談進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發現其價值，就會將清議視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為操縱的，那么其中還有多少積極意義在其中就很說了。統治者也發現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們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門更大，就連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

    象明朝的萬歷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諫’的極端形式上諫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問題遭到士大夫們的堅決抵制，竟毫無辦法。只好耍賴躲起來，幾十年不理朝政，頗像“竹林七賢”出世的作風，只是這次雙方的角色卻完全顛倒了過來。

    奏疏很長，與趙昺此前看過的抄本大體相似，只是在次序和著重點重新進行了調整、編排，內容也依然保留了前輩文人士子清議之魂——清。他們很自覺的和農工商割裂開來，他們對經濟，國防，民生之類的實際話題，仍然用于探討，而不屑于實踐的；對待政事和人物，還是從道德角度出發……

    “啟奏陛下，奏疏學生已經誦讀完畢，請陛下衷心納諫，祛濁澄清，清除積弊！”差不多有兩刻鐘，楊連山才宣讀完畢，然后將奏疏躬身呈上。

    “汝等所言，朕多有不解，還要向諸位請教一二！”趙昺接過轉呈的奏疏，有小黃門搬來一張書案，擺上了筆墨紙硯，他在案上展開，裝模作樣的看了幾眼，笑著道。

    “學生等不敢！”眾太學生躬身還禮，但對小皇帝下問的姿態感觀大好。

    “汝等勸諫朕要實施仁政，朕便想問何為仁政？”趙昺略一沉吟問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就是說施仁政要以民為本！”張瑞豐搶先回答道。

    “以民為本又當何解？”趙昺再問道。

    “君愛民，施政者不與民爭利，使百姓安樂！”李耘答道，心中卻是疑惑，小皇帝為何要問如此簡單的問題。

    “朕再問，何為安樂？”

    “當然是無外患侵擾，政治清明無內憂，百姓豐衣足食，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鄭友梅終于搶到了一次先手，頗為得意地道。

    “我朝可有外患？”

    “中原未復，故都仍陷敵手，韃子虎視江南；西南滇地動蕩，威脅湖廣；川蜀之地大半尚在敵手，依然可沿江南下，威脅我朝腹地；東南沿海，高麗盜橫行，侵擾州縣，劫掠商船。當然是外患深重，危機四伏！”楊連山回答道。

    “我朝可有內憂？”

    “當下朝中奸佞當道，結黨營私，崇武廢文，士人報國無門，百姓苦于征伐，自然是內憂深重！”楊連山再答道。

    “如此朕就糊涂了！”趙昺疑惑地道，“既然汝等皆認同我朝外患深重，為何要在朕發動北伐，驅逐蒙元之際，連番上疏要朕休兵還朝，又言朕窮兵黷武，重用武人？”

    “爾等又以為內憂不斷，可自朕北還江南以來，兩次遭到刺殺，卻皆是江南士人所為�，F下汝等又多次聯名上疏，干擾國策，擾亂朝政，又意欲何為？以為國家尚不夠亂嗎！”

    “朕再問爾等，你們聲稱為萬民請命，勸朕當以民為本，可你們的奏疏中可有一項提及如何改善民生之策？反之，確皆是為自己叫屈，鳴不平，以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煩請諸君為朕解釋一二！”

    趙昺的連連發問，讓一眾太學生有些懵了，小皇帝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本該是他解釋、勸慰自己，然后滿足他們的條件，這怎么反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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