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這部，寫到今天，已經快一年了。這部帶給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因這部書，認識了某一個人。除此之外，它帶給我的一切，都與讀者的支持有關，這些也很重要。
十一個月之前，我動筆寫《新宋》的時候，我對宋史的了解，可以非常的膚淺，到了現在，雖然不敢有極深的了解，但是我想我已經站到了那個世界的門外。我想極盡自己的能力，來向我的讀者展示一個更真實的幻想世界，到今天，雖然遠遠不能稱為完美，但是對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可以滿意的。
因為，我一直在進步。
只須知道自己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便是有種種的不足，我也能很坦然的面對。成熟是一個過程。
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新宋》能夠帶給讀者一些東西——除了閱讀的快感之外，還能有更多的一些東西——這是阿的野心。我的讀者中，有相當的一部分，是并不滿足于跟著作者的思維跑動的，他們會有自己的思考，這是很可高興的事情。有獨立的思考，必然就會有不同的意見，然后就會有爭辯——這也是極其正常不過的事情。難能可貴的是，不管怎么樣，書評區的討論，始終能有一個良好的氣氛。
在業已結束的第一卷中，時間跨度大約是五年，從熙寧二年的冬天，到熙寧七年。這五年的時間里，石并沒有如初稿那樣，登上相位，反而是去了杭州做地方官，這個改變是必須的。因為五年的時間登上相位，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五年的時間里，石創立的白水潭學院，不僅僅畢業了數以百計的學生，最重要的是，白水潭學院已經成為一個典范，各個書院爭相效仿的對象——這個意義，也許比白水潭學院畢業了多少學生，更加重要。
在這五年的時間里，桑充國創辦的報紙，已經成為大宋中心地區與精英階層非常熟悉的事物，這種習慣的養成，遠比《汴京新聞》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時間，能發生的太多，但是不能發生的，也一樣多。
在寫作的時候，我常常不自覺的想，我寫的東西，在宋代有可能實現嗎？有時候我覺得可能，有時候我覺得不可能。
我也會常常去思考，王安石變法時代的宋代，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我記得有一次和一個朋友在ＭＳＮ討論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紹了聶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擾百姓的，無過于衙前與弓手，他很認真的對我，弓手應當廢，百姓能寬得一分是一分。當時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動——因為我自己常常也會代入那個時代。我也會由衷的去考慮那個時代身面臨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就不會去考慮一部分讀者希望看到現代社會在古代復現的心理了。
我常常會在歷史與幻想之間徘徊選擇。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現在對于宋代的知識儲備，并不足以寫一部宋代的歷史；而且《新宋》的質，依然是一部歷史幻想。這個故事，離不開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斷地看到技術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心的控制住這種幻想，不要過份的游離于歷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時候也會郁悶，我為什么不讓趙頊擁有現代人的知識，而要選一個石去白手成名？我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心謹慎的把一切技術，控制在手工業時代？
有時候我甚至會自嘲：我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終堅持這個風格，不僅僅讓石戴著鐐銬跳舞，而且也讓自己戴著鐐銬寫作。這不僅僅是因為有讀者的喜歡與支持，也是因為我相信這樣的幻想，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
需要的是傳奇，歷史和幻想身是矛盾的。我常常，戲劇性多一分，真實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實也可能就是戲劇。我根據歷史的脈絡，編織著情節的發展，卻無法也不可能準確的計算前面的改動對后面的影響。因為什么時候是歷史，什么時候是幻想，只能依賴于我的感覺。
幸好，我的歷史哲學告訴我，歷史是偶然的。所謂的必然，不過是“偶然”發生之后，人們對它的一種承認。換句話，任何事情，沒有發生的時候，都只存在“偶然”；發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這個觀點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歷史哲學不過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工具與方法論，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歷史。我告訴讀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這個窗口所能看到的風景。
雖然我同樣也有一種沖動，想告訴別人，你們看到的都是錯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對的。但是理智告訴我，真相不止一個。
所以當我在編織幻想的時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覺。因為，它雖然不可能是部的可能，但必然也會是可能之一。作為作者要做的，不過是盡其所能，讓讀者也覺得那是可能的。
在寫完上面的話之后，我回去頭，又重新將第一卷讀了一遍。
這時候我才覺得讀者真的非常的寬容。
當我回過頭去讀第一卷的時候，發現有很多語句，根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寫，十分之八九，倒正顯出了我語言的匱乏——可居然還有人我的“文筆好”！
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則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來強行推動情節的發展。從客觀上來，這自然是為了保證文章的節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無可置疑的證明了我寫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節中，我會盡量的改進。
