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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傳聞是張文祥“為天地會復仇”說。
傳聞說，張文祥曾經(jīng)是湘軍鮑超部下。鮑超是有名的湘軍將領，其部號稱“霆字營”，為湘軍主力，不過軍紀敗壞，經(jīng)常公然掠奪地方民眾，號稱“所過殘滅如項羽”。張文祥加入霆字營后，由于作戰(zhàn)勇猛，受到鮑超賞識，被提拔為新兵營哨官。當時湘軍內部時興結盟自保，不少人都是哥老會成員，霆字營也有哥老會組織，張文祥加入了哥老會，并成為一個小頭目。湘軍后期，霆字營受哥老會煽動，在湖北金口鬧餉，發(fā)生嘩變。張文祥趁亂逃到天目山，躲進一座寺廟里。剛好寺廟長老是天地會首領，以出家人的身份做掩護，指揮山下的天地會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張文祥知道真相后，加入了天地會。后來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在寧波、臺州大肆“剿匪”，捕殺了不少天地會成員。寺廟長老十分痛心，便委托張文祥殺馬新貽為天地會會友報仇。
這是第一個公然將刺馬案與湘軍聯(lián)系起來的傳聞，這是我認為比較靠譜的一個版本。
第四種傳聞是“洋教”說。
傳聞說，馬新貽在上海與小刀會作戰(zhàn)時受了傷，在董家渡醫(yī)院治療時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兩江總督后，與法國天主教江南教區(qū)的主教郎懷仁來往密切，關系極為特殊。安慶教案發(fā)生后，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到江寧同馬新貽交涉，馬新貽對羅淑亞極其友好，一切照法國人的要求辦理。事后，馬新貽與安徽巡撫英翰聯(lián)銜發(fā)布告示，極力宣揚天主教的善行，勸人維護外教，并勒石豎碑保衛(wèi)天主教。馬新貽又派兵保護在江寧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寧發(fā)生反洋教活動，組織者是提督陳國瑞。陳國瑞還得到了江蘇布政使梅啟照的暗中支持，幫助印刷了大量宣傳傳教士殘殺中國幼童的材料。馬新貽知道后十分生氣，派兵捉拿陳國瑞。陳國瑞逃離江寧，經(jīng)揚州到天津，參加了反洋教的活動，并得到了醇親王奕的支持。天津教案發(fā)生后，法國傳教士及駐華公使公開以武力威脅，要求懲辦陳國瑞，但由于醇親王的庇護，被軍機處敷衍過去。馬新貽被刺殺后，傳教士反應強烈，鎮(zhèn)江城里的傳教士還公然為他搞悼念活動。剛好張文祥供詞中有“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說法，又因為如沒有內線指引，張文祥根本就無法進入馬新貽由校場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槍林立之中，一刀殺了兩江總督大人。于是，江寧城中又流傳著是醇親王奕和陳國瑞指使張文祥刺殺了馬新貽。而更為離奇的是，陳國瑞后來被發(fā)往黑龍江齊齊哈爾當差，于光緒八年離奇死于黑龍江戍所，風傳他是被人殺死。
曾國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個大跟頭，與洋人有關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親王奕是恭親王奕?親弟，慈禧太后親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廣結八旗子弟，整頓神機營，隱有制約湘、淮兩軍的用意，是個絕對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對于這個版本的故事，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種傳聞是“督撫不和”說。
傳聞說，是江蘇巡撫丁日昌花三千兩銀子買通張文祥，謀殺了馬新貽。
江蘇巡撫為兩江總督下屬，管轄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四府和太倉直隸州，駐在蘇州。之前，太湖水師哨勇徐有得、劉步標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蘇州看病。當晚，徐有得、劉步標二人閑逛妓院，剛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范貴等人。雙方因為爭奪一名美貌妓女起了沖突，打起架來。剛好蘇州親兵營游擊薛蔭榜帶兵巡夜，將滋事的雙方都抓了起來，各打四十軍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氣，結果又被加打了四十軍棍。這件事就此了結。
不料四天后，徐有得傷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鬧大了。江蘇巡撫丁日昌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動上奏，自請議處。此時他還不知道當天晚上在妓院參與打架的還有自己的兒子丁蕙蘅（時為候補道員）和侄子丁繼祖，后來知道事情經(jīng)過后，后悔莫及，但也無可奈何。
朝廷將案件交給了兩江總督馬新貽處理。馬新貽接案后，倒也十分認真地秉公處理，但丁蕙蘅始終不肯來江寧投案，派人前去傳喚，丁日昌則推托說兒子夜里越墻逃匿，不知去向。而實際上，許多人親眼見到丁蕙蘅在巡撫衙門進進出出，毫無顧忌。這期間，丁日昌多次向馬新貽請托，希望他高抬貴手。馬新貽認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視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國藩親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從這個時候，“督撫不和”的故事開始廣為流傳。
由于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將近一年也無法結案。馬新貽十分惱怒，決定強行結案，將丁炳、薛蔭榜、丁蕙蘅、丁繼祖等人都處以革職，并判出款一萬兩白銀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著父親是江蘇巡撫，堅持不肯歸案，馬新貽也有辦法處理，上奏請交朝廷議處。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后，馬新貽遇刺。最可疑的是，馬新貽遇刺當天的閱射，按照慣例總督和巡撫都要參加，但江蘇巡撫丁日昌卻并未到場。他已經(jīng)在刺馬案發(fā)生前夕自蘇州趕赴天津。
不過，丁日昌趕赴天津卻是奉旨所為。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國上下痛罵，曾國藩感到難以支撐，便上奏請求另派大臣赴津協(xié)同辦案。于是清廷選中了有“洋務能員”之稱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諭令命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辦理教案，因其路遠，難以速至，又命工部尚書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諭令后，沒有立即趕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當時，從蘇州到達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說，丁日昌是在馬新貽遇刺前十天就離開了蘇州，并且剛好在刺馬案發(fā)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達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隸督署，與曾國藩密談良久。正是在當天，江寧大雨，馬新貽閱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寧的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于回府衙的路上的時候，在天津，曾國藩正趕去回訪丁日昌，秘密交談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馬新貽因傷勢過重而死時，曾國藩正在午睡，還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心情是“心不能靜”。丁日昌隨后趕到直隸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談，直到深夜。
