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蘇軍俘虜（中篇）張寶同

    “我曾多次想到過我會在戰斗中立功受獎，成為英雄；也曾想過如果我在戰場上犧牲了，成為烈士，就讓父母家人光榮，卻從沒想到過我會被蘇軍俘虜。即使我如果想到我會被蘇軍俘虜，我肯定會以引爆最后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但是，戰場的結局誰也不會知曉。它往往會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現在你的眼前，讓你驚異和意外，卻也讓你沮喪和無奈。

    我是在無名高地上被蘇軍炮彈掀起的一塊石頭砸在了頭上，當場就昏迷過去了。不知是什么時候，我腦子似乎有些知覺了，眼前還是雙方激戰的情景，感覺自己還在無名高地上進行戰斗。漸漸地，我聽到了巨大的機器引擎的聲音，而且感到整個身體都在震動。我

    用力地睜開眼睛時，卻吃驚地發現我正在被人從直升飛機上抬下來，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著大蓋帽的蘇軍士兵。蘇聯人把抬我的擔架放在了站臺上，站臺的兩邊就是鐵道。蘇軍人在用俄語嘰哩呱啦地著什么，我一點都聽不懂。這時，我才清醒過來：我是被蘇聯俘虜了。

    我渾身痛得厲害，特別是嘴角和面部，還有右邊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著挑著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還有右胸部都負了傷，鮮血已經把我穿著的四層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時分，天氣異常地炎熱，熱得我都有些喘不過來氣了，熱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煙了。

    于是，我就對旁邊站著的蘇軍士兵，‘同志，給我喝點水。’我的話剛落音，就聽旁邊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氣掙扎著對我。，‘別叫他們同志，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我一聽這話，才發現對我話的是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的攝像記者溫炳林。他腰部貫穿，傷得很重，渾身是血，但他的腦子依然清楚。聽著這話，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敵我不分，把蘇修敵人稱為同志？

    在我們的旁邊還有兩位被蘇聯人抬著的傷員：一位是裴映章，這位38歲的副站長傷勢最重，脖子被子彈貫穿，渾身已被鮮血浸透，但他始終沒有發出一點聲音。還有一位是老兵景長雄，他的腦部傷勢嚴重，不停地喊著‘水、水、水’，顯然，他已處在半昏迷狀態。

    蘇軍士兵用一個杯子給我端來了水，扶起我要讓我喝水。我實在是干渴極了，嘴唇上都干得脫著皮，喉嚨眼干得話都不出來了。可是，溫大哥剛才的話在我耳邊回響著。我想到了《紅巖》中的江姐和許云峰那堅強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緊閉著嘴，堅決不喝敵人的水。

    溫記者見我不喝敵人的水，就一邊劇烈地呵漱著，一邊用表揚的口氣對著我，‘伙子，好樣的。堅持住，要和蘇修斗爭到底！勝利是屬于我們的。’我對這位比我大十歲的溫記者十分敬佩，覺得人家的思想覺悟就是高，革命立場就是堅定，我要向他學習。我就用堅定的口氣回答著，‘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蘇修斗爭到底。’

    不一會，來了一趟列車，我們就被抬到了火車上。被抬上列車的還有幾十名蘇軍的傷兵。火車在無邊無際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駛著。我也在暈暈乎乎的昏迷中沉睡著。我渾身疼痛，不能動彈，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傷痛更加痛苦。我真沒想到我會被俘，而且，沒有以與敵人同歸于盡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遺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則，要是還讓我活著，讓我拿什么臉面去見我的戰友和親人？

    火車咣當咣當地在沒日沒夜地開動著，好象永遠也到不了終點似地。不知過了多久，列車終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戰友，還有幾十名蘇軍傷員一起被從列車上抬了下來，又抬上了軍車。軍車把我們拉到附近野戰機場，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飛機。直升飛機一直飛了大約一個來時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們與蘇軍傷員一起被軍車送到了一家很大的醫院。

    到了醫院大門口時，車停住了。車窗外面，人們把醫院的大口圍得水泄不通，喊著叫著，十分混亂。人群中還有許多拿著相機和攝影器材的記者，他們擋住了軍車，要看我們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驅散了，車進到了醫院。

    我們從車上被抬下來，看到醫院的大廳和走道上擠滿了記者。他們拿著相機要給我拍照。我用手捂著臉，不讓他們拍照。進到醫院，我被抬進到一間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兩張病床，病床中間有一張桌子。有個蘇聯軍人就坐在桌邊在看守著我。

    進到病房，人還沒離開擔架，幾個軍人和女護士，就來脫我身上的軍服。可是，軍服上早就讓血浸透，經過長時間的凝固，已經變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緊，特別是右胸部有傷的地方，衣服和傷口已經緊緊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難脫。于是，那幾個女護士就用剪子開始絞我的軍裝。我想阻攔，可是，我渾身沒有一點力氣，甚至連話的氣力都沒有，只能無奈地看著他們把我的軍服齊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條，讓我整個身上只剩下了一條短褲。然后，他們拿出了一套病號服讓我穿。可我并不知道這是病號服，以為是蘇聯人要我穿他們的衣服，就掙扎著鬧騰著不肯穿。他們見我死活不肯穿，沒有辦法，就把我抬著放在了病床上。

