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圣元年，正月二十，太學。

    太學現在已然不同于以前，縱然依舊是世家子弟居多，但清理了那些來混資歷的，不學無術之徒，增加了不少寒門生員，加李清臣，沈括等人的多番整頓，太學逐漸向好，學研之風日濃。

    在一間學舍內，坐著三十多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不遠處，李清臣，沈括以及太學一干教授，博士。

    他們神情認真，專注，看著前面拿著書，認真講課的章惇。

    章惇滿臉嚴肅，不茍言笑，教課也是一字一句。

    這是當朝大相公的課堂，每個人都豎起耳朵，認真的聽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明德在于修身，身不正而人不行，人不行，綱紀崩，天地亂，圣人匪也……”

    章惇拿著書，站在前面，走幾步，念一段，而后加他的理解，朗聲而出。

    《大學》來自于春秋，是儒家經典，在座的無不熟讀，各有理解。但作為當朝大相公的理解，那就一種標桿了。

    章惇本身就學識淵博，是當世大家，但從他嘴里出來的，盡可能言簡意賅，并不是在專研經義，做道德文章，相對于務實。

    沈括坐在后排，他認真聽著，思索著。

    章惇是在講課，他的言談舉止，都在透露著他的施政思想，方向。

    太學的生員，現在都是經過嚴格的考核，精挑細選進來的，可以說，只要不出幺蛾子，他們的前途必然是一片光明。

    是以，他們格外認真，這是大相公，他的課不好好聽，好好學，留個好印象，不是作死嗎？

    章惇拿著書本，有些刻板的足足講了半個時辰，他放下課本，在教課小桌前坐下，道：“講完了，你們可以提問了。”

    大宋的講課，基本就是兩部分，老師先講，后面學生提問。

    眾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沒人開口。

    他們是新的一批學生，因為年假，很多人都回去了，留在京城，能被‘邀請’來聽課的并不多。

    好一會兒，終于有一個太學生，站起來，恭謹的問道：“大相公，學生想問關于朝政，不知可否？”

    不止是學生，哪怕李清臣，沈括都認真起來。

    從神宗的‘王安石變法發’，到元祐六年末的‘新黨新法’，再到而今逐漸成型的‘紹圣新政’，一路，都是備受爭議，甚至于，遭到了天下絕大部分人的反對與抨擊。

    趙煦讓章惇來講課，本身的目的就是宣傳‘紹圣新政’的方針大略，爭取支持。

    章惇看向他，道：“問。”

    這個學生穿著很樸素，還有不少補丁，但面容異常干凈，他有些緊張，還是抬著手，肅色道：“學生敢問大相公，‘紹圣新政’，能成功嗎？安石相公前車之鑒，您為何還堅持‘新法’？”

    李清臣看著這個學生，本來緊繃的臉色稍稍和緩。

    這個學生還算懂事，沒有問過于敏感的問題。

    沈括面色如常，這個學生問的，其實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王安石變法’，其實在神宗朝兩度罷相后就已經失敗了，神宗皇帝改元后，‘新法’便停滯不前，趨于崩壞。

    高太后垂簾聽政后，徹底廢除‘新法’，算是徹底終結。

    縱然‘新黨’再恨，再憤，在當今絕大部分人看來，高太后其實是收拾了殘局，穩住了大宋局勢，替‘新黨’擦了屁股。

    ‘新黨’反復，再次掌握朝堂，‘新法’演變成了‘紹圣新政’，要再次掀起轟轟烈烈的變法改革了。

    章惇面容嚴肅如常，點點頭，道：“你知道修黃河治理嗎？黃河泛濫千年，從古至今，歷朝歷代，從未停止治理，但從未成功，我朝也興師動眾，甚至于幾次易道，水患難解。治國與治河一樣，明知道苛政如虎，貪腐盈野，百姓生于水活，天下沸沸，正如黃河滾滾，濁浪拍空，隨時可能決堤，淹沒大地。我以及我的同僚們，要做的，并不是徹底功成，而是采取行動。‘紹圣新政’的真正意義在于作為！”

    這個年輕學生愣神，有些沒反應過來。

    他只是簡單的問了個問題，怎么就引出這么多。

    還有，大相公，好像沒回答他的問題吧？能不能成啊？

    沈括與身邊的一些太學的教授，博士對視一眼，輕輕點頭。

    其他學生也左右互看，有一個學生站起來，抬著手，道：“大相公，學生敢問一句，今日大相公推翻祖制，后人亦會推翻您，如此反復之下，江山動蕩，社稷不安，于國于民皆是大弊，為何大相公還是堅持如此？”

    這個問題，就尖銳了。

    李清臣，沈括都擰眉，一些教授，博士不安的挪動屁股。

    ‘祖制’涉及了太多東西，不單單是‘祖宗定制’那么簡單。

    祖制，依托于禮法，禮法之下，‘仁孝’字是核心，‘孝’是為人之本。

    連祖宗之法都能推翻，不就是‘不孝’？

    ‘不孝之人’，還是人嗎？

    章惇不以為忤，平靜的拿起茶杯喝茶。

    李清臣，與沈括等人靜候，心里在想著，換位，他們該怎么回答。

    ‘禮法’傳承久遠，最為根底的，就是‘周禮’。

    實際，禮法與現實有諸多沖突，就拿英宗皇帝的‘濮議之爭’來說，就是禮法與現實的沖突，最后被折中處理。

    但這種折中，只是政治的‘和解’，并不能真正解決禮法與現實的根本性沖突。

    在后世，大明朝還出現了‘大禮議’之爭，最終也是以嘉靖皇帝全面勝利告終，禮法屈從于權力。

    章惇喝了口茶，在眾目睽睽下，道：“這個問題，朝廷以及官家在不斷的向朝野解釋，解釋了不知道多少遍，但總有人問，不停的追問。作為當朝大相公，我不能不回答，那我就再回答一次。我不說什么時移事易，弊政當改這樣的話。你說，我們改祖宗，后人就要改我們，我同意。后人要改，一定要改。因為我們的‘新法’不是永世良方，治不了千秋之國。你說，一改就造成動蕩，為什么會造成動蕩？是什么人在動蕩江山？他們圖謀什么？換句話，我們現在在改革弊政，是什么人在阻止，什么人企圖動蕩？他們打著‘祖制’的幌子，是在維護江山社稷，還是在維護他們的榮華富貴？我們坐在這里，風雨不著，衣食無憂，這些是來自哪里？——民，，只有民。但他們開不了口，說不了話。”

    章惇說到這里，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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