刺馬案后，丁日昌一直滯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的上諭到達。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殘民媚外”，備受中外抨擊，回任兩江總督能夠將他從泥潭中拉出來，絕對是一件好事。但曾國藩與心腹反復商議后，決定以身體多病為理由，固辭兩江總督。不料朝廷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有病也必須去兩江。
此時，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總督馬新貽被刺與江蘇巡撫丁日昌有關，說：“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托不行，致有此變。”還說，“聞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聞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時皆相顧嘆息，及向根詢，則皆畏累不敢盡言。臣思陜西僻在西隅已有所聞，江南必有確實公論，屬吏或難兼采，京師相距較近，亦必有所傳聞。”連京官都這么說，可見“督撫不和”的傳言流傳很廣，絕非一日之功。
丁日昌在馬新貽遇刺前離開十分可疑。王家璧為此再次上奏說：“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矯飾傾險小人，江南大小官員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獨指該撫之子，難保盡出無因。或其子妄為而該撫不知，抑或與知而乘其駛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難懸揣。”一針見血地指出丁日昌趕赴天津是有意要避開嫌疑。
盡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jù)，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xiàn)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后，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fā)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盡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面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嘆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tài)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fā)。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后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于內署的簽押房——這里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打開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張紙，上面別無一字，只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后，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jīng)不知去向。
日復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jié)，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為天地會復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jié)更是復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于“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么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么？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只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
關于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復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么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后，她終于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咽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里糊涂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終于發(fā)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shù)淖嘟Y，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復”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xiàn)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離馬新貽刺殺的日期--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整整過了半年之后，曾國藩奉旨監(jiān)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凌遲處死，并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鉤，交給劊子手作行刑之用。凌遲重刑，數(shù)十年難得一見，有人說只“扎八刀”，有點臠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說要用“魚鱗剮”，一片片細切。而張文祥則是介乎其間，用定制的鉤子紮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鉤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后發(fā)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并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于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刺馬案久審不能結案，刺客供詞閃爍，主審官員含糊其辭，前后審案官員多達五十余人，每次奏結均疑點重重，無法自圓其說。所以一時流言紛紛，各種傳聞迭起，飛短流長，更使得案情撲朔迷離。當年袁世凱年僅十五歲，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參與會審的嗣父袁保慶（本為袁世凱叔父，袁世凱被過繼給他為子）探詢。
本書收有關此案的書兩種。一是平江不肖生的《刺馬詳情》選自他的名著《江湖奇?zhèn)b傳》。據(jù)平江不肖生說，他對本案的詳情，是從鄭敦謹?shù)呐隹谥兴谩６嵍刂數(shù)呐觯瑒t在鄭敦謹審問張文祥時，在屏風后面偷聽到的。其真實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讀來娓娓動聽，合情合理。讀者不僅可以借以知道刺馬案的詳情，還可同時知道火燒紅蓮寺的來龍去脈，真是一舉兩得。
另一種是佚名著《張文祥刺馬》，所述與平江不肖生的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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