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頭山位于京北市西約8公里，屬于京北市與鄰省交界的地帶。

    徐行二當法醫二十多年了，經手大案件無數，京北市周邊早已跑遍，閆儒玉和吳錯倒是第一次去牛頭山，徐行二就給兩人當起了導游，還講起了從前在牛頭山破過的案子。

    “94年那起無頭案你們聽過嗎？”徐行二道。

    吳錯搖了搖頭，94年那會兒他應該正在上幼兒園大班。

    倒是閆儒玉一邊開車一邊道：“牛家三兄弟被殺，兇手殺人后把人頭砍下來煮熟，帶到林子里喂野狗，是嗎？”

    “這得有多大的仇啊？！”吳錯道。

    徐行二點點頭，“那會兒我剛參加工作，師傅帶著我去現場，我對那個案子印象可太深了，慘啊！三兄弟晚上湊在瓜地窩棚里，一邊看瓜一邊打牌，第二天中午，老大媳婦覺得不對勁兒，怎么這時候還不回來？去地里一看，三個人死了，整個窩棚都讓血染紅了，三顆人頭都不見了。”

    “后來呢？兇手是誰？”吳錯問道。

    “兇手是同村的一對父子，父親將近4歲，兒子也快了。因為他們是外來戶，且兩人都是啞巴，總是受牛姓人家的排擠欺負，尤其是被殺的牛家三兄弟，這三人平時可以以欺負啞巴父子為樂，所以才慘遭殺害。”

    吳錯不由咂舌，“牛頭山地方不大，一出事就是大事啊，年前三兄弟被殺，現在又是一家*****想想就瘆得慌。”

    “人民公仆還怕這個？”閆儒玉撇撇嘴，又在后視鏡里對吳行二道：“當年牛家三兄弟的案子我只是略有耳聞，具體的情況卻不清楚……”

    “你是想問破案經過？”徐行二道。

    這下，閆儒玉和吳錯一起點頭，就像兩個警校學生。

    “年前不像現在，那時候沒有這么多先進的刑偵手段，像DNA檢測啦，監控攝像啦，都沒有。通過尸檢，我們發現尸體頸部的刀傷很長，傷口明顯一側深，一側淺，且有兩處刀傷帶有拐彎。”

    “拐彎？”

    “這個沒法具體描述，總之就是和一般的刀傷不一樣，你要知道兇器是鐮刀就明白了。”

    “鐮刀……”吳錯伸手比劃了幾下，就像手里真的拿著鐮刀似的。

    “因為鐮刀是7字形的，會形成特有的一側深一側淺的傷口，而且能在頸部留下半環狀的傷口——也就是所謂能拐彎的傷口。”閆儒玉解釋道。

    “不錯，就是這個意思，”徐行二繼續道：“另外，我們在現場——也就是牛家的西瓜地發現了幾枚比較清晰的腳印，還有瓜秧被踩壞的痕跡，通過腳印我們確定兇手是兩個人。

    還原了兇手進入和離開現場的路線后，我們發現兇手是從牛頭山村方向來到現場的，殺害牛家三兄弟以后，又向著牛頭山村方向離開，由此推斷兇手很可能是村人。”

    “同村？那嫌疑人范圍就縮了不少。”吳錯道。

    “是這么，但兇手下手特別干凈利索，始終沒找到直接證據，而且三顆人頭也一直沒找到。像這種大案，上面限制了破案時間，我師傅急得起了一嘴大水泡。

    當地派出所也著急，組織村民配合調查，讓我們挨家挨戶地檢查鐮刀，一遍排查下來，幾個與牛家三兄弟交惡的人卻都排除了嫌疑。

    啞巴父子也在我們的嫌疑人名單上，但啞巴家的鐮刀很舊，看起來好幾個月沒用，已經生了銹，就連刀柄的木頭都裂縫了，顯然不是兇器。

    案子沒有進展，我和師傅幾乎天天住在村里。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案發后的十三天，鄰村有集市，好多村民大清早就去趕集了，村民陸續回來的時候，有人買了一把新鐮刀。

    這倒是讓我們受了啟發，我和師傅就趕到集市，找賣農具的打聽——那會兒實在是沒辦法了，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我們給賣農具的看了幾組嫌疑人照片，問他這些人里有沒有最近買過鐮刀的，你猜這么著？賣農具的老大爺一下子就把啞巴指了出來。

    老大爺那大概是幾個月前，兩個啞巴從他這兒買走了兩把鐮刀，當時啞巴搶著拎東西，生怕他爸累著，特別孝順，老伯還在心里想：這么好的孩子是個啞巴，可惜了！所以印象比較深。

    有了這條線索，啞巴父子瞬間成了重點懷疑對象，他們也察覺到了異樣，開始裝聾作啞——你們別笑，我這形容還是很貼切的，原我們還能憑手勢簡單交流，可是一比劃買鐮刀的事兒，他們要么干脆看不懂，要么胡亂比劃一通。為這個案子還專門從市里找來一位手語老師，可人家愣耍賴，老師也沒轍。

    雖然交流上出了障礙，但兩人的態度更讓我們確信，兇手就是他們！”

    “可是沒證據啊，”吳錯道：“兇器沒找到，現場痕跡也不是直接證據，沒法定罪啊。”

    徐行二點頭繼續道：“的確是難，不過一處細節還是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什么細節？”

    “有一天晚上睡不著，我躺在床上，腦子里不自覺地過起了跟啞巴父子打交道的畫面，我就想起來，第一次去他們家的時候，啞巴正蹲在院子里刷鍋，那是一口挺大的鐵鍋，當時正好是飯點兒，誰也沒留意，可是一琢磨就覺得不對勁兒了，兩個人有必要用這么大一口鍋嗎？

    更重要的是，鍋里沾了一層油，就是那種發白的動物油脂，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進屋的時候父子倆才剛吃過飯，碗還沒收呢，兩人的飯菜要多清淡有多清淡，一點油水都沒有。

    我想到一個可怕的情況：人頭可能被煮了。”

    徐行二講述得抑揚頓挫，吳錯后背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大概是想調整氣氛，他打開了車載收音機。某男科醫院廣告突兀地在車里響起，吳錯只得尷尬地又將收音機關上。

    正開車的閆儒玉沒繃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吳錯直接忽略，一正經地問徐行二道：“可還是沒證據啊。”

    “那時候的農村沒有下水道，夏天洗衣服、洗鍋的臟水就直接潑在院子里，我和師傅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將啞巴家的院子翻了個遍，你別，就在啞巴家經常潑臟水的地方，還真讓我們找到了三塊特別的骨頭渣。”

    徐行二拿兩根指頭捏著一道縫比劃道：“就這么大點兒。那會兒的技術不比現在，別DNA鑒定了，就是想確認這骨頭是人的還是動物的都難。

    案子就此成了懸案，案宗、三塊碎骨，還有死者的DNA檢材部保存了起來，直到我師傅退休那天，市里引進新技術，建了國第一個DNA檢測實驗室，師傅將舊案的材料送檢，確認三塊骨渣與三名死者中兩人的DNA匹配。

    時隔整整14年，懸案終于告破，證據鏈完整，啞巴父子歸案，兇手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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