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離于畢，將有大雨。 rg

    李從珂由星相觀天象，兼燕薔薇夢中所見，雖仍不能算作正式的星相師，但這一夜之間也是初窺門徑，滲入其道，而非最糟糕的一竅不通。

    只是初窺門徑，既登不得堂，亦入不得室，觀星月知風雨，知的僅是風雨欲來，并不知風雨具體何時能來。

    況且一人之眼不代表眾生之眼，一城之地不代表一國之地，即便天水城真的在某一天某一刻迎來天河之水的無情洗禮，暴力灌溉，其余應當受到陽光照拂的州縣城鎮(zhèn)依舊會風和日麗，天朗氣清，不會受到多少影響。

    那是千百年來因果牽連都難以扭轉(zhuǎn)的現(xiàn)象。

    只因佛家所謂因果，要么被天道所截，一直不應，偶然應了，多半也是在生命與生命之間進行。

    沙州，敦煌。

    一個地方，在不同的時代，總有不同的叫法，或由州成郡，或由郡成縣，抑或逆行倒施，升降之間，改頭換面，如此一來，能留存下的無疑是大浪淘沙后所剩的珍稀精華，長年累月為世人津津樂道，心生向往。

    恰如古神伏羲之于秦州天水，早在《史記》《漢書》等古籍中便有提及的敦煌，亦有種種傳，崇高信仰，集佛教文化之大成。

    一佛一道，一河一隴。

    若按佛道一體的法來看，河西與隴西似乎也能結(jié)成一家。

    事實上，多數(shù)人提及這兩個地方時，的確有將河隴連在一起讀的習慣，然而兩片區(qū)域雖都不乏邊關(guān)要塞，具備極高的戰(zhàn)略價值和意義，相較于隴西片區(qū)，河西的經(jīng)歷無疑更加跌宕起伏，充滿轉(zhuǎn)折。

    夏商周時，敦煌尚屬古瓜州的范圍，有三苗后裔，號為羌戎的族群在此地游牧定居。

    到了戰(zhàn)國時期，敦煌一帶又涌現(xiàn)出大月氏人、烏孫人以及塞種人，起初是三族與原來的羌戎共存，后來大月氏強勢崛起，羌戎被其兼并，烏孫人與塞種人被驅(qū)逐出境，一時間河西片區(qū)大月氏風頭無二。

    無奈好景不長，西漢初年，同樣靠游牧為生的匈奴人開始大肆入侵河西，迫使大月氏人西遷至兩河流域，是時整個河西走廊皆為匈奴領(lǐng)地。如此局面，一直到漢武帝建元二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lián)絡大月氏、烏孫等部內(nèi)外夾擊匈奴，才得到改觀。

    不久后，絲綢之路應運而生，自長安起，經(jīng)河西走廊到敦煌，繼出玉門關(guān)和陽關(guān)，沿昆侖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南北二線。南線以敦煌為起點，經(jīng)樓蘭蔥嶺而到安息，北線亦由敦煌起，卻經(jīng)高昌、龜茲、蔥嶺而至大宛。

    正是自那時起，敦煌成為中西交通的咽喉鎖鑰，疆域遼闊，西至龍勒陽關(guān)，東到淵泉，北達伊吾，南連西羌。

    兩漢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片區(qū)較之往昔的繁榮鼎盛，明顯有很大不如，其中很大一個原因便是因為其中動亂太過頻繁，匆匆百十年間，河西地域竟先后建立了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quán)，改朝換代速度之快，已不亞于雨后春筍急冒！

    即便李暠建西涼而稱王時，首開先例，以敦煌為國都，使涼州境成為北部政治文化中心，短時間內(nèi)也依舊無法抹去常年刀兵四起，戰(zhàn)火燎原所帶來的一系列惡劣影響。

    但若與群雄爭相逐鹿的中原相比，河西反倒顯得相對穩(wěn)定，自五胡亂華起，便不乏逃往河西避難的中原百姓，其中甚至還包括一些當世大儒。儒術(shù)的傳入，對生活在河西片區(qū)的人們影響不可謂，與佛法相比，卻也不可稱大。

    河西佛法之盛，以敦煌為最，乃佛教東傳的通道和門戶，稱其為中心也不為過。前秦建元二年，樂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開石窟供佛，即赫赫有名的莫高窟，盡顯河西人民對佛法與佛教的尊崇。

    只是人尊佛，人敬佛，欲以香火錢求福祿功德，并非何時何地都能得償所愿，很多時候，甚至連基的性命都得不到保障。

    王朝由人所建，興衰即是生死，無非一人與千萬人之別，自然也逃不開那宛若宿命的定論。

    想前秦盛極之時勢何其大？！

    先滅前燕，后滅前涼，東極滄海，西并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各國遣使來議，中原版圖盡為前秦之下，唯獨偏安一隅的東晉與其對峙。

    最終還不是落得個后秦殺帝，西秦滅太子，國破山河覆的可悲下場。

    十六國后，南北分治，北周滅北齊，北方復而大定，只差南下便可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無奈武帝宇文邕大業(yè)未成身先亡，幼主暗弱，無控權(quán)臣之能，大好江山終為楊堅所得。

