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看得心驚，也愈發入迷，乃至王德幾次催促休息都沒能讓他放下，晚膳也只是稀里糊涂的吃了幾口，就又沉浸其中，直至夜深才揉揉眼睛放下書，嘆道：“自己逞什么能啊”

    看了一天書，并不是說趙昺已經就成了法學專家，而是對大宋的司法體系有了基本的認識，而熟記法條那是司法人員的事情，他根本沒有必要精通，只需了解立法原則，司法體系及審理程序和監察制度就可以了。

    趙昺發現其實宋朝已經或者說曾經建立了一個專業、專職的司法官員隊伍。在州府一級一般設有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當然一些小州則將州院與司理院合并，只置一個法院。

    每個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主管當置司的推官、判官，他們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都是專職的法官，除了司法審案之外，不得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來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絕，即“雖朝旨令選亦不得差”，以此保證專業性。

    更讓趙昺驚訝的宋朝的司法官是十分專業的，他們在獲得任命之前，也如現代一樣必須通過司法考試。這個司法考試，宋人叫做“試法官”，由大理寺與刑部主持，兩部相互監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臺的監察。“試法官”每年舉行一次或兩次，考試設置也極為詳密：每次考六場，其中五場考案例判決，一場考法理。

    案例判決必須寫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據、當援引的法律條文，如果發現案情有疑，也必須在試卷上標明。考官逐場評卷。考試的分數必須達到優秀，且對重罪案例的判決沒有出現失誤，才算合格。趙昺必須承認，這個司法考試的制度即便與現代相較也已經非常嚴密、詳備了。

    而在辦案程序上，宋朝的偵查與審訊的權力是分立的，宋立法規定：“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拷訊，即送所屬州府。”與現代無異。

    宋的緝捕、刑偵機構為隸屬于州、路衙門的巡檢司，以及隸屬于縣衙門的縣尉司，合稱“巡尉”，相當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職責是緝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證據、主持司法檢驗等。所以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偵查部門不可以參與推勘，更不能夠給嫌犯定罪。

    案子進入州府的庭審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審查事實，叫做“推勘”。這位推勘官將根據證人證言、證物、法醫檢驗、嫌犯供詞，將犯罪事實審訊清楚，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至于犯人觸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該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畫押之后，便沒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審訊出錯，則由他負責任。

    這一道程序走完，進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復核案情，詢問被告人供詞是否屬實，有沒有冤情。這道程序叫做“錄問”。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審程序推倒重來，必須更換法庭重新審訊。這叫做“翻異別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進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給另外一位獨立的法官，這名法官將核查卷宗是否有疑點，如發現疑點，退回重審；如沒有疑點，則由他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檢出嫌犯觸犯的法律條文，這叫做“檢法”。推勘與檢法不可為同一名法官，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讞分司”制度，可以形成權力制衡，防范權力濫用。

    檢法之后，將案子移交給一個判決委員會。判決委員會負責起草判決書，交委員會全體法官討論。若對判決沒有異議，則集體簽署，將來若發現錯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責任。這叫做“同職犯公坐”。對判決持異議的法官，可以拒不簽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日后若證實判決確實出錯了，“議狀”的法官可免于問責。

    判決書必須獲得全體法官簽署，才可以進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即知府、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還需要對被告人宣讀判詞，詢問是否服判。這時被告人若稱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將自動啟動“翻異別勘”的程序原審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級法院組織新的法庭復審，將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則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

    如果被告人在聽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個案子告一段落，呈報中央派駐各地的巡回法院（提刑司）復核。巡回法院若發現疑點，案子復審。若未發現疑點，便可以執行判決了。但如果是死刑判決，且案情有疑，則必須奏報中央法司復審。

    現代司法制度講究回避，而宋代司法也特別講求親嫌回避，在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都設置了非常嚴格而周密的回避制。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訴訟案，在開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訴訟的原告或被告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關系，或者曾經有過薦舉關系者，都必須自行申報回避。

    如果有回避責任的法官不申報呢許人檢舉、控告。不用說，這自然是為了防止法官的裁斷受到私人關系、私人情感影響，出現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的情況。實際上也可避免發生親鍘侄兒之類的人倫悲劇，如果包拯的侄兒因為貪贓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決不可能親自審訊此案。

    不但與訴訟人有親嫌關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審判過程中，負責推勘、錄問、檢法的三個法官，也不能有親嫌關系，否則也必須回避。而且，法律還嚴禁推勘官、錄問官與檢法官在結案之前會面、商討案情，否則“各杖八十”。

    如果是復審的案子，復審法官若與原審法官有親嫌關系，也需要回避；對隱瞞回避義務的法官，處罰非常嚴厲。甚至上下級法官之間也要回避即有親嫌關系的法官不能成為上下級。這樣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說已經嚴密得無以復加了。

    四更鼓后，趙昺掩卷長嘆，宋代的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復、嚴密，堪稱歷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過于“繁瑣”。與現代偵查、審判和監督的司法三權分立制度相比，只是少了檢法機構，但不等于沒有，而是將這項權力由上級法官代替執行。

    趙昺再琢磨現代影視劇中的老包，若真是放在宋代肯定是活不過三集，他明顯就是一個帶頭破壞司法制度的榜樣，展現的并非是原貌。

    三俠五義中的公孫策，其實就是可能清代藝人根據當時的刑名師爺形象塑造出來，北宋并沒有公孫策這一號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沒有所謂的“師爺”。師爺，是行政幕府制度發展到明清的產物，又稱“幕友”。而宋朝恰恰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不設行政幕府的王朝（軍政幕府還有保留）。

    為了無限拔高包公執法如山的高大全形象，后人還創造了一個大義滅親、不近人情的包公在京劇赤桑鎮鍘包勉演的就是這個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為蕭山縣令，因貪贓枉法被人檢舉，奉旨出巡的包拯親審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鍘死親侄子。

    包拯要是一個權力大得嚇人的法官，集偵查、控訴、審判、執行四權于一身，像“包公戲”表演的那么斷案，毫無疑問，屬于嚴重違反司法程序，早就被臺諫官彈劾下臺了。即便他確有侄子犯罪，也輪不到包拯來大義滅親。

    而趙昺嘆息的并非包拯如戲說中的那么高大光明，卻是可惜宋人開創的高度發達的司法體系，以及司法專業化的歷史方向，并未為后面的朝代所繼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簡陋、粗糙的狀態，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別勘的制度。明代的府一級，只設一名推官助理訟獄，而清代則連推官都不設置，府縣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長官兼理。

    所以趙昺推測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現的“包公戲”，實際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無關系，實際上已經遮蔽了發達的宋代司法文明。頂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時期的一部分司法觀念與實踐而已，不是文人們借助“包公戲”批判傳統司法模式是大而無當的，就是因為他們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設計，只能憑著自以為是的想象編造包公審案的過程。

    趙昺感到難堪的是自己還要班門弄斧，想要充當當下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先鋒，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不過好在還只是初步商討階段，沒有鬧出大笑話，那么他現在主要做的就是恢復和繼承，并且培養一支合格的司法隊伍，并對制度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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