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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恩擅長繪畫、書法，多才多藝。其主要成就在于最后完成《西游記》。此書一問世，就被譽為“四大奇書”之一，成為世界文壇瑰寶。《西游記》在中國流傳之廣可以說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而且多個選段被編入中小學教科書。全書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后，遇見了唐僧、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西行取經，一路上歷經艱險、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到達西天見到如來佛祖，最終五圣成真的故事。以“唐僧取經”這一歷史事件為藍本，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深刻地描繪了明代社會現實。
由于官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吳承恩加深了對封建科舉制度、黑暗社會現實的認識，促使他運用志怪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憤懣。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西游記》是中國神魔的經典之作，達到了古代長篇浪漫主義的巔峰，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并稱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自問世以來，《西游記》在民間廣為流傳，各式各樣的版本層出不窮，明代刊本有六種，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種，典籍所記已佚版本十三種。鴉片戰爭以后，大量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譯為西文，《西游記》漸漸傳入歐美，傳播全世界，被譯為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手語、世界語、斯瓦西里語、俄羅斯語、捷克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日語、朝鮮語、越南語等語言。[8]
除了《西游記》外，吳承恩還寫過一部短篇集《禹鼎志》，不過已經失傳，只能看到一篇自序。為編著《西游記》，吳承恩遠涉名山大川，積累了大量的感性素材，于是他又創作了詩篇《二郎搜山圖歌》。[4]
吳承恩與明代前后七子同時代，其文藝思想也與他們相近，故其詩作，多自胸臆出之。吳承恩的詩作浪漫主義氣息又特濃，故被陳文燭稱為“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中國文學批評史》）。吳承恩的見識非凡，不僅看到當時的文壇之弊，而且能跳出復古主義的圈子，獨樹一幟，強調“謝朝華”、“蓄多識”、“去陳言”，“漱芳潤”。在詩文創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澤，舒徐不迫，而不致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獨步文壇。
他的詩文“率自胸臆”，“師心匠意”，據現存240余首詩歌詞曲、障詞及頌贊來看，除一些障詞、頌贊屬于應酬外，大多極富有歷史、文學藝術價值。《二郎搜山圖歌》是他精心構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兇”橫行的黑暗現實，期望“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這與《西游記》贊揚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氣概非常相似。《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傳神：“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僂，吾見士卒之于軍帥也，而今行之縉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吾見婢妾之于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诪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駔儈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贈衛侯章君履任序》道“況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竟，其何以為之哉？”這與宗臣的《報劉一丈書》對當時官場污濁與官吏的腐敗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對現實的觀察何等敏銳細致。百回本《西游記》對天宮、龍宮、地獄的弄虛作假、官官相護、骯臟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聯翩。他的《陌上佳人賦》堪與陶潛《閑情賦》相媲美。《宿田家》“柴門閉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稱絕句精品。最能表現他個性的則當數《送我入門來》《贈沙星士》《答西玄公啟》，“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將才”，“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并自稱“淮海豎儒”，“蓬門浪士”。
他的詩文詞賦曲藝術特色鮮明，成就卓著。在明代文壇絲毫不遜于“前后七子”、唐宋派諸大家。他的詩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詞則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頗“有秦少游之風”。小令、套數清新雋永、意蘊深長。恰如張綿也所評“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靡不出入其間，師兼眾長而不拘一格”，“在藝術風格上，有漢魏的古樸，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麗，也有元白的平易”（《漫說西游》）。
他在文論上又頗有建樹，論詩作文講究“情”“趣”。他在《留翁遺稿序》中道“是編所載，率多鄉國之應酬，山溪之吟詠，所謂什之一二者。然即觀之，則有見夫其情適，其趣長，其聲正，廟堂之冠冕，煙霞之色象，蓋兩得之；誠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豈與夫事聱牙而工藻繢者同日而語耶？”論詩說文講求“情”是中國文論的傳統，吳氏遵循文學創作規律顯而易見。而推崇“趣”則是當時的時代風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戲劇大家湯顯祖均把“趣”作為評價文章的標準。在文學創作上強調“情”、“趣”恰是針對當時文壇的復古主義之風，期望沖破復古擬古的牢籠，恢復文學創作的本性—“獨抒胸臆，不拘格套”。吳氏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驅同道，其意義決不僅限于此。他在《花草新編序》中說：“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藝不惟其類。麗則俱收，鄭衛可班于雅頌；洪纎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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