    隋文帝同樣崇信佛教，曾幾次下詔各州建造舍利塔，詔命遠至敦煌，于莫高窟中另行開窟數(shù)十余，皆規(guī)模宏大，技藝精湛。

    文帝崩后煬帝即位，初時國力鼎盛，后期卻是大亂，東突厥趁勢崛起，大業(yè)十三年七月，武威郡鷹揚府司馬李軌舉兵反隋，占領(lǐng)包括敦煌在內(nèi)的河西，復于涼地建涼國，定都姑臧，建元安樂，歸附于東突厥。

    直至武德二年，李軌方才被唐高祖李淵剿滅。

    太宗貞觀十九年，高僧玄奘從天竺取經(jīng)返回，經(jīng)敦煌回到長安，河西復定，佛法再興。

    玄宗朝時安史之亂爆發(fā)，唐王朝整體國力由盛轉(zhuǎn)衰，吐蕃乘虛攻占河西隴右。建中二年沙州陷于吐蕃，緊接著河西各州鎮(zhèn)相繼淪陷，一陷便長達數(shù)十年之久，唐軍數(shù)次征伐皆無功而返。

    直至宣宗年間，漢人張議潮率眾組成歸義軍，與吐蕃鏖戰(zhàn)，方才收復瓜州、沙州、西州等地，因其功高蓋世，特領(lǐng)河西十一州節(jié)度管內(nèi)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西萬戶侯等職。

    咸通十三年，張議潮于長安逝世，河西格局再易，起初是由其侄張淮深盡力經(jīng)營，不料后來張議潮之婿，時任沙州刺史的索勛突然發(fā)動政變，自立節(jié)度使，幾乎將張淮深及其兄弟妻妾斬盡殺絕。

    正是此舉，一度讓李明振夫婦嚴重不滿，憂慮之下，率先發(fā)難，縝密謀劃之下，終率將士誅殺索勛，改為擁立張議潮之孫張承奉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

    光化三年，張承奉得到唐昭宗的認可，被朝廷正式任命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兼敦煌刺史，另領(lǐng)諸多爵位，暫不述之。

    只因再好的東西，多了就顯得繁雜瑣碎，恰如再美的人，終日觀賞也會心生厭倦。

    爵位雖厚，人心依舊涼薄，不復古風，如此，守著虛名，又有何用？

    到頭來皆是一場空罷了。

    一間沒有佛像的“空寺”，一個缺乏真心的“空人”。

    兩兩相對，寂靜無聲。

    他環(huán)顧了這間寺廟許久，仍是不知那尊該背靠金**日結(jié)跏趺坐于此，享受來自四方信佛者的崇拜和祭祀的佛像是在何時被移去的，而想來這間寺廟，也不會因為昔年佛法佛經(jīng)的洗禮，在他踏入廟門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的真心是在何時如殘花敗絮般走向凋零。

    入空寺，如遁空門，即便缺乏真心，七情六欲這幾字，也不是斬斷就能斬斷的，否則怎會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類的辭？

    他望著空寺，莫名發(fā)笑，隨后習慣性地整理起發(fā)帶衣襟，明知白衣之上無纖塵，仍是探指彈去，如觸琴弦，臉上的神色，對聲音的把握，與年輕時如出一轍。

    但他確已是中年。

    無論生理還是心理，都回不到少年的中年。

    “三光昨來轉(zhuǎn)精耀，六郡盡道似堯時。”

    “田地今年別滋潤，家園果樹似玉脂。”

    “河中現(xiàn)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滿百渠。”

    “必定豐熟是物賤，休兵罷甲讀文書。”

    寺中念詩，寥寥五十六字，經(jīng)他口出，卻比五十六名僧人同時誦念佛經(jīng)還要響徹洪亮，將空寺作空谷，引出回聲。

    詩不同于經(jīng)，詩可成經(jīng)，經(jīng)則未必可成詩，況且經(jīng)文晦澀，常常入人耳卻入不得人心，縱使奏效，也多是念經(jīng)者自身收益，十人之中存一二聽眾已是難能可貴，知己二字干脆莫提。

    正因如此，誦經(jīng)者有無知己顯得次要許多，但念詩者，總要有知己在旁，才能最大程度發(fā)掘詩的意義和魅力。

    只是無佛像僧人的空寺之中，有他一人在此便屬不易，同樣的時刻，這里難道還會有第二人？

    地上驟然出現(xiàn)的一枚落石成了答案。

    “怎么，嫌我念得不好，忍不住扔石子了？準頭有點欠缺啊，蘭姑。”

    “落石亦落子，總會有偏差的時候。”

    廟門未開，側(cè)窗也無聲響。

    一縷幽香憑空來，開蘭花，化人形。

    青天白日，佛門古剎，若見鬼魅精怪。

    瞧見此幕，白衣男子卻只淡笑道：“原來空寺也有幽蘭。”

    PS：此章介紹性的東西較多，乍看之下會顯得繁瑣復雜了些，尤其是隋唐之前的河西歷史也介紹了些，跨度較遠，不過考慮到過渡和流暢感，還是這么寫了。細讀的話會發(fā)現(xiàn)這并非簡單的摘取史料，更非生搬硬套。另外，還是那句話，對劇情有看法和建議的，歡迎在評論區(qū)踴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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