    接著，就有一大幫男男女女的記者進到我的病房，有的拿著相機，有的拿著錄音機，還有人拿著鋼筆和子，幾乎把病房擠得滿滿的。還沒等我看清他們，就有人對我打起了閃光燈。我一見來了這多的記者，心里一驚，心想我現在是蘇軍的俘虜，如果我這又瘦又，臉面有傷，紅腫變形的樣子讓他們拍照下來，登在報紙上，那該給中國的邊防軍人丟多大的臉，太有損國家的尊嚴和軍威。于是，我當即把頭鉆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頭蒙起來，不讓他們拍照。那些記者見我這樣，在病房里呆了一會，便離開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年齡大一些的蘇軍士兵，象是他們的一個班長，大個子，一臉的兇相。這天上午，他拿來幾張報紙讓我看。報紙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報紙上有幾副照片。照片上是蘇軍繳獲我軍的沖鋒槍、子彈、手榴彈和反坦克武器，還有**語錄、手電筒、電臺、公文包和我邊防戰士的合影留念，甚至還有二十多具遺體。

    看到這些，我知道這是和我一起在無望高地上一起戰斗的戰友，心里非常難過。這時，那個大個子蘇軍指著照片口氣很強在質問著我。我雖然聽不懂他的話，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懷好意，用這些照片在指責我，質問著我。我想對他這是你們蘇聯人在欺騙世界人民。可是，我不會俄語，而他又聽不懂漢語，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煩很厭惡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臉轉向一邊，不想理他。

    可他見我不但不理他，還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著我的頭，對我大聲吼叫起來。我惱了，沖著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臉上，他也惱了，照著我的臉上就是幾拳。因為我才從昏迷狀態醒來不久，滿身傷痛，渾身無力，沒法還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盡力氣大聲罵道，‘你個狗日的，俄國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剛醒來，就聽有人朝我喊道，‘袁國孝’。我心里一陣激動，想著是誰在喊我呢？可是，我見病房里沒有其他人，只有那大個子蘇軍坐在我對面的桌旁，在朝著我看著。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國孝？但我猛然就想起來了，我的**語錄的扉頁上有李連祥寫的‘向袁國孝學習’的字。那是他聽我在巡邏時對蘇軍毫不畏懼的行為時，在上面寫了這樣的字。

    顯然，俄國毛子想用這種辦法在打探我的真實姓名，真是癡心妄想。我做出沒聽見的樣子，繼續把臉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見我沒反應，就走到我的面前對我大聲地喊道，‘袁國孝’。我朝他很蔑視地看了一眼，然后轉過身來，不去理他。他顯得沒趣，朝我吼了兩聲，就走開了。

    不一會，個子看守來換班，給我把飯端了過來，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來吃飯。送來的是米飯和炒土豆炒洋蔥。這和我們在邊防站吃的飯菜差不多，只是我們在吃米飯時都會有一碗菜湯。可是，我聽蘇聯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飯。可他們怎么給我送的是米飯和炒菜？

    因為這個子蘇軍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對我好象挺和氣，有事沒事老是找著要跟我話。可是，我還是不太理他，因為我怕他是在引誘我，想通過跟我套近乎來收買我，好從我這里刺探情報。

    等我吃完飯，他拿來了一張俄國姑娘的照片讓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輕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個冬妮婭。他一邊指著照片，一邊眉飛色舞地對我講著什么。因為我聽不懂他的話，就以為他是在對我使用美人計。因為我聽蘇聯克格勃最善長使用美人計來腐蝕拉攏人。所以，我連理都沒理他，便把臉轉向一邊。搞得他好是沒趣。

    這天下午，我正在朝著天花板呆呆地看著，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對我邊打著手勢，邊對我著什么。可我不知道他啥，也就沒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門被一幫人沖開了，我一看又是記者們來了。馬上明白剛才他是在向我報信呢。我趕忙鉆進被子里，把頭一蒙，搞得那些記者還是沒辦法。通過這事，我對個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對他愛理不理的。因為我要時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為他對我好一點，就喪失革命立場。

    但是，那天我正睡著覺，就進來了一些記者。我聽到動靜一睜開眼，看見有人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我想我這樣瘦，臉上還貼著紗布，讓他們拍照了登在報紙上，會損于我們七億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趕忙用手把臉捂著，不讓他們照。他們見我不讓拍照，就用中國話對我問話。

    一個日人對我，‘你不是個軍人，你是紅衛兵。’我不想理示他，可聽他這話，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則，就是默認。我毫不客氣地反問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軍人，是紅衛兵？’他，‘你才只有十幾歲，還不到當兵的年齡。’我指著那個蘇軍個子看守對他，‘你問他，看我是軍人還是紅衛兵。’于是，日人就用俄語跟個子看守了幾句話，然后，對我點了點頭，，‘你這的年齡，應該上學，而不是當兵。’我，‘我想當兵，保家衛國。’然后又，‘你們日鬼子就侵略過我國，不知殺了我們多少人，搶了我們多少東西。如果我們都不參軍，不保家衛國，那我國人民就會再次成為你們的亡國奴，被你們任意槍殺。’日人聽著這話，無奈地搖了搖頭。

    這時，又一個外國人用中國話對我，‘我是法新社的記者，我想問你，你們跟蘇聯人對抗，不怕他們有原子彈？’我，‘他們有原子彈，可我們有用**思想武裝的精神原子彈，威力要比他們的原子彈大得多。’

    接著，又有人問我，‘你是怎樣被蘇軍俘虜的？’我一聽這話，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話，就把頭朝被子里一鉆，把頭蒙了起來。

    等記者們離開后，個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對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國話對我，‘你叫袁國孝？’我搖了搖頭，用英語對他，，‘不，我叫李道致。’因為我在學校時學過幾句英語。個子蘇軍點了點頭，，‘喔，你叫李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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