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改變，越來越是明顯，連底層的老百姓也感覺到了變化，來自身邊的變化。

    報紙、銀行、郵政、圖書館、少英院、贍老堂……貨幣流通、道路運輸、文化教育……新名詞、新事物，總有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奢安叛賊被滅了，據(jù)說是幾個土目聯(lián)合起來反正歸降，并引領明軍攻寨拔城，擒殺安位等頭目。

    遼東已平了大半年，聽說又有幾個蒙古部落歸化大明，海外的湄公省還在招募移民，一年三熟的好地方……

    這些都是大事件，對老百姓的影響只是能夠安享太平的安心。而關系到自身或自家的，也有不少。

    村里開辦了學堂，還是免費的。誰家有孩子能夠通過小學畢業(yè)考試，便豁免丁稅。

    所謂的丁稅，又可稱為人頭稅，是歷代封建王朝除了田稅外，最主要的稅種。

    漢朝時便有了完善的丁稅制度，從七歲開始交稅，十五歲時便和成年人交一樣多的稅了，直到五十六歲才可以免除。

    考慮到古代的衛(wèi)生醫(yī)療水平，以及平均壽命，這個丁稅差不多交到死亡為止。

    到了明朝萬歷朝時，丁稅體系有所松動。但實際，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把人頭稅和田稅捆綁在一起，折成銀兩，計入田稅一并征收，并不是真正廢除。

    對于皇帝來說，先前是一直憋著勁要實行“攤丁入畝”的。但在反復思慮研究之后，才發(fā)現(xiàn)，清朝所謂的“永不加賦”只不過是個幌子。

    而歷史明朝末期的“橫征暴斂”，有其實際的困難和無奈，可追根究底，卻是“苛農寬商”和吏治的問題。

    歷史的明朝官員以抵制為榮，靠抗稅來收攬民心、培植聲望，尤其是江南地區(qū)，再重的稅派，都給打了折扣。

    對于明朝官員來說，抗稅的風險太低，大不了罷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紅了，簡直比后世的炒作效果還好。

    官員和鄉(xiāng)紳富豪勾結，沆瀣一氣，抗稅、拖欠成為慣用手段，損公肥私反倒成了為民抗命的好官。

    可從天啟三年開始，這些從宣德年間便開始的積弊便逐漸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給掃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計算一下，幾年來，被嚴懲抄家流放的官員士紳有多少？

    大到朝堂的一二品，小到鄉(xiāng)村的地主豪紳，頭一兩年說殺個人頭滾滾，也不為過。

    賦稅能如數(shù)征收了，侵占隱冒的土地被清理出來了，“苛農寬商”的弊政被逐漸扭轉了，國家財政也寬松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于實行“攤丁入畝”了。在他心中，開始醞釀廢除人頭稅的驚人之舉。

    只不過，在廢除之前，把豁免丁稅作為鼓勵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卻還有著很大的利用價值。

    遼餉不征了，練餉、剿餉更不必再出現(xiàn)了。

    最主要的是，在嚴刑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許多，老百姓的負擔不重，皇帝也想著別把施恩一下子到位，總要留出些空間。

    當然，遼東重建、海軍擴充等等，依然還使朝廷的財政不是那么寬松，多收些錢，又不會逼得百姓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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