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聽濤閣，李笠借著煤氣燈的光照，仔細點看著一卷書。
此書名為《齊律》，即北邊齊國的國家法典，李笠看得很認真，仿佛一個法學類專業畢業生在備考，為即將到來的司法考試做準備。
書中記載的名詞（罪名），當然是要記住的，譬如，何為“重罪十條”？
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
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反逆，即叛逆、謀反；大逆，即危害君父、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
惡逆，即毆打、謀殺尊親屬，譬如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不道，即違反人道的兇殘殺人，譬如殺一家三口（父母子女），也就是滅門；
不義，指部下及百姓殺死郡縣官吏，或丈夫死去而妻子匿不舉哀之行為；
內亂，指的是親屬間亂那什么。
李笠看到這里，想到一個成語：十惡不赦。
十惡不赦，是很常用的成語，形容一個人罪大惡極，但是李笠發現，“十惡”的說法，在這個時代還沒出現。
所以當他和人閑談時脫口而出“十惡不赦”的時候，對方很驚訝的問：“何謂十惡？”
他這才意識到，這個時代，沒有“十惡”的說法。
然而，等他看過去年才編撰完成的《齊律》，看到了其中的“重罪十條”，才意識到，或許，這就是“十惡”說法的起源。
李笠仔細研究了一下《齊律》，發現比起梁國律法，以及之前歷朝歷代的律法，感覺“進步”許多，也更貼近現實許多。
又聽祖珽的介紹，以及一直以來收集的信息，他大概了解了《齊律》的編撰過程。
元魏自六鎮之亂后，局勢動蕩，后來分為東西二魏。
高澄、高洋兄弟執掌魏國（東魏）大權期間，基于政治需求（敲打尾大不掉、驕橫跋扈的武勛、以及腐敗成風的官場風氣），極其強調“法制”。
高澄執政期間，以“刑罰嚴明”著稱，高洋執政、稱帝后（前期），“刑政尚新、吏皆奉法”，官場氣象為之一新。
高澄、高洋所用律法，以魏國《太和律》為主，《麟趾格》為輔。
但是，《太和律》已經不合時宜，而《麟趾格》是隨修訂、隨實施、隨改進的臨時法規，長期積累，容易造成刑法不一，各條例相互矛盾。
于是高洋便組織有識之士，修訂《齊律》。
因為河北多有精通刑名之學的家族，且魏國一直就有重視法典編撰的風氣，所以，《齊律》的“編輯組”，人才濟濟。
花了十余年，直到去年，《齊律》才編撰完畢。
一直關注“法制建設”的李笠，弄來全套《齊律》，讓“專家”進行研究，自己也抽空研讀，仔細看過，認為確實是不錯的法典。
《齊律》比起同期各國法典，以及之前歷代律法，有很大進步。
首先，提出了“重罪十條”的概念，將儒家倫理綱常禮教引入刑事法律內容，推動了禮與律的進一步融合。
其次，《齊律》篇目共十二篇，共計九百四十九條，涵蓋范圍廣，條例很細。
十二篇，即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
其中，《名例律》為總則篇目，“名例”二字，源自《晉律》中的《刑名》和《法例》，《齊律》將《刑名》和《法例》合為《名例》。
《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突出了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
李笠不是法學專業生，也不太懂法學，但看了《齊律》的這個結構（《名例》總則），覺得很合理，也很順眼。
其三，《齊律》確定的“五刑”：死、流、徒、鞭、杖，李笠覺得很合理。
李笠品嘗過梁國那很有特色的“測罰”之刑：將不招供者強行斷食多日，以饑餓來逼迫囚犯招供。
他覺得南朝律法中，許多奇葩刑罰手段，真的該取消了，或者，嚴格限制使用范圍，不能濫用。
與此同時，《齊律》相比他國法典，優點是“明審簡要”，并不繁雜，李笠覺得，這部法典，是自魏晉以來，最好的一部法典。
是一部“良法”，凝結了河北“法學界專家”們的多年心血。
那么，楚國的《楚律》（暫定名）的修訂，應該借鑒《齊律》，
這沒什么不好意思的，別人的優點，要學，只有這樣，國家各方面才會進步。
但是，光有“良法”還不夠。
制定一部“良法”，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
可若做不到“有法必依”，那么，再好的“良法”，也只能是“白給”。
以北邊的齊國為例，高洋重視“法制建設”，但實際實行起來，卻很驚悚：高洋根本就沒有“法制精神”。
有一件事，讓李笠印象深刻：
天保末年（五年多以前），大臣崔暹去世，高洋撫靈而哭。
后來，某日，高洋在宮里碰見入宮的侄女樂安公主，樂安公主為崔暹兒婦，高洋便問侄女，在崔家過得如何。
侄女說，還好，只是“阿家”（婆婆）李氏（崔暹遺孀）對她不好。
樂安公主的抱怨，大概是基于婆媳間矛盾的常見抱怨，而高洋聽了，便將李氏召入宮中，殺掉，棄尸漳水。
這種殘暴的行徑，李笠知道后，覺得匪夷所思：你之前給崔暹哭靈，現在隨隨便便就將其遺孀給砍了，什么意思？
而且，殺人不走司法程序，連個罪名都懶得找，說殺就殺，像是殺條流浪狗。
連罪名都沒有，為了侄女的一句抱怨，就把人砍了，說好的說好的法制呢？說好的司法程序呢？
大齊國的法制，就這？
就算給侄女出氣，殺人什么意思？你讓侄女如何與駙馬相處？
因為公主的一句話，駙馬就沒了母親，母親還被棄尸漳水，可謂死無葬身之地，殺母之仇，駙馬必然把公主當做仇人。
即便畏懼權勢，駙馬不敢和公主離婚，可這日子也過不下去了。
所以，碰上這種帶頭違法的皇帝，法制的尊嚴在哪里？
現在，齊國的《齊律》出來了，可皇帝..太上皇高湛在干什么？
成日里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國事交給佞臣處置，朝政烏煙瘴氣，光有一部良法，頂什么用？
李笠看著手中的《齊律》，只覺遺憾：多好的一部法典，可惜了，碰上不靠譜的皇帝。
毫無疑問，所謂的“法制”，不過是帝王的夜壺，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扔到角落。
所以，法制，是對百姓用的，對于官員，法制該怎么用，得看具體情況，也就是“選擇性執法”。
以梁國為例，梁武帝寬縱宗室、高門士族，所以，梁國的律法對權貴很寬松，權貴子弟當街搶劫殺人，屁事沒有。
但對于百姓，卻十分苛刻，百姓稍微犯錯，就極易落得全家服苦役、生不如死的下場。
李笠放下手中書本，思索起來。
他組織人手編制《楚律》，目的是什么？
是為了有法（良法）可依，不是為了裝點門面，有了一部良法，加上相對公正的司法體系，就有了新朝的法制。
即便封建王朝時代的法制，和現代社會的法制有距離，但是，新朝的法制，就該有法制的樣子。
他若想讓百姓意識到，新朝和前朝的不同，意識到新朝的“好”，那么，法制的好壞，就能讓百姓有最直觀的感受。
而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提刑司，表現好壞與否，就能左右人們對新朝的信心。
所以，這種時候，就需要“大楚提刑官”們站出來，成為百姓頭頂的一片片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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