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林鎮柿子樹村，眼前這座村前有溪水蜿蜒而過，紅瓦白墻整齊劃一依山而建的房舍，雖然已是冬季卻毫無蕭條之感，位于呂梁山深處的山村完出乎了張春鶴與崔露怡的意料。uukla

    不論是他們在調查中獲悉的信息，還是林佳電話中所，柿子樹村曾經分發給每位村民一大筆因賣煤炭而得來的錢款。可是周邊并不乏盛產煤炭的村莊，為何與柿子樹村的反差會如此之大呢？

    帶著這樣的疑問，張春鶴與崔露怡直接來到柿子樹村村委會，見到村支書呂兆林后才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同時，心中難免對已故的老支書生出深深的敬佩之意。

    “你們年輕，可能不知道三四十年前我們這里的煤炭賣多少錢一噸。”

    “那時候的煤炭比現在是不是便宜很多？”

    “豈止是便宜很多，根就不值錢。”呂兆林解釋道：“這樣跟你們吧，當時我們這里一個人工大概合15塊錢。而一噸煤炭的出井價是17塊錢，勉強抵得過一個人工。”

    “17塊錢一噸煤炭？！”

    這個價格徹底顛覆了崔露怡和張春鶴的認知觀。

    “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張春鶴十分不解地問：“呂支書剛才的‘出井價’又是什么意思？”

    “哦，是這樣，出井價是指從我們村賣出的價格。后面還有離境費和資源費兩項，三項加起來之后應該在到5元每噸之間。如果再算上運費，到你們那里的價格就超過五六十了。”

    這個價格多少還能讓崔露怡和張春鶴接受得了。只是，既然那時候的煤炭那么便宜，賣一頓煤炭才頂一個人的工錢，這柿子樹村又是如何靠煤炭發家致富的呢？

    “我們這柿子樹村能有今天，多虧了老支書啊。”

    原來整個柿子樹村一百八十四戶人家，共計八百多人口部姓呂，而且是一個老祖宗傳下來的后代。所以，相比起周邊其他村莊來，這里的人們更加團結更加齊心。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煤炭價格只有十七八塊錢每噸的時候，已故老支書通過和村民協商，果斷做出一個決定：村每戶出一個勞動力下井挖煤。挖出來的煤炭除了村民自用，以及賣上一部分用以支付人工錢和村里其他開銷外，剩余部分多一噸都不許賣，部挖出來填到村口一條深溝里。

    老支書曾經過：現在國家剛剛實行改革開放，隨著經濟的增長，將來對煤炭的需求肯定會來大。也就是，煤炭價格肯定會大漲。只是，誰都不清楚煤炭什么時候會漲，價格最終又能漲到多少錢一噸。

    果然被老支書中了，當時間進入新世紀，不到十年時間，當煤炭價格一路攀升到接近千元一噸時，水漲船高，原來十七八元每噸的出井價也漲到了六百多元，相當于最初柿子樹村挖煤時價格的近四十倍。

    所以，當柿子樹村把存下的煤炭部賣掉后，一夜之間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

    “咳咳，當時我們是按人頭分的。每個人分到了三十六萬元，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大都分到了一兩百萬，我記得最多的一戶人家分到了三百多萬。要知道那時候的房價，就是松原市最繁華的地段也不過每平方兩千不到的樣子。”

    聽完這既讓人震驚又讓人艷羨的故事，崔露怡和張春鶴也知道了呂錫東用來買房和遷到松原市生活的資金來源。兩人當然不會忘記此行的任務，于是話題很快就轉到了呂錫東身上。

    “那可是個不安分的人。”呂兆林一上來就給呂錫東下了個明確的定義，隨即才：“來他是被老支書看后的接班后生之一，在他遷到松原市之前已經在村委擔任文書工作有三年了。”

    “呂支書，呂錫東當年都有哪些不安分的表現？”

    “想事情太偏激，吃不得一虧，只能賺人便宜。喜歡背后算計別人，又總覺得天下沒人比他更聰明。另外，生活作風方面也不檢。”

    這倒是有些符合國安局對呂錫東的調查結果。崔露怡又問：“呂支書可清楚呂錫東當年犯的案子？”

    “那時候我已經在村委工作了，呂錫東被抓之后來過好多警察。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誰都沒想到，他竟然抨擊黨和國家的政策，抨擊社會制度，還要煽動別人和他一起做這樣沒良心的事。”顯然呂兆林對呂錫東的行為十分不解又十分氣憤。“他也不想想，若不是有現在的社會制度他能有錢搬到城里去住嗎？”

    “呂錫東搬到城里之后，經常回來嗎？”

    “不經常，他沒坐牢之前也只是清明和春節回來看看。”見兩人始終圍繞著呂錫東在發問，呂兆林有些疑惑地問：“不會是呂錫東又犯事了吧？他這才出來幾年啊。”

    “經調查發現，他的確又牽涉進了一個刑事案件。不過，還不能完確定就一定是他做的，我們正在尋找證據。”擔心走漏了風聲，再傳到呂錫東耳朵里，所以張春鶴沒有對呂兆林實話實。“呂支書可知道呂錫東與村子里的什么人還保持著聯系嗎？”

    呂兆林搖搖頭：“就我所知，自從呂錫東的父母亡故后，他幾乎不再與村子里聯系了。就是他的叔伯等近親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消息。”

    “呂錫東出獄后回來過嗎？”

    “回來過一次，到他父母墳前祭奠了一番，從此就再也沒有他的音信了。”

    見支書呂兆林對呂錫東出獄后的事情知之甚少，張春鶴又提起了呂慶元。

    “那是個怪人。按輩分我都要叫他爺爺。”看來這位村支書有個喜歡給人下定義的習慣，呂兆林接著：“當從電視新聞中看到他被人殺害了，而且是被那樣一個不男不女的人殺的，村子里誰都不愿意再提起。特別是與他同支的叔伯、兄弟等人，更不愿意聽到他的名字。”

    “當年那筆煤炭款，呂慶元有沒有分到？”

    “當然分到了。當時村子里定的政策是，不論在家在外，戶口有沒有牽走，只要是柿子樹村呂家的直系親屬都有份。”

    “是呂慶元親自回來取的，還是給他打到卡上，或者是別人給他送過去的？”

    “是他自己回來取的。”

    “那就是事先你們通知了他？”

    “是啊。”

    “你們是怎么通知他的，打電話嗎？”

    “哪里有他的電話號碼？”呂兆林從始至終都沒有提“呂慶元”這三個字，只是用“他”來代替。“當時正好村子里有人要到將軍市去，雖然他從來不和家里聯系，但我們還是知道他的工作單位。所以便委托去的人找到他上班的廠子里，才好不容易把消息送了過去。”

    “給呂慶元送消息的人是誰，我們能見見他問問當時的情況嗎？”

    “可以，我這就給繼財打電話讓他過來。”

    不到十分鐘，呂繼財就來到了村委辦公室。當聽到張春鶴與崔露怡兩人是打聽自己給呂慶元送信的經歷，頓時苦笑一聲：“嗨，我那慶元大叔。你們是不知道，我又是坐車又是打車的，好不容易找到慶元大叔上班的廠子時，正趕上他們中午下班的時間。在食堂門前見到慶元大叔后，他好像不認識我一樣問了一句‘找我有事’。當我告訴他村里讓他回來領錢時，也只是了四個字‘我知道了’，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難道沒請你一起吃午飯？”

    “慶元大叔前后總共就和我了那八個字，其他再也沒有了。”

    這時，支書呂兆林插上一句道：“繼財叔回來后，村里的人可沒少就那事取笑他。”

    (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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