人總是在發現缺點后才能進步，我也只如此的開脫自己了。
在這篇后記的最后，我想對中幾個人物，一些自己的理解。
我對人物與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恪于經驗與固執，“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觀上，也不可能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節。所以我雖然在寫作之時，也有野心塑造一兩個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過于在意這些，當然，只是“不愿意過于”，沒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畫的——我最不喜歡的，就是自欺欺人。我來寫這段話，實際上就是明我心里還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在我設想中，并不是所謂的“英雄”或者是有個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為藍刻畫的——雖然不可避免，會有作者人的影子，但實際上，根是兩回事。
我所想刻畫的石，是一個聰明過人、有著反省精神、略顯猶豫的性格、內心有堅毅的信仰、自認為有獻身精神、帶著道德的虛偽而甚少自覺、為人沉穩，偶爾也有鼓動家的素質的年青人。這個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畫得足夠成功，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么刻畫這樣一個人物為主人公，其實也沒什么特別的原因——無非是我見識所限而已。總之，石并不是一個對現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卻絕對是一個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過多的闡述是沒有必要的，石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點，是石基上不會認為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去犧牲別人，是理所當然的；雖然他可能會默認這種犧牲，但是他心里一定會有強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賦予石的性格上，讓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夠容忍不同的人與不同的意見，并承認那是事物的常態。他所帶來的所謂“文化啟蒙”，也并非是唯我獨尊的，而是以較低的姿態，爭取融入社會文化主流的那一種。因此，白水潭的歷史任務，是“百川匯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中，被我“人為的拔高”而與石齊名的桑充國，是做為第一配角的構想出現的。這個人的性格與習氣，基上就是我所了解的“書生”（一個狹義的定義，讀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內；《論語》沒有讀過兩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內……）。對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評，我曾經做過很多回應，這里就不再多了。因為對于“書生”的性格、脾氣，在不同的情況，會如何處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數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這個人物上我有失敗，那么我最大的失敗，不過是對于桑充國的鋪墊太少。
而桑充國為什么會和石齊名，是不是有資格。僅舉一例，郭逵憑什么能和狄青齊名？至于白水潭學生為什么服氣桑充國，我想中或者交待還是不夠。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會補上一兩筆。只不過我想的是，范滂未必學問出眾，天下未必不以其為楷模。中國的傳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學問是末節。何況桑充國其先有石的支持，其后有程顥等人的支持。
至于對呂惠卿這個人物的表揚，在我看來，更是一種反諷。呂惠卿的形象，不過是我從歷代奸相權相的言行中，取其“菁華”而成。典型的抄襲人物，不過這樣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經典認知吧？重復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認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許人物刻畫的精義，就是寫出符合大眾認知的人物吧。
在中，呂惠卿是不會那么快跨臺了。以阿讀宋史所得，認為呂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標新立異，以求在政治決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陰影，在具體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擊王安石；其原因，以阿看來，無非有兩個，第一個是他與王安石之子王元澤長期結下的怨恨，第二個是在鄭俠案中，罷黜馮京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打擊了王安國。從而導致了他與王安石事實上的決裂。因此呂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陰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來取得趙頊的信任，開始推行手實法等一系呂氏政策；另一方面，則無所不其極的離間王安石與趙頊的關系，迫害王安石——從而一方面進一步激化了與舊黨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趙頊的極度反感，終于自取滅亡。而中，與王元澤的矛盾因為石的出現，得到了部分的緩解與轉移，而鄭俠案并沒有第二波導致馮京罷相的事件出現，呂惠卿與王安石的破裂，將不會那么急促，接下來一系列的事件，勢必改寫。
所以，呂惠卿將繼續留在書中到一個適當的時候。
作者在以外的話，不宜講太多。便在此收筆，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新宋》的創作。
阿
于耶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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