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九江可能丟失的巨大恐懼，寧南侯左良玉立即決定，現在要壯士斷腕，以求自保了。

    他急急下令，讓駐守廬州府的金聲桓部，再不要與唐軍第六鎮兵馬硬抗，而是全軍立即突圍出城，西撤到湖廣的黃州府，以麻城為據點，確保唐軍第六鎮兵馬不得繼續西進。

    而駐守安慶府的王德仁部，則全軍退至安慶與湖廣交境的宿松城，從而縮束戰線，并以雷水與雷池湖為憑依，抵擋唐軍西攻。

    左良玉這般安排，相當是主動放棄了南直隸的最后二府廬州府與安慶府，從而讓駐守麻城的金聲桓部、駐守宿松的王德仁部，駐守九江的郝效忠部，這三部兵馬，能互為犄角，一道守衛湖廣邊境，以確保自家的基本盤，不至丟失。

    左良玉這般倉皇應對，倒是讓唐軍第六鎮兵馬，基本不戰而獲廬州與安慶二府，至此，整個南直隸，終于近乎完整地落入李嘯手中。

    而金聲桓部在全軍突圍之時，不得不與圍城的唐軍狠狠地打了一場，最終，在付出了近半人員傷亡或被俘的慘重代價之后，他們總算逃出生天，一路退至麻城。

    讓左良玉沒想到的是，到了現在，唐軍卻并不急于來攻打他，反而是在劉澤涵部兵馬進入江西后，又開始了新的作戰計劃。

    左良玉惱火地發現，唐軍只是讓黃得功部兵力，全力集中圍堵九江城，劉澤涵的三營兵馬，則是兵分兩部，一部一營兵馬直抵南昌府的寧州，以威脅左良玉的湖廣下部，讓其不敢再抽調兵力去入援最東邊的三部兵馬。

    另外二營，則是繼續南下，分別收復了吉安府與建昌府，以互為犄角之勢，威脅鄭芝龍部所在贛州府。

    唐軍這般部署，完全出乎了左良玉預料。只不過，現在南直隸的廬州府與安慶府兩地，以及除了九江城外的整個江西北部，皆已失去，悔之何及！

    至此，李嘯當日的作戰計劃，全部得以實現，尤其是現在隨著兩鎮兵馬進軍江西，讓整個江西僅有九江城與贛州府尚在敵手，其余地界，皆是唐軍地盤，這一作戰成果，大大超出預期，讓李嘯十分滿意。

    按李嘯的戰略構想，到現在為止，主要戰役基本結束，唐軍與左良玉部及鄭芝龍部，重新形成了新的對峙之勢。

    這個暫時停歇的態勢，當然是唐軍主動造成并控制。之所以暫停進攻，是因為李嘯考慮到，如果自已再繼續用力追擊左良玉或鄭芝龍部，會導致戰線拉得太長，兵力亦有不敷使用之嫌，而且就連后勤補給也不一定跟得上。

    萬一不能速勝，而與左良玉或鄭芝龍打成膠著之態，那么，諸如流寇、韃子還有那在四川盆地的張獻忠部，極可能皆會蠢蠢欲動，侵擾自已地盤邊境，這樣的話，唐軍沒有足夠的兵力回防，如何應對這些外寇的進攻，將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之事。

    因此，在唐軍已然得到了明朝最精華部分的土地之后，暫緩與各方交戰，全力消化吸收這些新得地盤，當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現在，這明末江南最為嚴重，也最為迫切要改造的問題是什么呢？

    李嘯認為，最嚴重也最迫切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土地兼并嚴重，二是流民及失業者數量極多。

    先來大致說說明末土地兼并的情況。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瘋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數的農民相繼失掉土地。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幾十家佃戶。而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諸如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等地的絕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侵占。

    一般地主豪紳通過豪奪巧取，“求田問舍而無所底止”。江南的縉紳富室占田少者數百畝，多者數千畝，乃至萬畝。河南的縉紳富室，占田少者五、七萬畝，多者至十余萬畝鄭廉豫變紀略卷二。

    這樣的情況，在這富饒的江南之地，情況則是更加嚴重。并且這種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帶，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土地兼并模式。

    這種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強大族，占據一個地方，然后排擠非族內人，將非族內人土地霸占，形成一個地區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記載的許多名門望族，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確立了某一族在一個地方立足。這也是為什么，在南方地區，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個姓氏的原因。因為那些沒有勢力的小門小族，都被當地的一戶大族，用各種方式給擠兌走了。

    但江南一帶，卻并沒有發生象西北一帶一樣，因為大規模的天災而導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這又是為什么呢？

    這時因為，在以江南為代表的富庶地區，大量破產農民迫于生計離開土地，轉投臨近的工商業中心成為新的雇工群體，從而以此方式，暫時解決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問題。

    而在西北地區，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帶要嚴重得多。

    西北地區的土地兼并后，雖然程度沒有江浙一帶的嚴重，但破壞性卻更強，就在于西北地區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區因為自然災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區的經濟和環境，卻沒辦法給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活路，從而創造了大量流民。這些流民，沒有土地，西北地區又無其他經濟，流民為了活下去，只得給地主當傭農，但傭農的數量始終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農民往往只能選擇落草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這無疑會給整個國家，造成深重的災難與悲劇。

    所以，土地兼并這種事，在中國不同地區引發的后果都不是一樣的，絕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況，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帶的土地兼并，從某種意義說起來，其實對整個市井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從事于商賈技藝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齋叢說：“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眾則力本者少，異端甚則務農者稀。，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為逐藝而食猶可以為茍且求全之計。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也。”

    蘇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鎮者十之三四，散處鄉村者十之一二。”

    而據大量的明史資料記載，整個江南地區，農業人口從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漸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工人口。

    而隨著市井社會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的那早期雛形的資本主義，就對整個世界造成了極其強大的沖擊力。這一點，就連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資料，都不覺驚到了。

    這些資料，來自樊樹志的晚明史。

    “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

    “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

    “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

    “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

    這樣只處于萌芽狀態，依然極其幼稚與不穩固，卻已給當然的世界經濟秩序，造成了這般強力的沖擊與影響，可見這江南一帶，發展商品經濟的潛力有多大，將來可達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開始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給社會帶來的勃勃生機與嶄新力量相比，那所謂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間，“盛世滋丁，永不加賦”，被后來的韃粉鼓吹為曠古絕世的巨大成就，只是，這歷史中的真實含義，真的如他們所說嗎？

    非也。

    因為，所謂的永不加賦，是指只征收固定人頭稅，然后把收稅的重點集中到田稅上。

    這真的是仁政嗎？為何到了現在大多數國家都要交納個人所得稅，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實，此策實際上是社會大倒退，是把人口與土地嚴格的綁定起來的殘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為了所謂的政績與治功，不得不竭力壓制一切新生的經濟力量，而把盡可能多的人口，轉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極力壓制無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間。這種愚昧而落伍的殘酷做法，與同時代歐洲的圈地運動，迫使農民進城務工，讓整個國家轉變為工業化社會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這種做法，僅僅是出于要對社會強力管控，防止社會出現清廷無法控制的不良因素，從而人為大幅縮減了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讓治下百姓只有從事農業才能生活，這樣鼠目寸光，無視時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對明朝的經濟體系，無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說，有清一代，是從士農工商各司其職的中國傳統職業安排，通過強力的人為手段，變成了僅有士農兩個行業，讓中國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業國，徹底滅絕了工業化的希望。最終在一百多年后，讓中國遭受了數千年未有的戰敗與屈辱，擁有了那一段噩夢一般，充滿了彈孔與血淚的歷史。

    行文至此，估計很多讀者會問，那么，照這么說，既然江南一帶的土地兼并對社會有這般促進作用，那作為實際統治的李嘯，就可以對江浙一帶的土地兼并放縱不管，任其自流了嗎？

    當然不行。

    因為，江浙一帶，雖然土地兼并問題不嚴重，雖然沒有太多的流民問題，卻有很嚴重的個問題。

    那就是，江南一帶的財稅，基本上處于收不上來的狀態。

    為什么會收不上來呢？

    因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紳階級手中，而他們可憑借自己的特權和法律的漏洞，大規模的集體逃稅漏稅。整個江南一帶，積欠的稅賦，多達幾十年之久，讓整個國家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虧空，這個問題，無疑是相當的觸目驚心。

    大明朝的滅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這一條，這種說法，并沒有問題。可大明朝滅亡的根源就在于，過于嚴重的土地兼并，讓國家在喪失了大量的財稅收入后，已徹底摧毀了王朝的內部結構。

    而財政的捉襟見肘，也決定了明朝無法從制度上，建立足夠抵御外侮，鎮壓起義的軍隊。導致無論是外患還是民變，都是不斷壯大，無法遏制，這也更加惡化中央的財政。

    到了這一步，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嚴重失血，同時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個身體對外界的侵襲，已然沒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個小小的外在傷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這對于國家與民族來說，真是巨大的悲劇。

    對于這樣的情況，來自后世的李嘯，自是洞若觀火，了然于心。

    所以，他絕不允許，在自已的統治范圍內，還繼續讓這樣畸形的社會模式，再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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